王东宾 | 望长城内外：抗日战争之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望长城内外：抗日战争之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从张家口/张北抗战说起

王东宾

编者按：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关于抗战之功(过)问题(国际/国内)的讨论与争论再度激烈。本文是从张家口/张北一隅之抗战管窥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在长城一线在张北、张家口地区展开系列较量。1937年全面抗战后，晋察冀边区又在此开辟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于此积累的抗日力量，使得1945年8月14日与解放张北的苏蒙联军率先会师。尔后，因受制于雅尔塔体系，苏蒙联军止步于坝顶长城一线，近在咫尺的张家口只能由我军独力解放。如此一来，张家口/张北虽然仅为抗战之一隅，却是从微观层面思考抗战的国际国内意义的最佳对象。本文是对基于军事统计学战术视角论抗战功过(国际/国内)的一个初步回应。客观认识军事统计数据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要，然而，过分强调或依赖这一视角，则会阻碍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抗战对于中华民族与世界的意义。本文的回应路径并非以更抽象地宏大论述消释功过论和世界格局论中的问题，而是转向从中间地带的战争实践(微观战例与战史)来叙述，从具体的战争实践理解中国抗战的民族与世界意义。爱波斯坦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使它的四亿五千万人民脱离了作为地图上某处一群无人知晓的‘乌合之众’的状态。这些事情，和中国以前历史上的所有事件相比，更加使中国接近于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这样的视角引导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跨度内理解这场战争，理解中国，理解人民。最充分的表达莫过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镌刻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谨以此文向人民战士与烈士致敬!

本文是从张家口/张北抗战管窥抗日战争之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关于抗战之功(过)问题的讨论与争论再度激烈。这种讨论又分为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与作用;二是中国抗战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与作用。国内层面，问题则主要是国/共、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贡献与作用。

这些争论的问题包括:抗日战争是否是苏日(及美)争夺远东的结果?或者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支队，贡献无法与苏美英相提并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谁的作用大?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用孰大孰小?

这些争论大体上都是基于军事统计学的战术视角，有一定意义，但显然无法充分理解从以半殖民地地位跻身作为反法西斯四大盟国的中国的抗战之于自身与世界的意义。

张家口/张北虽然仅为抗战之一隅，但这一地区又具有特殊性。张北位于长城黑风口以北，北控察北大草原，南屏张家口，战略地位重要，故日军于1934年、1935年两次挑起“张北事件”。察哈尔省[1]是汉蒙共居的省份，张家口是省会。九一八事变后，察哈尔首当其冲，成为对抗日本的前沿。因此抗战经历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段，在晋察冀边区各根据地中时间最长、最为独特。张家口市有8年是伪“蒙疆政府”的“首都”，情况尤其复杂。[2]

而且，张家口也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省份城市，晋察冀边区政府与军区司令部由保定阜平迁至张家口，这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之一，被人们誉为“第二延安”。

最关键的是，1945年8月8日、10日苏联、蒙古分别对日宣战后，由内蒙古入境，对日军实施了“独立的袭击式战役”，于8月14日解放张北，并很快给共产党平北军分区武装。尔后，受制于雅尔塔协议，苏蒙联军止步于坝顶长城一线，使得共产党平北军分区独力解放张家口。因此，这两地的解放又极为密切地二战世界格局相关联。

基于上述因素，张北/张家口抗战是从微观层面思考中国抗战的民族与世界意义的极好案例。

一、长城——国际格局中的政治军事坐标

1张北与张家口的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立即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部署，汉蒙交界的察哈尔成为重点区域。1931年至1937年间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地区各种事件纷至沓来，沿长城一线成为局部抗战的主要地区。

1932年3月，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甫任察哈尔省主席。不久，日军攻陷热河，直逼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取得喜峰口大捷，“大刀队”闻名中外。长城抗战三个月，日军与二十九军各伤亡5000余人，但日军始终未能突破二十九军防线。随后，日军突破三十二军商震防线，二十九军奉命向通州转移。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出入地区。

5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邹春生等到张家口，组成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柯庆施任1933年5月27日，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组织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八万余人)。共产党人张慕陶、宣侠父、尹心田担任了重要工作。从6月20日起，展开北征军事行动，吉鸿昌部将察北四县收复。但蒋介石随后调集十万余人，并与日军合作，将同盟军击溃、瓦解。冯玉祥于8月不得不宣布下野。中共河北前委由张家口撤到张北，一同撤退的部队有吉鸿昌所部、孙良诚、方振武部共15000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柯庆施、许权中、宣侠父、张慕陶、吉鸿昌、刘振远、柳青庭七人为前委，吉鸿昌任总指挥。但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日军阻击下，10月同盟军完全失败。1934年10月，蒋介石到张家口视察，安抚西北军。

紧接着，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结束于12月7日，中国政府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省的旅行自由，不检查携带物品;以长城为伪满“国界”。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5年5月31日，6月18日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由秦德纯代理。6月27日，签订《秦土协定》，议定：长城以北六县为非军事区，宋哲元部撤入长城以内。8月5日，在张家口签订《松井源之助-张允荣协定》，议定二十军撤出口北六县后，长城以北由蒙人保安队、长城以南由汉人保安队维持治安(即划定治安线)。[3]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束，自此长城以北中国没有正规军事力量。

至同年12月，关东军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勾结，伪蒙古军李守信部侵占口北六县，在张北县建立伪蒙政府。

“七七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二十九军的骑兵十三旅出兵长城外，击溃日伪军一个师，并收复崇礼县城。然至8月27日日军即攻占张家口。[4]日本将该地区(蒙疆地区)作为“羊毛、煤炭、兽皮等重要物资的宝库”，且是“东亚共荣圈内唯一的畜产资源供应地”，对该地区实施了残酷的经济掠夺。[5]

随后不久，扶持于品卿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辖万全、宣化、龙关、赤城、怀来、延庆等县)、夏忝伪“晋北自治政府”(辖大同、阳高、天镇等县市)、李守信伪“蒙古军政府”(辖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等县旗)，11月22日，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德王被任命为“总务委员长”，以协调三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1939年9月1日，三个伪政权正是合并，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为“政府主席”，张家口为“首都”，下辖85市、县、旗，伪蒙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作为镇压抗日力量的傀儡政权存在，在平北根据地建立后，对根据地实施了五次“施政跃进”运动(1941年初;1941年8月23日;1942年1月初;1943年3月末;1944年5月)。

1937年10月，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部分人员以五台山为根据地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月，成立晋察冀军区。1939年8月，做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决策，在张家口与张北地区逐步开辟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抗日力量重回长城一线。

以23名干部组成平北工作委员会，第9团8连和30多名游击队员组成平北游击大队，以此为起点，至1945年发展成为解放张家口的人民武装力量。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后，平北地委和军分区提出“东西并重”的发展战略，向东深入伪满洲国境内，并为开辟东北做准备;向西深入张北地区，开辟新区，以期包围张家口。[6]为迅速开辟察蒙新区，先成立张北县委，由柴书林率领一个六七十人的骑兵小分队，进到张北、崇礼之间坝顶一线。[7]这支部队成为最早与苏蒙联军会师的抗日力量。

2张北/张家口的解放

1945年8月8日、10日，苏联和蒙古分别对日宣战，发起远东战役。战役主攻方向是我国东北地区，两个辅助进攻之一就是向内蒙-张北的进攻。张北的解放过程大体如下：苏蒙联军越过中蒙边境，连克二连浩特(11日)、德化(13日)，向张北进军，于14日晚占领张北县城。8月14日，平北察蒙骑兵支队副支队长吴广义最先在张北公会镇与苏蒙联军取得联系。[8]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中午，苏蒙联军向我方移交张北县城(主要是行政管理权)。

张家口的解放过程大体如下：16日，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9]、政委段苏权率领平北主力部队10团、40团和教导大队，向张家口逼近。17日，达到离张家口15公里(东)处的青边口堡，先头部队至约10公里处的羊房堡。但日伪军拒绝向共产党部队投降。8月20日晨，平北主力部队在段苏权率领下，开始向张家口进攻。23日，解放张家口市区，并向全国人民宣告张家口的解放。

故而，张北由苏蒙联军解放，我军接收，张家口由我军独力解放。饶有意思之处在于苏中商谈协同作战问题的“长城问题”。

“长城”的位置问题成了关键问题，当时联络的人因不知道雅尔塔协议，并不十分理解。根据最早到张北与苏蒙联军联络的柴书林等人回忆，当时接到上级指令大意为：“告诉苏军，张北的坝顶不是长城，南口才是长城，要我军配合苏军拿下张家口，并向苏军提供敌情材料和地形资料，促其火速南下”。但与苏军商谈时，苏军坚持认为坝顶就是长城。

16日平北军分区司令詹大南奉聂荣臻自延安发来的命令，赶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联络，并于18日拂晓抵达。19日基本解除苏方疑虑和误会后，开始商谈协同作战问题，商定：“8月20日协同攻打张家口，我军在东、南两面配合进攻，排以上单位用红旗联络”。并电告率领平北主力部队等待进攻张家口的段苏权政委，当日，晋察冀军区将此情况向延安汇报。[10]詹大南建议绕开日军重兵驻防的狼窝沟[11]一线，迂回进攻张家口，但未被采纳。

然而，20日苏蒙联军向狼窝沟发起更大规模攻击，并于22日结束战斗后，并未向张家口追击进攻，而是在狼窝沟一线就地驻扎，停止前进。

20日我军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后，即占领市区河东全部，21日段苏权向詹大南电告，因始终不见苏军动作，20日当日我军暂时撤出市区，等待苏军进展情况。詹大南回电，22日按原计划继续进攻市区，遂于23日解放张家口。[12]

詹大南回忆说，24日他由张北返回张家口时，“从张北县城到狼窝沟有25里路程，一路上看到苏军来来往往，但一过万全坝(外长城)，就再也看不到苏蒙联军的影子了”。[13]直至回国时，苏蒙联军止步于坝顶野狐岭一线，从未在外长城以南驻扎过，狼窝沟一役成为苏蒙联军的“最后一仗”。在此最后一仗中，联军司令员扎哈罗夫中将曾邀请柴书林等人到张北县城南城楼“看打仗”。

24日中午，苏军派库兹尼卓夫上校从张北到张家口祝贺。会谈中解释了未能攻打张家口的原因，受制于雅尔塔协议，上级规定部队向南不能越过外长城。[14]这也是詹大南迂回进攻的建议未必采纳的原因。至此，谜底揭开。

尽管张北方向的进攻属于辅助进攻，但由于主攻方向东北地区抗日民主力量相对薄弱。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行政委员会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唯一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的军事力量与苏蒙联军在张北一线会师，意义重大。因此，在张北进行的双方会谈均是在延安和晋察冀军区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不经意间，张北成为中国抗战力量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力量的会师点。

以长城为坐标，世界格局中的中间地带已经若隐若现。

二、“奇怪的亚洲”

张北/张家口解放过程的不同，反映出二战时远东解放的特殊性。欧洲战场，苏联和盟军的“铁犁”从东西两线推进，会师于柏林，因意识形态问题战后迅速形成“铁幕”。远东战场显然不同，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进攻关东军主力。但与欧洲战场直接占领不同，按雅尔塔协议的主旨，美苏做法在于震慑日本促其尽快投降，因此，至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大片敌后战场(日占区)等待受降。与一战不同，一战结束后，主要议题之一是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以致于中国虽然作为战胜国，仍不得不接受德国在不胶州湾及山东殖民利益倒手日本，这在二战后显然不可能。

如此殊异的格局，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尽管从毙敌伤亡等战术统计和进攻法西斯解放他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无法与其他三巨头相提并论，以致于雅尔塔会议时要牺牲中国领域主权来征得苏联出兵，然而不论如何不能否认中国的抗战已经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赢得了自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空间。在雅尔塔协议所界定的世界格局中，已经孕育着需要中间地带，带来了世界体系边缘地区国家建构的战略空间与时间。[15]换言之，中国抗战贡献的意义不产生于与美苏英三巨头的对比，而来自于远东自主性与主体性的孕育与生长。但因意识形态和大国较量等问题，这种空间又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要依靠武装斗争来实现。

正因如此，才出现长城外“城头观战”与长城外“武装解放”的场景交汇。也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爱波斯坦说的亚洲的“奇怪的事情”：“日本刚一投降，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在东亚发生”，即“解放者”迅速与日伪、日本傀儡乃至日军合作，组成新联盟，镇压抗日力量。[16]中国亦同样如此。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5日日本即宣布投降。然而“最后一战”却并未随之结束，例如高邮的武装解放是在1945年12月底，原因在于日军拒绝向共产党武装投降。

8月18日，平北军分区代表曾到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部宣读朱德总司令的受降命令，但次之根据冈村宁次的命令拒绝受降。8月20日至23日解放张家口的战斗共毙伤俘日军200余人、伪军2000余人，从仓库中查获轻重机枪10000多支(挺)，子弹500万发，大炮50余门，炮弹8万余发。新成立的晋察冀干训队又从战场搜集到火炮52门，炮弹10万余发，物资大批，活捉伪蒙疆政府主席于品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17]

8月23日武装收复市区后，宣化、怀来等地的日伪，仍然拒不投降，很多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于是平北部队于9月2日至10月14日之间，先后武装收复宣化、怀安、兴和、新保安、延庆、赤城，至此平北地区全部解放。

其他许多地区也与此类似。这就是为什么日军投降后还有许多需要武装解放的地区。河北辛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文礼谈到这个问题，认为“现在有些人说，反正当时日本人都已经投降了，八路军、游击队为什么还要出击?他们这是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他回忆说，“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日本兵坐火车走了，附近的伪军也聚集到石德铁路沿线，等着撤退。不同于解放区、大后方欢天喜地的庆祝场景，我们家却被撤退的伪军洗劫一空。”当时待逃的伪军在铁路沿线待了七天七夜，“蜂拥而至的伪军把各村所有的猪、羊、粮食都吃了个一干二净，连我们家才养到半大的猪也没放过，村里人都吓得跑到了邻村。明明鬼子已经投降了，中国的老百姓居然还要逃难、挨抢，八路军不打能行吗?”敌后战场的许多地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依然没有胜利的喜悦，原因就在于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18]即使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命”，宣布伪军和伪政府“合法”，对百姓而言，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于是，日本宣布投降时，李公朴等人就提出了新的问题。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彻夜未眠的李公朴写下了一首题为《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诗歌[19]：

不要狂欢，且慢骄傲，

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

它还要靠咱们大家努力，

抓紧时机共同创造。

八年来团结成了空口号，

中国的命运几乎不能保。

现在“胜利”总算被“等”到，

这八年的日子真难熬。

胜利的果实不能白白地送掉，

全国人民必须团结牢。

大家一齐来动手，

剥掉假民主的外套

……

今天为团结胜利与民主而歌，

却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

团结的障碍多得很，

民主的暗礁更不少。

我们要抓紧时机，

打定主意，

把民主和平高唱入云霄!

在李公朴看来，对中国而言，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远未完成。抗战时期，李公朴等人曾在晋察冀等地区考察半年多，并将那里称为“新中国的雏形”。1945年10月1日，李公朴在《联合三日刊》上发表文章《人民才是原子弹》。

而抗战及随后解放战争的实践说明，“新中国的雏形”的关键要素是人民，其塑造过程是抗战时期的人民战争。正如爱波斯坦总结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使它的四亿五千万人民脱离了作为地图上某处一群无人知晓的‘乌合之众’的状态。这些事情，和中国以前历史上的所有事件相比，更加使中国接近于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20]这种“接近”，却蕴含着无限的想象、探索与实践，并非使人，而是李公朴所言“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或毛泽东所言的“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

亦正是这种“接近”，透射出抗战和敌后战场之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21]

三、敌后战场与游击战

讨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应注意其在战争实践中的动态性，不宜抽象论之。爱波斯坦谈论抗日战争时，就喜欢把前两年抗战与之后的抗战分开讨论。在前两年几次大的会战结束后，战争逐步转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防御特征凸显，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敌后战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敌后战场隐含着战略意义上的“进攻”内涵。1937年10月，全面抗战刚一开始，聂荣臻即率领115师部分人员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游击战是敌后战场斗争的主要方式，讨论敌后战场，绕不开游击战问题。对此，爱波斯坦有十分精彩的描述。

1944年爱波斯坦作为外国记者团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下的晋西晋北地区时，在长达7周的访问中，其中有17天进入了敌占区，行程300英里，爱波斯坦对该行程有十分精彩的描述。[22]

从防御角度来看，爱波斯坦一行有两次被人追踪，一次相距十英里，一次相距仅仅一英里。其中有两个晚上，宿营的村子全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然而民众对其实施了“反封锁”，在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置了大量的陷阱和狙击手掩体，这样一来，除非有外部的强大增援部队扫清道路，否则碉堡里面的敌人根本不敢出来作战。而一小时步行里程的范围内，竖立着伟人像和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的标语，均在碉堡的视线范围内。

这样的“反封锁”有利于防止敌人的保护，因为据点本身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5500名日军、3820名伪军分布在110个据点中)，实施报复必须是由更高层次部门作出的战略决策。

从进攻的角度来看，护送爱波斯坦的八路军联合当地民兵、游击队，在24小时内先后拔除必经的封锁线上的据点。“拔除据点”的战术决策可能是临时的，但潜在的准备是长期的。

在爱波斯坦看来，八路军之所以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密切配合，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向游击队提供消息。指挥员对每个据点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仅包括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甚至详细到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而大量的这类信息是由为敌人服务的仆人、伙夫、挑水夫和小贩们等人员提供的。

爱波斯坦观察到，在游击战中，军队(正规军)和人民之间建立了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成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这种军民关系的实践结果就是根据地的发展问题，聂荣臻总结为“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毛泽东称之为“波浪式的发展”，核心恰恰在于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即“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

爱波斯坦在考察途中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这并非虚言。

例如，平北骑兵支队在拔出张北地区最大的据点——驿马图据点时，就动员了“党政军民，县、区、乡、村，上下左右齐动手”，把情况摸准、摸透、摸细，在不具备强攻力量的条件下，动员敌伪人员家属，以攻心战配以佯攻，拔下据点。拔除张北驿马图据点之后，张北县委、抗日政府正式公开，同时骑兵大队扩建为三个连一个排。[23]

游击战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局面，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员资源，包括妇女儿童。[24]1943年春，平北根据地龙延怀三区区委书记王平组织了南山堡儿童团，推选的团长就是时年14岁的董存瑞。

爱波斯坦观察到，“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如果把野战炮看做象征技术革命，游击战体现的动员能力则首先是一种社会革命。“游击队-正规军”之间、“军队-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体，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互动，其中就孕育着更为深刻、丰满的现代性。

值得注意的是，平北根据地的张北地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三师的发源地。1941年5月，平北军分区游击一支队的二、三中队，攻克崇礼县狮子沟据点，击毙指挥官渡边等人，俘获伪警察署长王廷普以下30多人，缴获步枪30多支，战马40多匹。12月，平北军分区决定，在40团骑兵一连的基础上，组建骑兵大队。[25]张家口解放时，缴获军马数千匹，利用这批军马和物资，骑兵部队进一步扩编，平北根据地(张北)骑兵大队最终发展出人民解放军骑兵三师。

卡尔•施密特在讨论游击战时，援引了克劳塞维茨1809年作为“不知名的军人”从柯尼斯堡给费希特这位着名的哲学家的信，在信中，克劳塞维茨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学过分信赖古希腊罗马，如今，人们靠激发个人力量所赢得的，远远多于以人为形式所得”，“新的武器和民众全然符合这个原则，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个人在近战中的英勇，‘尤其当一个民族在打一切战争中最美的战争、即在自己的田野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时候’”。[26]

四、小结

本文是对基于军事统计学战术视角抗战功过(国际/国内)的一个初步回应。客观认识军事统计数据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中国抗战时的落后状态与差距，知耻后勇。然而，过分强调或依赖这一视角，则会阻碍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抗战对于中华民族与世界的意义。中国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也是二战盟国四大国中唯一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出现民族独立自主战略空间的中间地带，不能否认中国抗战的贡献。

本文的回应路径并非以更抽象地宏大论述消释功过论和世界格局论中的问题，而是转向从中间地带的战争实践(微观战例与战史)来叙述，从战争的具体实践理解中国抗战的民族与世界意义。这样做，需要大量详尽、细致、深入的研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

张北与张家口，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两座城市，却因相隔长城一线，却在几乎同时的几天内，出现了“城头观战”与“独力解放”这样截然不同的场景。之所以出现如此场景，既与中国的抗战实践有关，又与以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秩序格局有关。我们会发现一旦转向这样的视角，在微观之处视野却豁然开朗，中国抗战在世界体系中的贡献与意义亦更加充盈。

更重要的是，转向这样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抗战之与人民如此息息相关(“牺牲”而非“损失”)，这样引导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跨度内理解这场战争，理解中国，理解人民。最充分的表达莫过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镌刻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向人民战士与烈士致敬!

[1]当时，察哈尔省是下辖16个县和锡林郭勒盟的汉蒙共居的省份。

[2]安俊杰：察哈尔抗战的来龙去脉，《张家口日报》2015-9-2第7版

[3]张北政协宣教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张北县，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156-157页

[4]刘汝明：七七事变及张家口战役，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32-40页

[5]段苏权：平北军民同日本蒙疆驻屯军和伪蒙疆政权的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3页

[6]段苏权：平北军民同日本蒙疆驻屯军和伪蒙疆政权的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27页

[7]张、崇之间的坝顶地区，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天路”一带，是一条长约百余里、宽约二三十里的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长小衫区。柴书林：坝上轻骑横扫残敌——记察蒙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百天，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77-83页

[8]因苏蒙联军进入中国后，敌伪冒充八路军与之联络，并进行突袭。14日，骑兵支队与之联系后，即被收缴枪支、电台。尽管16日张北县城已移交我军接管，18日詹大南到张北之后，亦被解除武装，直到当日晚转来朱德总司令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贺电，19日与苏蒙联军进行了实质接洽。据此判断，16日移交张北县城时，不包含军事管理权。

[9]当日晚，即奉聂荣臻之命前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联络，18日早到达张北。

[10]晋察冀军区向延安电报詹大南与苏军联络情况，“十二分区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合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三路进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陈中日记》，转引自李志亮、武宏：苏蒙联军对日军的狼窝沟之战，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120页

[11]狼窝沟位于张北县城正南十五公里、张家口西北三十公里处，是黑风口西侧野狐岭下的一个小村。1939年秋天起，日军在野狐岭一线部署对苏防御作战准备。至1945年，沿坝顶修了总长约300公里、点线结合环形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200多座，并以明暗交替的战壕、交通沟相连，阵地前沿挖了宽五米、深四米的战防壕沟(反坦克壕)，部署铁丝网、雷区。狼窝沟是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希望据此阻止苏军南下。为纪念此役中牺牲的苏蒙烈士(苏军54人、蒙军6人)，特别修建了苏蒙烈士纪念碑。

[12]肖泽泉、柴书林：与苏蒙联军会师——记我军接收张北前后;柴书林：“最后一仗”旁观记。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111-132页

[13]詹大南：与苏蒙联军在张北联络的经过，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89页

[14]詹大南、段苏权的回忆中均说了此事。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90、121页

[15]这种空间的有限性和时机的短暂性，参见Alice Amsden：Escape from Empire

[16]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陈瑶华、谢念非、于尔辰、陈亮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2页。

[17]段苏权：平北军民同日本蒙疆驻屯军和伪蒙疆政权的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28页

[18]跨越70年的记忆：我的胜利日，《河北日报》2015年9月1日第05版

[19]李公朴女儿张国男的回忆，参见跨越70年的记忆：我的胜利日，《河北日报》2015年9月1日第05版

[20]爱波斯坦，1987，第9页。

[21]更深入理解这一点，请参见崔之元：西柏坡与后现代，http://www.guancha.cn/CuiZhiYuan/2012_02_06_65185.shtml

[22]伊斯雷尔•爱波斯坦：《爱波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16-221页

[23]柴书林：坝上轻骑横扫残敌——记察蒙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百天，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77-83页

[24]跨越70年的记忆：我的胜利日，《河北日报》2015年9月1日第05版由于当时年纪尚小，谢忠厚只记得亲见的两次战斗，其中一次非常激烈，日本人打死了不少八路军的“学生兵”，自己也伤亡惨重。至今，谢忠厚仍清楚记得，在那次战斗之后，他和二哥跑出去捡日军遗落的子弹壳和罐头皮，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知道，“这是为了交给八路军打鬼子。”

[25]钟辉琨：回忆开辟坝上地区的抗日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57-58页

[26]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