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长遴选，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台大校长的遴选结果出炉，原本不被看好的，集技术官僚、学术菁英与企业独董于一身的管中闵，竟然在本土势力的寰视下，硬生生的把李远哲爱将周美吟和陈弱水挤掉，引起本土产官学界的全面反扑，甚至用“预算主决议”的方式向教育部施压，赤裸裸地将政党的黑手伸入校园。绿营人士的忿忿可想而知，在他们看来，台湾大学既然是岛内最高学府理应为”本土价值”服务，怎么会跑出一个前朝遗老，不但是个“外省爷们”，还不是台大出身，实在是有辱斯文。

支持与反对，两造虽各有所执，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向，反映出台湾社会看待大学价值的工具化倾向：一部分人认为，高等教育的衡量标准是学生的技能获取和就业安置。当台湾高等教育面临少子化和全球化的冲击，选校长就像一间好公司选CEO，我们不再需要“傅斯年”。行走于产官学综合体的“管爷”，绝对是台大校长的不二人选;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教育职司意识形态再生产，一所好的大学不仅要向青年人提供精准履行其社会分工的各种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将具有支配地位的价值、规范和观念体系制度化，将青年人整合进入主流的文化，藉以维持其政治体系的赓续。民进党好不容易全面执政，蔡英文的“台湾价值”才是主流，台湾大学怎可背道而驰。

平心而论，此番台大校长遴选所引发的诸多争议，什么利益回避的程序正义和论文抄袭的学术伦理都只是虚像，当中所涉及的蓝绿恶斗和省籍矛盾的憯台词也不是问题的根本。当整个社会失去了“集体价值”的追求，标榜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就不再是一个社会所必须扞卫的殿堂，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如果整个社会都在比腕力，看看谁的牙齿尖、爪子利，谁就能够决定价值、诠释真理，那么我们就不该期待大学校园会是现代丛林里的一个例外。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台湾大学的建校，肇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旨在于将台湾收编为日本帝国南进扩张基地，培养南进人才。为了配合南进政策，台湾总督府一方面积极的充实高等教育内容，着重于热带医学、商业和农业研究，以及华南一带资源与语言的调查，以培养南进人才;另一方面，全力推动“皇民化运动”废除汉文，强行推行“国语普及运动”，并于1943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奖励“国语家庭”，以求达到台湾人民“皇民化”的目的。

在这一段时期，知识青年面对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上的不公平待遇，其民族意识非但没有在帝国主义同化政策的催折下消灭，相反的，通过近代的科学教育，接受了新的知识、文化和思想，历史性的掌握了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理论武器。1943年，受到“开罗宣言”的鼓舞，以“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为轴心的学运份子开始串连集结，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行列，并积极筹划各种“响应祖国抗日、迎接台湾回归”的活动，爆发了1944年“台北二中学生与谢娥反日事件”。随后，日本宪兵队更以”研读汉语、习国语、抗日”的名义，在北部校园大举逮捕郭琇琮等近千名抗日爱国学生，造成学生领袖蔡忠恕、雷灿南的牺牲。

战后初期的学生运动，正是以这次的检举事件做为前史，以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领袖郭琇琮为中心，成立战后台湾第一个自发性的学生组织——“台湾学生联盟”。遗憾的是，台湾同胞欢欣鼓舞所迎接来的祖国，毕竟是一个被封建地主、官僚以及买办资产阶级所把持的反动化的中国，因此，“台湾学生联盟”在尚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和行动纲领的时候，就不得不投入战后台湾最大的一场民众自发的抗暴事件——“二‧二八事件”。在事件中，绝大多数未经组织生活洗礼的青年学生惨遭残杀;郭琇琮、陈炳基、吴克泰、叶纪东、杨建基、陈金木等自日据末期便已活跃于反帝人民运动当中的学运份子则转入地下，认同”红色祖国”。根据蓝博洲先生的调查，在五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校园菁英，光是台大和师院两校起码就有100人以上，而目前已公布的资料中有案可考者，就有88位。战后台湾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许强、钟浩东、郭琇琮等知识菁英，也都在这场肃清中慷慨牺牲。

回顾历史，不管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反帝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光复后的”二二八人民起义”、还是五0年代白色恐怖肃清，以及继之而来的，在长期军事戒严体制下的党外民主运动中，都有台大师生为了正义和真理挺身而出的身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台湾大学除了学术贡献之外，之所以在台湾人民心中享有崇隆而不可取代的地位的根源，是前人用他们的青春和鲜血所堆栈起来的荣耀。

反观今日的台大，校地占了台湾百分之一的土地，每年享受超过160亿的政府预算，并掌控台大医院一年新台币300亿至360亿元的收入。在时代变迁下，大学的地位与功能已逐渐庸俗化，向企业募款、向政府要钱、向学生收钱，开EMBA教企业主如何快速捞钱，活脱是一个金钱所堆栈起来的殿堂。一座文学院的人文馆几十年还搞不定，最会赚钱的校友倒是为电机系捐建了四栋大楼。那种通过历史、文学和艺术可以悸动人心，帮助青年人帮进入一种更有知觉、更缜密的存在的喜悦，竟然是一种奢侈。

如今的台大，更是一个权力的竞技场，以前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现在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当官”。台湾的内阁博士比率向来是全球最高，其中又数台大师生最受青睐。有多少教授学者选择性地使用西方二手知识，曲迎上意，终日栖栖惶惶的等待层峰关爱的眼神，就有多少学生大搞民粹，整天寻事，排资论辈的等着出头。曾几何时，大学校园不再以她独特价值去影响社会、引领风尚，反倒是成为社会的俘虏。

1919年，面对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学生的镇压，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愤而离京，发表《不愿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并得到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集体的响应。恰恰是蔡元培这种“不甘心再仰官僚的鼻息”、 “不愿意受政治的干预，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不肯再到北京这个臭虫窝出任北大校长，当个逐臭之夫”的风骨，挺直了战后播迁来台，如傅斯年、殷海光等一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造就了冷战后台大人自以为傲的自由主义传统。如今，台大行政大楼前的”傅钟”依旧，傅斯年仍然是许多台大师生心目中的校长典范。但是，校园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精神，却被民粹地简化成数人头的选举民主，甚至在政治干预下再度沦为蔡元培眼中的臭虫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在政治民粹化的整体氛围下，要求政治不要介入校园不过是一句空话，大学本身就政治，台大更是民粹主义政治的根源。

应该说，是台大师生先否定了自己，民进党才能如此放肆大胆的羞辱台大。怨得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