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红军初创的引领——以红四军的初创为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0年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初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红军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党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开始了对红军初创的多方面引领。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时，本文主要以红四军的初创为例考察这段历史，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所助益。

一、从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重要论断到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和“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可知，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而如何继续战斗?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际行动，向人民做出了明确的宣示。继八一南昌起义后，同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在严重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标志。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毛泽东向前来征求意见的瞿秋白表示，他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讲道:“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到长沙。在随后的几天，他通过多方深入了解，认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民众对立，镇压工农运动，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已另眼相看。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市沈家大屋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在会上他进一步说道，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信中写明，“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到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近一个月后，在秋收起义进程中，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其中写道:“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先见和洞见。这也是秋收起义鲜明地打出“镰刀斧头”旗号的重要源头。

2.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八一南昌起义的同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给前委的信中即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只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饷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根据中央的安排，9月初，毛泽东从湖南株洲来到江西安源，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张家湾召开关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会上，正式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9月14日，毛泽东率第三团退至浏阳上坪，并获悉第一团已在金坪失利。而此前，第二团已因敌军反扑，不得不主动撤出在当地起义农民配合下于9月11日一度攻克的醴陵县城。有鉴于此，9月14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的计划。15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16日在长沙举行暴动的计划，暴动延期举行。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第一、三团及第二团余部总计1500余人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讨论工农革命军行动方向问题的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前委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秋收起义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9月21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9月下旬，秋收起义部队先后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江西省莲花县和永新县。29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被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坳——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是从组织上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重要开端。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三湾改编后，10月3日，毛泽东率起义军到达宁冈县古城;10月7日，进驻井冈山脚下茨坪一带。在随后的10多天，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毛泽东先后与在井冈山的两支农民武装负责人袁文才、王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接洽，10月27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井冈山茨坪;11月初，率一部分部队回到宁冈茅坪，从此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至次年2月，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其在县委和特别区委的建设及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暴动等方面，“成绩都还好”。

可以说，从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重要论断到率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初半年多，毛泽对红军初创最先的思想引领和最重要的实践引领，其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二、从与朱德等所率部队在宁冈会师到提出与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湖南炎陵的沔渡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担任后卫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掩护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后也回到砻市。至此，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的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5月4日，庆祝两军会师及工农革命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毛泽东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全军万余人，后编为6个团，取消师的编制，由军部直接指挥。至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井冈山为依托，一面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并筹措给养等，一面向四乡开展游击活动及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但是，客观上由于敌强我弱，主观上由于湖南省委在一些方面对井冈山斗争的错误干扰，致使期间红四军先后遭遇了3月底的湘南失败;8月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一带被敌军占领，群众惨遭烧杀和摧残的“八月失败”。同年10月、11月，为系统总结一年来红军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教训，并对此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0月5日)和《井冈山的斗争》(11月25日)两文。其中，前文是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文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两文的主要内容是:

1.深入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写道:“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而“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正因为如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2.全面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革命军民，特别是为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解疑释惑。

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3.总结湘赣边界的割据状况，阐明这一割据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及其面临的困难等。

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指明“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特别是，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处于暂时稳定状态时，这些省份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力消灭相应割据地区的红色政权。在此情况下，割据地区的红色政权必须警惕“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第二，强调由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包括: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波浪式的推进割据地区的扩大等。第三，指出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但是，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第四，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是: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除上述外，毛泽东还分析了“八月失败”的原因(见本文第三部分)。

4.详细分析边界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等问题和割据地区问题，阐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艰巨性及其发展方向和现实途径。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讲得最多。他强调:“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他并就边界红军的来源、成分及其政治状况;坚持红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民主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性及其优长，以及如何帮助农民地方武装、如何对敌军进行宣传、如何巩固军事根据地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关于土地问题，毛泽东着重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中间阶级问题;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土地分配的标准以及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和土地税。其中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关于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他强调:“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毛泽东从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的反水、党的领导机关等6个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其中写道: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关于割据地区问题，毛泽东着重阐述了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军事割据的原因及其意义。他强调，“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也因此，“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对井冈山根据地军民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和割据地区的区情，坚定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信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引领了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科学认识和指导。

三、从领导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到主持制定或撰写若干重要文献

1.领导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在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期间，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召开。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而“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上述重要评价，出自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共六大后，同年8月，井冈山根据地曾遭遇“八月失败”。其原因是:一部官兵因动摇思家，而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对去湘南缺乏积极性;值盛暑远征，部队疲惫;与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湘南群众发动不够及对敌情不明;官兵对作战的意义尚不够了解等。后在毛泽东、朱德等正确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不仅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感到这一割据已成为其心腹之患。为此，1929年1月，在蒋介石授命下，国民党方面由赣、湘两省集中了6个旅约3万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这是此前所未有的。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树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系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5路进攻。根据会议决定，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在国民党军的严酷围攻下，同年2月井冈山失守。面对新的严峻威胁，同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部队沿赣闽边界开始向闽西进军。经与国民党军队反复较量，至同年12月，红四军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亦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在根据地展开，红军也得以发展壮大。

2.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及撰写重要信件、文章和调研报告

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壮大与发展，处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过程中的党和红军，也不断地面对许多情况和新问题。红四军和根据地内部，特别是红四军内部，在若干原则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和争论。

为回答红四军和根据地面临的新问题，新争论，统一党和红军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闽西龙岩新泉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复信。在信中，他针对党和红四军中的一些情况写道:“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而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指的是:1929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军工作。不久，刘安恭被中共红四军前委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他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的一些决定，以及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质问: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一种什么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指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他还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的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毛泽东强烈呼吁党和红军努力纠正这些错误，因为如果继续下去，“危险将不可胜言”。毛泽东还写道:“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这封信，也是毛泽东“竭吾力”引领红军认识和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的生动记录。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上述复信前，同年3月29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该信一方面指出:“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另一方面其又指出:“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9月28日，中共中央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给红军第四军前委写了指示信。其中谈道:“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各种非无产阶思想，强调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亦称“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新的前敌委员会。“古田会议决议”共含8个部分，其包括: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而其核心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案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正因为如此，那种“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这实际上是在申明，作为人民军队，红军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指挥枪，而不能是枪指挥党。也因此，作为人民军队，红军指战员必须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

鉴于此前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特别是，它未能反映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经验，这就很难正确地指导全党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建设中最重要、最紧迫的实际问题。因此，该决议案的“党的组织问题”部分，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的情况，规定以后入党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决议还强调，“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这些规定，为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部队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指明了方向。该决议案不仅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后来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历久弥新的长远指导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古田会议结束后，从1930年1月至5月，毛泽东先后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月5日)、《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5月)以及长篇调查报告《寻乌调查》(5月)。其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主要针对从中央到根据地和红军中，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阐发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久一定会到来的深刻道理。《调查工作》一文就是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在此，毛泽东提出了着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着名论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寻乌调查》则以8万余字的详细调研成果，从一个重要方面，首先为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提供了宝贵依据。

与红四军初创紧密相连，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十万人。固然，在此期间，1927年冬至1928年4月，党的领导机关曾发生“左”倾盲动错误，这使初创阶段的红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并遭致挫折。但是，在这一曲折探索的最初阶段，毛泽东对以红四军初创为代表的红军初创的引领，及其产生的星火燎原作用，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史册、载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历史昭示着未来，让我们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为契机，借鉴这90年所蕴含的经验与启迪，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仝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