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与冷战思维——以胡适为视角

关于胡适、雷震、殷海光与《自由中国》的公案，前人研究已多，材料大体详备，事实基本清楚。只是这份1949年创刊的《自由中国》在整个近代“自由中国”的历史上居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胡适和《自由中国》为何会坚信依靠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可以通向“自由中国”，且反共是争取和扞卫自由的前提条件，而其自身的经历以及刊物与编者的悲剧性结局，又显示《自由中国》在“自由中国”其实很不自由。尤其是《自由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冷战局势以及冷战思维的关联，以往的研究还有不少未竟之意，可依本文主题深入探究。

一、“自由中国”里不自由的《自由中国》

提起“自由中国”，人们首先会联想到冷战时期海峡对岸在美国的支持下，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借此名目展开的反共宣传。然而，那一时期常常被各方痛批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未必敢于率先挂出“自由中国”的招牌，以免引火烧身。“自由中国”这块牌子，又似乎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关系密切。被推崇为中国自由主义领袖、后来也自称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谈及《自由中国》发端的历史，就提到创刊之际可能他们几个人是最早用“自由中国”这个名字的。此说如果仅指1949年创办的《自由中国》，勉强可以成立，若是放宽到整个近代中国以及《自由中国》的整个历史，则严重失实。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十周年纪念聚会，到客百余人，胡适讲了40多分钟话。之前毛子水写了《〈自由中国〉十周年感言》，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1卷第10期。毛子水在《自由中国》创刊时曾参与其事，据他说：“十年前这个时候，大陆国土的大部分已陷于‘共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一班忧时忧国的人，以为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可没有一种辨析是非的刊物，以辟‘共匪’的邪说而坚定同胞的意念。于是《自由中国》遂因以诞生。我所知道的，当时这班人创办这个杂志的动机，纯粹是一片爱国家、爱自由的诚心。……并没有稍减。偶有过于偏激的言论，恐怕都是因为执笔的人蒿目时艰、伤心国难而遂逾矩的。”

胡适的话是接着毛子水的文章讲的，后来发表时由毛子水大力修改，题为《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关于《自由中国》的创办，胡适这样回忆到：“记得民国三十八年三四月间，我们几个人在上海；那时我们感觉到这个形势演变下去，会把中国分成‘自由的’和‘被奴役的’两部分，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个‘自由’与‘奴役’的分野，同时更不能不注意‘自由中国’这个名字。我想，可能那时我们几个人是最早用‘自由中国’这个名字的。后来几位朋友想到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出版社’。当初并没有想要办杂志，只想出一点小册子。所以‘自由中国出版社’刚成立时，只出了一些小册子性质的刊物。我于四月六日离开上海，搭威尔逊总统轮到美国。在将要离开上海时，他们要我写一篇《自由中国社的宣言》。后来我就在到檀香山途中，凭我想到的写了四条宗旨，寄回来请大家修改。但雷先生他们都很客气，就用当初我在船上所拟的稿子，没有修改一字；《自由中国》半月刊出版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

“自由中国”的历史，的确与《自由中国》的刊物密不可分。只是这并不仅仅指1949年发刊的《自由中国》。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三份同样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刊物，呈现了“自由中国”四个阶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自由中国”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1938年武汉保卫战前夕由孙陵等人创刊的《自由中国》，是最早以《自由中国》为名的综合性刊物，得到左翼文化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以争取中国的自由，抵抗日寇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同时要以新启蒙运动发挥每个人的独立自由。后在桂林复刊，色彩有所减褪。第二份《自由中国》于1945年在上海由刚刚恢复公开活动的沦陷区国民党地下区党部组织创办，在重光声中欢迎来自“自由中国”的领袖和将士，对摆脱奴役重新回到“自由中国”的怀抱无限期待，不过很快就从重庆来人异样的目光中感受到不自由的气息，并以新闻检查的废止与否，作为判断“自由中国”是否有基本自由的衡鉴。与第三份《自由中国》明显不同的是，前两份《自由中国》没有反共的内容，而且第一份并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自由中国的象征，所要争取的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既要反对外来侵略者，又要消除内部的种种障碍，才能最终实现。其理想的模式，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这刚好是胡适等人所办《自由中国》的矛头所向。

胡适所说的四条宗旨，在1949年5月15日的日记有全文记载：

【自由中国社的宗旨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胡适日记记录的文本，并非当时的拟稿，而是由张佛泉寄回来的定稿。只是据胡适说雷震等人一字未改，等于和初稿一样。张佛泉，名葆恒，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政治系任教，《自由中国》主要撰稿人之一，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家。

《自由中国》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编辑为雷震和殷海光。包括胡适在内，这批人与国民党颇多分歧和矛盾，而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夹在国共之间的人大都宁可抛弃前者倒向后者。与国民党渊源甚深的顾颉刚认为：“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他反对傅斯年挟胡适以自重，劝胡适不要到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

问题是，顾颉刚的这些看法，胡适真的没有感同身受吗？何以他认定被普遍厌弃的国民党可以依靠，而共产党必定是极权统治？从他拟定的《自由中国》宗旨看，“自由中国”运动的起点是抵制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最后目标则是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要帮助“沦陷区”的同胞恢复自由，一方面要督促政府改革，建设自由民主。也就是说，胡适并没有将当时的“中华民国”视为自由中国，可是也不像多数人那样，将“国民政府”看成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或者说，他虽不以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为然，相较于共产党，他宁可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胡适后来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可是由于相当长的时间里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形象颇为负面，胡适并不愿以此自任。直到1947年他还说：“在当时，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可怕的称谓，所以最好说我是一个独立主义者。”而在胡适的认识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天然对立。1941年胡适曾说：“所有社会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政治，因为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完成激进革命的任务；只有暴力和无条件的恐怖主义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后来他看了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论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觉得“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为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的逻辑发展），近十年来，我渐见此意之不是，故蒋廷黻兄提议我们发起一个‘社会党’，我不赞成。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信条乃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各种社会主义信条。”

社会主义主张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平等，所以照理说社会主义确是民主运动的逻辑发展。一口咬定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无疑是胡适坚决反共的重要思想基础。但这仍然无法解释他何以会在国共决战之际支持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政权，而且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作建设自由中国的不二选择。诚然，胡适并不隐晦他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甚至有时会当面让蒋介石觉得难堪。但是这些都建立在他对国民党掌控的中华民国政府无条件支持以及蒋对于这种支持一定程度信任的基础上。一旦蒋对此产生怀疑，胡适则会以近乎效忠的表白刻意澄清。

1960年11月18日，雷震案重审之前，胡适面见蒋介石，谈到国际形势，指出当局三个月来在雷案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蒋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胡适表示军法审判，量刑很重，时间很短，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抬不起头。蒋忽然讲，去年曾对某某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闻言，当即表示从来没有听某某说过。“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并且曾对雷说，民国卅八年四月到旧金山，新闻报导国共和谈破裂，红军过江，接受采访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卅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

蒋的重话，含有将胡适与雷震视为同党之意，而胡适旧话重提，则是以哀怨之词向蒋输诚。可是，不支持蒋的国民政府还能支持什么政府，国民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的理据，与独立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理念相差太远，令人质疑胡适的自由主义究竟彻底到何种程度。如果作为领袖旗帜的胡适也不过如此，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要么还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游魂，要么就只能做小骂大帮忙的帮闲而被视为帮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胡适不过是与“自由世界”联系的门面，其作用主要是可以掩饰其统治的专制独裁，呈现“自由中国”的假像。

不过，胡适的道义支持显然不是建立在信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础之上，他坚定不移地反共，是因为认定社会主义势必采取“极权主义”，不能与自由共存。早在1941年7月，胡适就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演讲文刊载于《美国政治社会科学会年报》（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218卷，后来中译本经过胡适改订，发表于1949年11月20日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从内容看，改动不小，包含了一些战时乃至战后的信息，不能直接、完全作为1941年7月胡适认识的凭据，但其中征引了1941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的伊司曼（Max Eastman）的一篇通讯，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权力。伊氏列举了极权主义的20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以及意大利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因而认定20点相反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

1950年9月，获悉大陆开始批判胡适，过去的同事学生乃至自己的儿子也加入其中，胡适就表示：过去我们注意到，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现在还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外国媒体就此评论道：胡适代表的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胡适博士时常睿智地尖刻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错误。然而，当面临国民党政府与共产主义（从知识上和道德上奴役人）两种选择时，他显然选择了前者。[x]这样的推论，符合冷战思维的逻辑，但是，胡适一度对社会主义不无好感，甚至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集权专政，根本排斥，总有其动因和变化过程。况且，作为自由主义者，用现实的专制独裁对抗可能的极权主义，还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二、服从“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

毛子水的《〈自由中国〉十周年感言》，展现了中国这些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内心矛盾及其自辩的逻辑，他说：

【一种正当的倡导舆论的刊物，一方面固然应该督促政府作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改革，一方面亦须支持政府良善的计划以增加政治的效率。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主持言论的人，要处处“务其大者远者”，要处处“综核名实”。较小的事情，似乎可以不必斤斤计较。说到“大者远者”，我想起现在世界政治上的一个问题。共产极权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斗争，一天比一天紧急。我们中华民国坚定的站在自由民主这一方面，是我们政府最聪明的决策。以一个实行自由民主较有成就的美国来引导其他民主的国家，亦是最好的事情。我以为这些民主国家应该一心一意的拥护美国的策略，尽可能避免使美国为难，使美国得以从容调度，以全力对付共产极权的苏俄和它的附庸。但是泛观今日自由世界，对于这个道理，非特许多愚陋小国不了解，即英、法、日本，亦没有十分明白。他们往往为争一点无谓的意气（多半为迎合自己国人的虚骄心！）不能和美国完全合作，致减少了抵抗共产集团的力量。我并不是说美国的策略尽善尽美，我们应该唯命是从；但大敌当前，自由民主的国家如不能做到完全合作，必致失败（在合作上面，我们中华民国似乎比较得体）。当然，我亦深望美国的国民，能够彻底了解共产极权的作风。苏俄的集团，非特是人类文明的大害，亦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仇敌。真正忠于美国、忠于正义的人，万不可贪一时的苟安而忘却对国家对人类的责任的。】

由此可见，《自由中国》之所以将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视为“自由中国”的希望所在，完全是因为“中华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站在一起，其敌视中共，则是因为认定后者为苏俄的附庸。而美国作为实行自由民主较有成就的国家主导“自由世界”，就可以对付共产极权阵营，并且促使“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为此，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全心全意拥护美国，服从美国。这方面，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中华民国”甚至比英法日本做得更好。

然而，与《自由中国》创刊的旨趣相比，毛子水的说法显然自相矛盾。《自由中国》的《发刊词》声称：

【一个自由的国家，和极权的国家不同，一个极权的国家，非特不能给人民以自由，并且也不能给人民以安全。一个自由的国家，更不能做任何其他国家的附庸。】

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如果仅仅用于攻击中共与苏联的利器，就有偏执的故意之嫌。拥护多数人认定的独裁政权做美国的附庸，而且将这样的行径说得道貌岸然，尽管当事人从政治现实考虑认为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抛开立场的是非，单单从逻辑判断，就不仅仅是虚伪，而且很有些居心叵测。

毛子水的这番言论，与胡适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早在1952年1月27日，自称“我是北京大学的胡适”就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大家都是反对共产党的，都是要解放大陆，建设一个自由中国的。我们要往前看，要看清楚世界的形势。我要对大家说：今天世界的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是于我们反共复国的运动有利的。今年的形势比去年好的多，比前几年更好的多。前几年，共产党在欧洲，在亚洲，处处胜利。那是因为西方爱和平的民主国家看错了国际的危机，他们把自己的武装全解除了，把自己的力量全取消了。结果是，他们让共产党国家的力量一天天加强，变成了欧洲最强的武力，变成了亚洲最强的武力，变成了世界最强的武力。这是六七年来共产党在欧洲亚洲处处横行无阻的主要原因。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来，国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爱自由的西方国家，现在已认清了共产主义确有征服全世界的阴谋，所以他们不能不把他们自己重新武装起来。所以，在美国的领导与援助之下，西方的自由国家现在正在建立起自由世界保卫自己、反抗侵略的共同力量。这个自由世界的共同力量的建立，是这一两年来世界形势的最大的变化，最大的进步。自由的中国当然需要自由的世界。但是自由的世界当然也需要一个自由的中国。我们眼看见这个自由世界一天天强大起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大家心里的希望的实现机会，今年一定比去年好的多，一定比前几年好的多！】

据1953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胡适把国民党重新夺取大陆的斗争比作是二战时法国从纳粹铁蹄下解放自己的斗争。但是，他告诫台湾要有耐心和毅力。‘法国的解放’，他说，‘不仅需要忠诚的法国人的共同努力，……还因为自由法国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深知，五十万国民军不足以重新夺回大陆。我们的未来是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紧密相联的，而自由世界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让大陆上的四亿五千万人民受世界共产主义的赤化。’”胡适坚决反共，很大程度是将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视为苏联世界战略的一环。1950年8月15日，胡适花了40天工夫用英文写的《史达林的战略在中国遭到二十五年的抵制之后如何获胜》一文完稿，后经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主笔建议，改题《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由此可见，胡适等人是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来决定对国共两党的从违取舍。在他们心目中，国共冲突其实是世界两大阵营对立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的自由主义，究竟是理性还是盲从？由此信念主导，胡适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成就均予以根本否定。1952年4月2日，他在远东学会波士顿年会宣读《从开放门户到铁幕政策》，“读了之后，即有中国亲共的学生两人站起来质问反驳，其一人‘气’得说话四面打旋！其一人问：‘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stronger）了吗？’我说：‘No（不）。’他又说：‘中国现在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我大声说：‘No（不）！’”同年5月5日，胡适在马歇尔空军大学空战学院演说《中国和西方》，以为有三点乐观的根据：“1. 一百多年与西方近世文明接触的影响不容易消失。2. 这三年的中共统治使中国人民尝到了空前的暴政的滋味，所以我们可以说，现时的人民绝大多数是反共的。3. 最大的安慰在于西方国家的重整军备。……今日的西方力量虽比不上一九四四——四五[年]，但已比一九四七[年]增加几十倍了。”

以这样的信念为支撑，胡适在美国多次以“自由中国”为题发表演讲，鼓吹“自由中国”对于“自由世界”的重要性，希望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不要放弃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出兵参战，令濒于绝望的胡适感到生机重现。1955年1月25日，在胡适看来至关重要，“这一天的国际形势的变化（看附粘的三个文件），是一九四五年至今九年中的最重大变化。我这几年来，人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总回答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今天的变化是‘近在眼前’的趋向了。”胡适的依据便是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国情咨文，总统艾森豪威尔给国会的远东政策主要内容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是建立并维护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以确保美国的安全。二战后，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为我们友好的同盟所掌握。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以及所有的自由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认为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不能落入共产主义力量之手。美国打算扩大在该地区的义务，必要时将采取应急行动。美第七舰队仍在该地区执行防御任务，美国将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经济与军事援助。明眼人不难看出，美国的政策完全是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可是两天后胡适记道：“艾氏的牒文是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故是吾国的大收获，大转机。”这与胡适所倡导的治学论事态度，可谓大相径庭。

同样出于这样的信念，胡适对于包括第三势力或组织反对党在内的一切与国民党立异的有组织活动，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1952年5月7日，张君劢为第三势力来谈。胡适对他说：“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势力’只能在国务院的小鬼手里讨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罢了。这种发小米的‘小鬼’，毫无力量，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这使得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中立主义者因没有第三势力而慨叹，也因为胡适忽视了他们而不满。1957年8月30日，胡适写长信给雷震，劝他们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

1960年10月，胡适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前来看望，胡适答应10月26日晚饭面谈。当天上午，胡适去见“副总统”陈诚，把要说的话先行报告。“我要劝告他们两点：一、在时间上要展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组党。二、我要劝他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同时表示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新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毛子水认为，说话要有力，当使说话顺耳。对于国民党，胡适的确做到了顺耳而有力。1959年3～4月间，胡适写了《容忍与自由》，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引美国康奈尔大学史学大师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后来反复说：“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觉得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

胡适如此说法，不无有意无意替政府说话之嫌。1946年他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说，引宋朝吕伯恭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次日报上发表，引起中共的批评，说是欺骗民众，替蒋和国民党辩护。在胡适看来，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说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要去压迫和毁灭的东西，可能是真理，或包含真理，对的思想不让人家讨论或批评，就成了成见和教条。“言论所以必须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的。”欧洲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出现过主张自由的人摧残自由。

看了胡适的《容忍与自由》，毛子水写了《〈容忍与自由〉书后》，殷海光写了《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都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殷海光赞成容忍，但认为无权无势的人容忍容易，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胡适“应该多向有权有势的人说说容忍的意思，不要来向我们这班拿笔杆的穷书生来说容忍。我们已是容忍惯了。”而胡适认为，其实书生也有力量，可以使有权有势的人感到危险。因此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才受到种种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压迫，甚至围剿。我们的力量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正因为我们是强者，必须有容忍的态度，不要滥用权力。雷震说“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其实很难。特刊不请代表官方的、反对的、压迫者的人做文章，说明还是抱有成见。

殷海光的话，已经充满怨气。对于《自由中国》在“自由中国”里的十分不自由，所有《自由中国》的参与者都有切身感受。围绕《自由中国》所展开的“自由中国”有无言论自由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胡适本人对于“自由中国”的自由度，也是感同身受。对外，他要维系“自由中国”的形象。1952年8月底，浪迹北美、生活窘迫的胡适本已表示接受牛津大学教授职，但因英国此前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好友的影响下，胡适又改变了主意，拒绝赴牛津就任。9月13日，他致函杜布斯教授，声明：“由于我本人在‘自由中国’中被公认为是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去英国生活，可能要经受许多心理和感情方面的痛苦。……这个决定将来可能使我难堪、后悔，而且会使‘自由中国’知识界丧失信心。”

对内，他不断向当局进言，建议国民党彻底改革，分化成若干党。1952年9月14日，他致函蒋介石，建议利用10月10日国民党大会的难得机会，明白表示：（1）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2）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3）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4）表示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包括孙中山、蒋介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5）国民党和蒋都要罪己，要说给党员、全台人民、大陆人民听，换取世人的原谅。他希望“中华民国”能像土耳其那样，通过选举以和平方式转移政权。

1953年1月16日，胡适趁蒋介石约晚饭的机会，说一点逆耳的话，据说蒋居然容受了。胡适说，台湾无人敢批评彭孟缉、蒋经国、蒋介石，所以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不过，虽然胡适的逆耳忠言没有引起蒋的不快，接下来蒋却问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胡适答称当然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而蒋竟表示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是最怕开会的！胡适闻言，大为惊异，感到奇怪，“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12月13日，台北《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在纽约透露胡适主张“毁党救国”，由华文《生活杂志》登载。意为国民党改造后人数更少，仅51万党员的支持不够，全台湾省人民支持也不够，政府必须以国家至上为最高原则，超越党派的限制，争取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支持。蒋以全国人民领袖的地位，领导复国运动。国民党应自然分化，形成数个政党，这是中国实现政党政治最好的途径。近年来当政党在台湾固步自封，不但不能充分争取党外人士的合作，甚至丧失了许多忠诚的国民党员的支持，十分令人失望。今天提出“毁党救国”的口号，决不是反对政党政治，而是希望当政党痛下决心，放弃门户之见，将政治的重心放在复国运动上面。

胡适对于“中华民国”，的确可以说是爱之深恨之切。1956年“双十节”前一天早上，久已不作白话诗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爱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纪念他四十五年的多灾多难，他的灾难多半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努力不够，他的拯救还得靠我们人人的苦干。”

可是，胡适的忍辱负重并未得到正面回应，他呼吁要新闻界有更大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又给予“立法院”的讨论自由以高度评价。但是在舆论看来：“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这无异于指胡适的自由其实是异数例外，甚至是以所有人不自由为代价的，也等于指《自由中国》其实存在于并无自由的“自由中国”之中。

《自由中国》的确从一开始就受到诸多限制，显得很不自由。而且一些麻烦还因胡适而起。1950年9月，因胡适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号发表一封信，台当局下令全部收购，并令香港停止出版，令西北停寄。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重获美国的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国民党实施改造后，强人威权政治体制成形巩固，与《自由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1957年2月，《自由中国》因为第16卷第2期刊发社论《我们的答辩》，受到一连串的反驳和攻击，甚至出版广告也遭到半官方报纸拒绝刊登，业务发展大受影响；又受到一种煽动性激烈言论的恫吓，担心会有突如其来的直接损害。

在报导此事同样持反共立场的香港媒体看来，《自由中国》的言论，只要没有抵触“宪法”赋予的权利，司法机关也未从言论本身提出检控，就是合法的。“所谓言论自由，是一定要以公平原则为基础的，倘若有一方面失去这种公平原则的保障，那自由精神便难予确立，而自由标准更无从谈起。”《自由中国》在台湾发行多年，“且又在自由中国局势最困难的时期诞生，而其反共立场，也能一贯坚持，始终不变，那即使他们的一群人士，会因怀有孤臣孽子之心，批评时政，言之过激，亦总值得曲为优容，而无损于我们中兴的大业。……我们今天既然以民主自由的大道自期，以反共抗俄的艰巨自任，正应警惕自励，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如果竟连一家稍有狷激之气的杂志，也如芒刺在背，不能容忍，又何足示人以广，招徕更多热心报国之士？”

对于香港媒体的指责，台湾当局坚决否认，2月8日《中央日报》刊载中央社讯，声称“我国报纸杂志均有言论自由”。当日“行政院”新闻局长沈锜亦称：“在中华民国所有报纸杂志，包括《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内，均依法律，享有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凡属合法权益，均受到保障，任何报纸杂志，一律平等，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香港方面推测，绝无事实根据。”3月22日，“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又在“立法院”郑重宣布：“在法律范围内，任何自由均受保障。政府绝不利用任何技巧，对各项自由加以限制。”

可是，言犹在耳，两年之后，《自由中国》便陷入绝境，先是被指控冒用他人名义刊登投书，雷震等人遭到传讯。次年又因地方选举国民党违法舞弊，在野党、无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民社党中央总部举行检讨会，准备另组强大反对党。雷震多方奔走联络，领衔出头，触犯国民党的禁忌，被指控为包庇匪谍，蒋介石明确指示以军法审判定下重罪重刑。受此牵连，《自由中国》亦被停刊。胡适希望未来十年走得更好，化成泡影。

《自由中国》的悲剧落幕表明，“自由中国”原来不仅没有自由，甚至连争取自由的自由也没有。“自由中国”里发生这样的暴政，使得诚心支持的胡适在国外抬不起头来，失望至极，连“自由世界”的领袖也觉得颜面尽失。费正清来函告以新总统肯尼迪是一个关心公民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新政府将继续注意像雷震案一类的事。将来恐怕会发生一派思想，“主张为了解决‘我们的中国问题’，不恤谴责台湾，认为‘不关重要’或认作一种负担，或一个警察国家，或不配做同盟国家。”大有弃如敝履之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胡适这位“自由中国”里唯一享有言论自由者的自由度也大受挤压。他不赞成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希望其为国家长久打算，树立“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可是顺耳的好话说尽，听者非但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还暗生杀机。尽管胡适从此对于国是问题基本沉默，有意辞去“国大”等其他职务，消极对待“修宪”事宜，不参与反对党的组织活动，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以防被一般偏激的人所利用，有害无益，可还是动辄得咎。1960年11月中旬，因为在《民主潮》发表纪念曾慕韩的短文有“过于颂扬传统文化，可能是替反动思想助威”的言词，引起“立委”和徐复观等人的不满及追究。胡适的自由已经越来越小了。

三、《自由中国》与冷战思维

胡适后来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也发表过以自由主义为主题的演讲，可是对于中西的自由传统，并没有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所讲自由主义，也坦承不过是言人人殊的个人看法。待到办《自由中国》之后，才发现“自由”是古人常用的一个字。又经过仔细思考，觉得古代政治思想并不算发达。所谓百家之言，其实只有两个大趋势：一是“无为”的喊声，代表自由思想；二是集权的有为政治。而在欧美，“英译文只要民主原则包含着平等、自由和友爱这些观念，那么《圣经》就是世界上最讲民主的一本书了。……从十六世纪以来，新教赞成政治自由。除了《圣经》，他们拒绝承认任何终极的权威。”

断言《圣经》最讲民主，固然与指孟子的民本说为民主思想一样，都是附会。不过历史文化社会不同，的确是导致制度差异的要因。中西“自由”意涵的歧异，曾经让严复在翻译时大为困扰，必须采用不同的汉字加以标识，以示区别。胡适注意到中西自由的本义有别，却没有追究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如何影响行为习惯和制度建设。由于中西“自由”一词意涵的混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本来声名不佳。早在清季《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就曾借“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之口，向世人传达自己鼓吹自由的复杂心情：“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加之民初自由党带有秘密社会的色彩，又较为激进，近代中国思想界中的自由主义显得相当另类。胡适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肯接受自由主义领袖这顶桂冠，且对自由主义之称有所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背景下，本来颇为冷门和边缘的自由主义忽然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而胡适高扬自由主义旗帜，将中国乃至世界分为自由和奴役两部分，甚至为了追求和维护自由主义而坚决反共，宁可拥护专制独裁政权，并非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这样极端截然的两分法，与二战后冷战思维的形成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冷战思维的所指能指已经耳熟能详，但其渊源流变及内涵外延究竟为何，还有进一步深究的空间。从胡适的记述以及《自由中国》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冷战思维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民族主义、极权专制甚至纳粹、法西斯主义相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将美国与欧洲的民主传统相连接，突显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和作用，而将所有反共的国家统统划归“自由世界”，从而将国际政治分野变为极权与民主的对立，使反共抗俄披上合理合情的外衣。在胡适看来，本来未必自由民主甚至实行专制独裁的政权，只要与美国站在同一边，便属于“自由世界”。如此，“自由世界”的自由不过招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其实是以民主自由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与苏联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并用各种方式最大限度谋取自身的利益。

胡适循着上述理路将相关认识系统化，却有意无意回避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对立。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都是殖民主义大国，其与后起的德、日等国的冲突，很大程度是因为要重新瓜分世界产生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因而二战期间日本甚至打着反对白人殖民、解放黄种的旗号。而战后欧美依然延续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其作为自由民主的守护者未免有些滑稽。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依然严重存在，战后澳洲曾计划引进一百万美国退伍军人，却公开声明只要白人，不要有色人种，以防亚裔尤其是华人进入。实行门罗主义的美国，对外是比较隐形的变相殖民，对内则是严重的种族歧视。

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民主制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背后都有少数对多数奴役的隐疾，这或许是特定国家建立和实行民主制的重要基础。尽管民主制的自我调适能力很强，后来制度改进很大，迄今为止，包括美国在内，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夺，仍是维系外部权势和内部机制的重要凭借。

在反共抗俄的大战略下，欧美强国扶植和利用形形色色的专制独裁政权，不仅出于对抗“共产极权”的需要，也不无控制世界便于掠夺的考虑。包括胡适不能不依附的国民党政权，非但不能担负自由民主的责任，而且是专制独裁的化身。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反而使后者声称的维护自由民主显得相当虚伪。但在胡适眼中，这些都似乎视而不见。

二是对苏联认识的变化。1948年1月21日夜，胡适致函周鲠生，谈“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后者撰写了《历史要重演吗？》，指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日和约政策根本改变，从防制德、日两个战败国复兴，转而扶持利用两个强敌抵制一个战胜的盟国。胡适表示并非如此，并怀疑周“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的断言，认为战后苏联可能是比德、日更可怕的侵略势力，因其本钱更雄厚，野心更大，势力更普遍。中国有此忧虑者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

不过，直到这时胡适仍然承认：“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传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胡适用这样的观念解释苏联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直到1939年9月以后，因为瓜分波兰和侵略芬兰，胡适开始对苏联产生怀疑，但还不愿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不愿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1941年底他在美国政治学年会演说，还表示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边界的好榜样，并且被人屡次引用。

胡适对于苏联的忧虑，国人能够感同身受。清季以来，对中国怀有毫不掩饰的领土要求的日俄两国，始终是有识之士的心腹之患。而中共与苏联的紧密关系让不少知识人心存顾虑。苏联对中国的掠夺和侵占，曾引发普遍的抗议。不过，二战前的三十年间，民主制在国际上备受质疑，被认为已是明日黄花。所谓过时，体现于两方面，其一，在许多进步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才是自由的理想国家和人类进步文化的代表，英美式的民主则相当虚伪。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势必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主张的经济民主，才能超越政治平等，达到社会平等。这在胡适入学读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变成常识。因而社会主义成为普遍的向往，相信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战后的欧洲，不少国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兼顾两面。胡适也一度承认民主包括社会主义，只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和平渐进改革，反对暴力急进革命。

其二，英美式民主缺乏效率，不如集中制高效。苏俄、德国和意大利的集权政治，都曾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民族国家的高度重视。近代以来，民主自由成为普遍向往追求的理想化目标，但是受列强殖民扩张的逼迫和社会差距悬殊的制约，具体以何种模式为范型，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救亡图存，取径各异。尽管美国成功地将淘金者的发财梦改为追求与扞卫自由，使自己站上道德制高点，美式共和又一度为国人所热望，一战之前，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给国人的观感并不好，知之较深的孙中山和走马观花的梁启超都不免失望，后者更是从美洲归来梦俄罗斯。其非议美式制度，除了国情不宜，还有贪腐和低效的弊端。一战结束，国人对提倡公理战胜强权的威尔逊一度寄予厚望，可是巴黎和会的一幕幕闹剧丑剧最终令人大失所望。反对欧美列强及其支持的国内反动军阀和独裁政权，使得革命由以欧美民主为范型转向以新俄为楷模。二战爆发，几乎整个世界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威胁，美国却袖手旁观，试图局外中立，避免卷入战事，还趁机发战争财。正是因为得到美国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供应，日本才能坚持长期对华侵略战争。

二战后期，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游击队与政府军发生普遍冲突，让胡适预感到战后国共关系可能出现的态势。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条约的逼订等连串事件，以及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耳闻目睹中国两三年间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略，胡适不能不抛弃20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会变成可怕的侵略势力。五六年前胡适与周鲠生两人还对苏联那样热心的期望，当时亲眼看见西方民主社会对苏俄那样真诚的友谊。而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的大不幸和绝大损失。

胡适对苏认识的改变，除了更多地了解苏联本身的作为，欧美的反共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美国参战前，就有人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法西斯并列为极权政治。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内幕被流亡者、情报机构和宣传机器不断披露，令胡适相当震惊。在丘吉尔讲话和杜鲁门宣言之后，胡适很快便站到“自由世界”一边，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鼓吹反共抗俄。1947年7、8月间，他连续以各种形式公开表明对两个世界的立场态度：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指政党分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甲式政党，一是后起的俄国共产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等乙式政党，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不自由、独立不独立、容忍不容忍的划分。

在北平中央电台广播《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胡适提出三个理想目标之一，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从历史上看世界文化的趋向，自由民主是三四百年来的最大目标。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小小的波折逆流。

在《独立时论》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胡适回应听众对《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广播的意见，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深信几百年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深信民主政治虽不是完美无缺，确养成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民主政治全靠容忍尊重反对党的雅量。三四百年形成英国、北美洲、南太平洋三四个民主自由运动的大中心，最近30多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自由民主的联合力量大胜，使自由民主运动站得住。而苏联则是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至今不敢自信，用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人民，不敢和别国自由交通，在中国处处回到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中国人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苏联与美国，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友，随着主要战场的胜利在望，双方的分歧和对立日益显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苏联试图从战败国获得补偿，又趁机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扩张势力范围，甚至不惜侵占或损害同盟国家的利益，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对西方的压力，自身失误太多，从制度到政策，非但未能延续战前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显着、代表被压迫人民向往自由和希望独立富强的美好形象，反而将隔绝西方的铁幕罩在民众身上，自挖墙角，自毁长城，终于轰然崩塌。苏东的解体无形中坐实了冷战思维下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性宣传。

与此相对，美国的形象却一步步被塑造成整个欧洲自由民主的传承和守护，坐上了“自由世界”领袖的宝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日本的纵容养虎贻患，让美国自食恶果，被迫参战反而成就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和统治地位。自由世界本来是反法西斯阵营整体，可是欧洲显然不愿意与苏联分享荣誉。美国的加入，使得东西两条战线能够分庭抗礼。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两强争霸，美国趁机将冷战描绘成“自由世界”与“极权统治”的对立，社会主义阵营被妖魔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延续，而社会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解放运动的联系则因为苏联的称霸若即若离。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成了国际冷战全局下规模最大的局部热战，国共双方分别与美苏结缘，战争的胜负，影响冷战的格局，同时也造成了冷战思维的复杂性。尽管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声望一度如日中天，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开始让国民离心离德。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反共和获取美援，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站在一起，但是反共不仅很难与民主自由划等号，相反成为反民主的重要体现，而共产党打倒专制独裁的目的就是争取自由民主。

中共在坚持民族利益和依靠苏联之间取得相对平衡，国民则普遍觉得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作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所传导出来的自由之声相当异样和刺耳。即使所谓英美派知识分子和顾颉刚这样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学人，尽管对于苏联有所顾忌，对于集体主义有所疑虑，甚至对中共并不了解，身处专制统治之下，在国共之间也不得不取舍分明。当鼓吹以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的喧声响起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被提上台面，有人明确提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反苏反共。而胡适附和美国偏向蒋介石政权的自由主义之说，遭致来自各方的公开批评。

在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看来，与“自由世界”站在一起的“中华民国”是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只是他们并不相信国民政府是民主政权，而是认定战后世界是自由与极权的对立，“中华民国”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才有前途，因此主张对外必须与美国一起，甚至要全部服从美国，牺牲自我，对内则不得不支持国民政府，以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在号称坚持彻底独立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胡适相当讽刺。“中华民国”不仅失去大陆之上“自由中国”的象征，退守台湾也很难成为“自由中国”名副其实的代表。

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冷战名义上是“民主阵营”对抗“共产极权”，可是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实行民主，而且是专制集权甚至军事独裁。这些政权在本国是多数民众坚决反对的众矢之的，只是因为坚决反共抗俄，便得到美国的援助庇护。如此一来，“自由世界”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变得相当模糊。加上欧洲不少国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冷战实际上既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更不是“自由民主”与“共产极权”的抗争。因此，在各国民众看来，美国非但不是民主自由的扞卫者，相反，推翻亲美的专制独裁政权，才能争取实现民主自由。

在欧洲中心三百多年的笼罩之下，自由成为绝对追求，而民主是制度保障。民主并非最好的制度，只是目前所知各种制度中坏处较少，且自我纠错能力较强。历史上的民主制固然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奴役之上，即使近代，殖民扩张也是列强实行民主不可或缺的财富集聚途径和社会发达保障。二战后，民主是否普遍适用，越来越不被质疑，公开反对或否定民主的声音日渐减少甚至基本消失。人们主要关注或有所争议的是，民主是否只有一种形式，是否需要适应不同的国情有所调整，变化之后能否一如既往起到保障个人自由的作用。

就在胡适等人在海峡那边为“自由中国”苦斗之时，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民主与自由》，作为“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的第一集，执笔者为吴克坚（《无产阶级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冯定（《从民主说起》）、杨东篿（《何物自由主义》）、何畏（《也谈民主和自由》）、张志让（《为保卫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而斗争》）、张仲实（《苏联的民主制度》）、丘英（《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陈翰笙（《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钱学森（《我在美国的时候》）、金黙生（《揭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内幕》）、张华（《民不能主的美国》）、翦伯赞（《从学术自由谈起》）、许广平（《新时代的喜悦》）、胡仲持（《所谓新闻自由》）、叶圣陶（《解放前后的出版自由》）、艾芜（《解放前后》）、曹禺（《从一件小事谈起》）、张定（《解放前的大学生》），主旨就是独裁不是民主，专制不是自由。

其实，就理论而言，民主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制度，超越只是早晚的问题；就事实而论，即使最理想的民主制度，也没有真正解决所有国民个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二战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持续不断，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待遇不公，就是明证。而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同样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只不过在不同制度下，原因和责任被分别归咎于个人或是政府及社会。

政府掌控的权力越大，背负的责任也就越多，因此“自由世界”的宣传很容易抓住集权的弊端进行攻击。事实上，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典范与保障，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和守护神，美国可以也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甚至可以在维护民主自由的旗号下为所欲为，才是冷战思维制造的最大神话，也是战后最广泛最深入洗脑的典型。尽管不少人抱怨美国的具体作为，却被一顶自由民主的大帽子压住，不能根本质疑其作用（当然也有无可奈何的因素）。双重标准或许能够得逞于一时，却不可能糊弄一世。轻易宣称哪一种社会制度已形终结，到头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

胡适对自由真心向往，有人说他为民主自由奋斗了40年，到处散播着“自由”种籽。但是，将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外援或外力干涉之上，甚至不惜将自己与独裁政权绑在一起，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无奈与悲哀。早年胡适为了效率，可以容忍社会主义集权，晚年为了反共，可以容忍国民党独裁。尤其是不假思索地断言社会主义与自由不兼容，完全忽视战后欧洲普遍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欧美为了自身安全采取各种残暴手段，以及在“自由世界”的旗号下不少军人独裁的现实。所谓“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的冲突，说到底只是反共与否，与民主没有直接关联。将专制独裁的国民政府认为“自由中国”，由此搭上“自由世界”的便车，一方面如顾颉刚所料，帮腔有损清誉，殉葬太不值得，另一方面，坚决而盲目反共，在海峡对岸种下恶果，被反共与自由相混杂的冷战思维长期洗脑的青年，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情怀，却没有踏上民主自由的正道。

与“自由中国”相关联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值得后人深刻反省并继续努力探寻解决方案。民主自由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演化成话语强势甚至话语霸权。若为自由故，可以牺牲的不只是生命与爱情，还有从不同立场信念解读的各种事物、理念和信仰，几乎无所不包。犹如近代的科学主义，逐渐从理性演变成信仰，不但剥夺意见不同者发言的权力，甚至以民主自由的名义为所欲为，明显有违民主自由的原则。当年壁垒森严尖锐对立的双方，所争不在是否主张民主自由，而是谁才是真的民主自由。双方的相互攻击，固然戳到对方的痛点，却不能掩盖自身的缺陷。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彼此都依然任重而道远。百年回眸，无论如何起伏消长，各自宣称的对立面即将终结，似乎都言之过早。认识并打破冷战思维，超越西式自由民主的架构，使个人与国家的和谐登上道德和制度的制高点，不让民主自由为特定国家所独享和操弄，让中国梦成为人类共同愿景的依托，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察网www.cwzg.cn摘自《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