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兰台：《论持久战》在日本的传播和巨大影响

蒋百里先生是1938年11月去世的，他的作品在生前身后都没有在日本发表过，这自然包括他这年的1月刚发表的《速决与持久》，也与日本读者缘悭。但这并不表示，日本方面对中国顶级军事家的着述就毫不上心，这年8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甫一发表，就被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以惊人的速度介绍到了日本，同年9月《论持久战》日文版在《改造》杂志10月号上全文登出;紧接着，11月号又登出了毛的另一篇雄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时标题改作《抗日游击战论》)。

1.日文版最早，被禁发行

《改造》是一份由日本改造社创刊于1919年的带左翼社会主义倾向的杂志，曾先后邀请过爱因斯坦、罗素和肖伯纳访问日本。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军部进一步收紧新闻政策，《改造》于1944年被勒令废刊;46年复刊，但在美军占领后、围剿左翼的白色恐怖的重重压迫下，于1955年再次废刊。而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改造》是日本综合杂志的两大重镇之一(另一为《中央公论》)，充当意见领袖们的争鸣舞台。根据《日本出版年鉴·1934年》，在三十年代形成的《创造》《中央公论》《文艺春秋》《日本评论》“四大杂志”的格局下，《创造》仍以拥有最大读者群而独占鳌头。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中文版最早是在1938年8月23日由上海《每日译报》和《导报》正式发表，9月又以“译报丛书”的名义出了单行本。[1] 而《论持久战》最早的外文译本，不是英文版，而是日文版，译者是增田涉，这一点在中文介绍中全没有提到过。增田涉是鲁迅的好友，鲁迅逝世后，增田主持了日本改造社推出的《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后任关西大学教授。《论持久战》英文版最早由上海租界的英文报《公正评论》发表，时间是1939年2月，比日文版晚了五个月。

“译者增田涉说，把毛泽东的着作译介到日本，或自《改造》杂志始。(「雑志改造の四十年」)。”[2] 其中情状，中文网上只有寥寥几篇文章中提到过，均系一笔带过，不得其详。吕康军提到《论持久战》“以惊人的速度流传国外，9月初日本《改造》杂志就全文刊登。1939年1月又有了毛泽东作了《序言》的英译本。”[3] 顾铮提到《改造》在“1938年的10月号与11月号刊出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论》。”[4] 许礼平提到左翼教授“河上肇在日本《改造》杂志上读到毛公《论持久战》日文译本，谓「毫无疑问，在日本没有一篇论文能对战争前景作出像《论持久战》这样清晰透彻的预见。」1938年得「奇书」：埃得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赋诗《天犹活此翁》：「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5]

2.日本当时的背景、及文章反响

关于《论持久战》在日文发表时日本的时代背景、反应和意义，子安宣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说：数年前他在国会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事实。当时，日本发表本国的知识界围绕‘支那事変’的意义和‘东亚共同体’进行论争的杂志，(突然)登载了胡适的「抗战的意义」(《文艺春秋》1938年1月号)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改造》1938年10月号，这期《改造》被禁止发行了，据说没有摆到店头去买，但在国会图书馆里可以查到)。胡适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国通过抗战实现了民族的统一;毛泽东则论证道，抗战的正义性质唤起了全民族的团结，因而中国必胜。”

子安说：“1938年，是日中战争开始后、国民在听到攻克南京的报道时发出举国欢腾的1937年12月的下一个年头，两份杂志传达出了这样的讯息：中华民族经历了那场战争，作为抗战主体并没有被摧垮的事实。应该说，杂志编者到了这个(风声鹤唳的)时期，尽管非常吃力，还是又一次显示出了他们的见识。可惜，他们播下的见识和努力的星火，即作为抗战主体的中华民族并没有被战争摧垮的事实，除了少数有见识的读者外，并没有引起日本一般知识分子的关注。(今天来看，)〈东亚共同体〉的鼓吹者们关于民族融和和合作以及超越近代民族主义的说教，完全游离于中国的战争现实，让人看出，他们不过是在为自身的行为作正当性辩护。关注中国通过抗战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只有共产国际分子尾崎秀实和亚洲主义者橘朴等几个精英，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全民的民族主义战线的，也只有少数人。”[6]

子安先生是日本思想史学会的前会长，经历过那场战争。《论持久战》对他的意义，是强化了他本人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看法：一是日本没有认识到，中国完全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异国”，只能求同存异，不能用暴力强行捆绑;二是两国“经热政冷”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日中战争这个“负的遗产”至今还没有得到清算;而这症结在于，日本人要么是没有觉察到远东的中心已经在向中国转移(power-shift)，要么是对此万分痛苦和担忧、而不愿承认。

米谷匡史(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说：“日中战争期间的「东亚共同体论」，主要是由《中央公论》和《改造》等当时拥有广泛读者的综合杂志在设置热议的环境，但并非只是表达日本的单方欲望，也会导入中国方面的观点，同时精心安排版面，使之呈现出互博的样态。代表性的事例，《改造》1938年11月号登载了蝋山政道的「东亚共同体的理论」的着名论文，这篇论文首开当时正流行的「东亚共同体」的理论言说，又在同期登载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论」、让有心的读者可在阅读中进行对比。《改造》不断地登载毛泽东的言论，在同年10月号出了「论持久战」，早先在37年的7月号，出了美国左派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的采访《毛泽东会见记》」，40年4月又出了毛与斯诺的对谈(时局増刊)等。”[7]

上述即是《论持久战》甫登陆日本时，其国内的舆论背景、对文章的反应和文章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说，尽管传播速度极快，时差仅一个月，也有河上肇等少数知识精英能够在读后体认到“日本没有一篇论文能对战争前景作出像《论持久战》这样清晰透彻的预见”，但由于杂志的发行遭禁，普通读者接触不到，也就难说从一开始就产生出了多大的反应。一方面，以当时日本国内的舆情，举国充斥着必须由大日本帝国来重新制定“东亚新秩序”、来主宰“东亚共同体”的喧嚣，和对中国的蔑视，这种情况下即便获得公开发行，也未必能让法西斯战争狂人猛醒，认识到必败的下场、从而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正如米谷所言，在恶劣的氛围下(当时的日本，但凡左翼的或是说中国好话的，不需要宪兵出手，像“文登事件”那样的来自浪人、黑社会的恐怖袭击，比比皆是)，仍有改造社为代表的一些民间媒体，在那里主动传播中国的思想和观点，想方设法引起争鸣，应该说确属“优异的见识和勇敢的行动”[6]。当然那背后，除了“知己知彼”的目的外，作为民间媒体，不可避免的也会存有增加广告收入的商业意图。

实际上《论持久战》对日本高层的影响是主要的，后面会看到，《论持久战》对武汉失守后日军高层的战略产生了影响。此外，随着日本越来越陷入战争泥潭，在内阁官房的首肯下，大东亚省总务局以“毛泽东的天才着作”、“不可否认的重要文献”和“窥测国共统一战线抗日支那的动向的宝贵资料”的名义，印发了《毛泽东抗日言论选集》，收进毛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着作全文，打上圆圈“秘”供内部“执务参考用”，其实就是偷着学。

日本迅速引进毛的抗日着作，不仅在知识精英中传播，还让高层偷着学和偷着运用，表明了其已经认识到了毛主席的巨大存在，认识到了在中国，首屈一指能够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并精辟回答中日共同关注的重大政略和战略问题的，非毛泽东莫属。

3.怀疑是本人投稿

《改造》杂志发表的外国政治家的着作，数毛泽东的最多，有下列这些 [8]：

◎ 1937年07月号　　「毛沢东会见记」：埃德加•斯诺的采访

插图刊出了斯诺拍摄的毛的那张着名的头戴红军军帽的照片

◎ 1938年10月号　　「持久戦を论ず」

◎ 1938年11月号　　「抗日游撃戦论」

◎ 1939年11月号　　「世界新情势と中国の前途」

◎ 1940年04月号　　「时局増刷 · 対谈　毛沢东・スノー」(毛与斯诺的对谈)

◎ 1940年06月号　　「宪法促进と抗日」

共六篇。这六篇文章中只有《论持久战》被禁止发行。一天，创造社接到了来自内务省还是警视厅外事课打来的电话。询问这么快就出日文版，是毛泽东本人给你们投的稿吗?(待续)

4.日本高层内部印发、偷着学

(待续)

5.对日本高层战略的影响

(待续)

6.世界十三大战略家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战略研究学会开始编纂《战略论大系》作为防卫大学的辅助教材，并公开发行，该系列共十三卷，煌煌大观。每卷选择一位日本人公认的世界级战略家，由专家教授选收其主要着作，撰写题解和注释。这十三位是：孙子、克劳塞维茨、毛奇、利德尔•哈特、马汉、杜黑、毛泽东、科贝特、佐藤铁太郎、石原莞尔、米切尔、德尔布吕克、马基雅维利。其中2004年编成发行的《战略论大系•毛泽东卷》收入毛的五篇文章：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实践论

◎ 矛盾论

◎ 论持久战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综合解题 毛泽东的军队

◎ 特别寄稿 企业经营者如何读《实践论》和《矛盾论》

选文和编纂系原供职防卫大学教授的村井友秀，就是此前在《产经新闻》上撰文「中国对日“人民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环球网译介后引起争议的那位。

7.蒋百里实际偏向速决战

(待续)

8.日本史料中的蒋百里

(待续)

资料：

[1] 「上海通志·第三十四卷哲学、社会科学」。

[2] 转引自松原一枝，「改造社と山本実彦」第184页，2000年。

[3] 吕康军，「特稿：毛泽东和他的《论持久战》——写在《论持久战》发表七十周年」，2009年8月，中红网。

[4] 顾铮，「战争的理由、视觉表征与上海——木村伊兵卫与原弘的“上海”摄影特辑(1937-1938)」，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5] 许礼平， 求道者河上肇丹青」，苹果日报，2013年1月。

[6] 子安宣邦，日本知识人と中国问题─シカゴ大学・ナジタ特别讲演，2011年。

[7] 米谷匡史，「1930 年代东アジアの言説空间とメディア」，2009年3 月。

[8] 太田哲男，《若き高杉一郎―改造社の时代》，未来社，2008年。

铃兰台

2015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