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空中阅兵幕后的高度机密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并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紧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陆海空三军阅兵仪式开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的检阅。特别是当受阅编队机群从天安门上空疾速飞过，把阅兵仪式推向了高潮……

人们早已熟悉了这些历史画面，可是对这次空中阅兵幕后的一些高度机密却鲜为人知。1949年秋，随着开国大典日益临近，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空中飞行编队

开国大典空军也要参加

空军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当时新中国空军还在筹建中，如果开国大典没有空军出现，还不足以显示新中国的实力。如果在开国大典上能有新中国空军的出现，那将是解放军军事力量的有力体现，这对军心、民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振奋。所以，中央决定，开国大典空军也要参加。

然而，起初阅兵式计划并没有空军参加。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联名向党中央呈报的阅兵报告，以及在这之后拟定的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方案，都没有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因为当时空军还未组建，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此次阅兵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散发传单。”

在一次准备会上，已是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组织阅兵事宜。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作战教育处长方槐参加了这次会议。军委航空局于3月30日刚成立不久，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也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关切地询问常乾坤和方槐：“你们能不能组织飞机编队，参加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常乾坤根据在南苑机场刚组建的一个飞行中队的实际情况，肯定地回答：“可以组织小机群参加受阅。”聂荣臻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好!空中有飞机编队受阅，会给开国大典增光彩。”然后他指示军委航空局的同志回去后抓紧准备。

第二天下午，聂荣臻又专门把常乾坤和方槐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南苑飞行中队的有关情况，最后指示：“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由于距离受阅的时间很短了，方槐连夜起草受阅计划。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空中受阅方案出炉，其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

随后，常乾坤带领方槐等向聂荣臻汇报。空中受阅计划的编队设计、人员组织均由方槐负责，他向聂荣臻详细汇报了需使用飞机的型号、编队编组及飞行员技术等有关情况。聂荣臻听得非常认真，并高兴地说：“好啊，我们有飞机参加阅兵，就给开国大典增添了气氛，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

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

1949年9月中旬，临近开国大典还有十几天，阅兵指挥部安排了一次实地预演。预演结束后，已是凌晨时分。接着，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在天安门城楼内继续开会，研究讨论阅兵细节。参加的领导同志有彭德怀、彭真、汪东兴、罗瑞卿、阅兵副总指挥之一的杨成武等，还有华北军区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及保卫部的有关人员。

会议围绕两个议题。一是预演存在的问题，二是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庆典。当时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还未确定下来。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彭德怀说：“这次预演飞行队未参加，可以研究一下，还是参加好，飞机可以少几架嘛。”

在这之前尽管多次酝酿飞行队参加阅兵，军委航空局也作了飞机和飞行员的准备和选定，但华北军区保卫部当时负责保卫北平和开国大典的安全，基于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极力主张开国大典取消飞行项目。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已经解放了的北平，敌情仍然很复杂，国民党蒋家王朝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利用空中优势北上对我轰炸袭扰，另一方面派遣敌特实施暗杀和破坏活动。

但会议认为，开国大典如有飞行队通过，无论是对国内外的影响，还是对民心军心的激励，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彭老总提出这个建议后，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杨成武副总指挥当即表态说：“同意彭总意见，飞机参加检阅可以，架数不能太多。”最后，周恩来副主席拍板：“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所以空军必须参加！所有参阅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切实保证新中国成立盛典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

首次空中阅兵由谁来飞？

9月22日，中央军委专门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召集会议，亲自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有关部队领导和各兵种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开国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他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尽管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于这次军委会议的当天出台，但却比地面阅兵部队的组建迟了整整一个月。此刻，距开国大典只剩下200多小时了。

军委航空局领受任务后，立即决定由刚组建的第一个担负北平防空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分列式。这是在空军正式成立前人民解放军中组建的第一支有升空作战能力的飞行部队。与此同时，调集各型飞机17架，准备参加受阅。这17架飞机，按照不同的机种，编为6个空中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但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总领队突发事故受伤，紧急临阵换将

空中受阅总领队原由徐兆文担任，但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老旧飞机发生故障，他被迫跳伞后负伤，这对于飞行员来说不免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是担心飞机在开国大典上出问题。在即将开始的空中阅兵，总领队的飞机却发生事故，无异于是临阵换将，这是兵家大忌。可是，飞行中队没有退路，必须按时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军委航空局紧急从东北老航校调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邢海帆是我党在国民党笕桥空军官校发展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官校准备撤往台湾前夕，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回到解放区。先在华北军大担任防空教员，后调至东北老航校任飞行训练队主任，因为他过去就是飞P-51战斗机的，恢复技术后就专门负责我军飞行员P-51的训练任务。

邢海帆到任后与战友们连夜研究飞行方案，这是新中国空军第一次受阅，就是旧中国也没有搞过飞行受阅。更何况仅有的飞机都是拼凑的，五花八门，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P-51一加油门，就窜出400多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飞行几十公里。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零件拆换而不同。除了速度，高度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高度，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会失之千里。

邢海帆过去学过领航，但没有北平地区航图，于是他找来一张北平地图权作航图，然后在图上用尺子量了又量，反复作业计算，终于标定了最佳航线。很快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就交到了大会筹委会。该计划是4种飞机3个高度，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这对于刚组建的飞行中队来说，无疑又增加了飞行难度。然而，飞行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开国大典前的空中训练任务。

飞行员签下生死状

由于受阅飞机大都是从各地战场上缴获的，或是缴获和接收的战利品，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教练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有的飞机甚至是由收集到的零配件组装起来的，再加上没有足够的零备件保障，飞机的质量状况及飞行安全也是个大问题。

林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在参加飞行检阅前留影

受阅前，各级领导最担心的就是飞机的安全，为此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他们都在这张生死状上庄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为何定在下午3点？

那么，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是怎样确定的？为何定在下午3点？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谜。举行开国大典时，全国尚未全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还未解放，这些地方还有国民党空军，舟山群岛还驻有国民党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可以随时起飞前来袭扰。特别是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造成地面飞机、机库损毁和人员伤亡，人们还记忆犹新。那么，开国大典国民党空军会不会再来空袭呢？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很可能会铤而走险实施轰炸，敌特机关曾扬言，要在天安门广场听到爆炸声。对此，我军必须严加防范。

怎么防呢？决策者们首先考虑的是时间问题。按国际惯例，国家级阅兵庆典一般都是安排在上午举行，可是如果开国大典也安排在上午，就有可能遭受国民党空军的袭扰。而在下午举行，就是要防备蒋介石孤注一掷空袭开国大典。为什么要在下午3点这个特定时间？则是经过缜密计算的。据情报分析，国民党用于轰炸的飞机是美制B-24轰炸机。这种飞机的时速是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起飞地点在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上午从这里起飞，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可就别想飞回去了。

为何飞机编队要带弹飞行受阅？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还是决定按计划做好应对敌机来袭的防范准备。另一个国际惯例是，世界各国任何接受检阅的部队都严禁带实弹参加受阅，接受检阅的飞机更是绝对禁止带弹飞行的。那么，为什么开国大典要打破国际惯例，让飞机编队带弹飞行参加空中受阅？这在阅兵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在当时则被列为高度机密。

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军委航空局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批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

最后确定在17架受阅飞机中选定4架飞机带弹，其中有2架P-51“野马”飞机带弹，该型机两侧机翼共装有6挺12.7mm机枪，全设置在机翼内，每架飞机带弹1800发。另外2架蚊式轻型战斗轰炸机也满载带弹飞行参加空中阅兵。

飞机带弹参加阅兵主要还是基于防空的需要。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尽管在北平周围部署了严密的高炮群，尽管南苑机场还留有战斗值班飞机，但用于作战的飞机毕竟有限，何况从起飞到投入战斗还需要一定的升空时间，所以还是决定让4架编队飞机带弹飞行参加受阅，这样一旦发现敌情即可利用在空的有利条件立即投入战斗。另外，在解放区沿线都布置了警戒哨，如发现敌机立即报告，电话直通南苑机场作战值班室，如果有国民党飞机偷袭，在空中带弹受阅的飞机就会立即迎敌作战。所以，受阅并不是飞行中队的唯一任务，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确保开国大典的空中安全。

万一敌机窜到天安门上空，怎么办？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天安门的安全，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还亲自布置了一项绝密行动。尽管空中安全，由防空部队自外而内，一层层拦截，逐渐向心形成严密火力网。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警戒雷达系统，通信手段也有限，这就面临一个严峻问题：万一敌机窜到天安门上空，怎么办？

杨成武副总指挥专门召集华北军区保卫部三科科长张鼎中、防空部队负责城区和检阅防空的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开了个3人秘密会议。他先传达了阅兵总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出于防空的需要，计算敌机天黑前最近返航距离和时间后，检阅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点之后。经周总理批准，为防万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后方空地，即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组射击点，部署4门高射炮，并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作伪装。这是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我们3人实施指挥。

华北军区保卫部一科立集体一等功，全体同志在军旗前合影，后排左一为张鼎中

然后，杨副总指挥画了个平面简图，标明了天安门后方4门高炮的位置。对于凯副团长说：“于凯同志你——”位置标记在高炮阵地。“我——”杨成武将自己标记在天安门下面的东南角。问题马上显示出来，阵地与东南角不能通视。这时他接着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对，张鼎中同志在这——”话到笔到，代表张鼎中的标记，落在天安门之上的东北角。这样3个点就建立起一个指挥通道。

“明白了吗？”杨成武严肃发问。张鼎中和于凯回答说：“明白。”接着于凯提出：“口令怎么区分？”杨成武说：“我们采用老办法，以红旗联络。口令没多余的，举旗就射击，红旗一举保证4炮齐发。到了那一天，高炮分队必须提前观察和跟踪目标，不能我这边举了红旗再观察。但是，高炮分队绝对没有自行开炮的权力和任何理由。于凯同志，你拿脑袋给我担保。”这位战斗英雄坚定地回答：“是。”

杨成武又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阅兵的我方飞行队，万一出现有一架或者几架飞机俯冲天安门，同样的，我发号令，我们3人举旗，立刻开炮，不能犹豫。”张鼎中和于凯毫不迟疑答到：“是。”

因为张鼎中十分清楚当时隐蔽战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据秘密情报报告，蒋介石听到10月1日新中国要成立报告后，肺都要气炸了，马上找到毛人凤说：“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况且，1948年5月18日，毛主席在城南庄的住处竟遭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初步判断特务内奸策应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当时判定，极大可能问题就出在华北军区内部。可是直到开国大典之前此案还未破，军区保卫部的压力很大。这时再一提飞机，他们就头皮发麻。地面参阅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有把握，但是在17名飞行员中却有12名是国民党起义、解放和投诚人员，而这些飞行员还未经严格的战争考验，短时间内还不敢说底数完全清楚。要是万一在空中出现突发情况该怎么办？因此必须要有应对措施。可是这个命令却完全出乎张鼎中和于凯的意料，但为了绝对安全和万无一失，必须坚决执行。

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时间回到北平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一刻，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紧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

在开国大典，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随后，阅兵式开始。下午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在空中编队集合后，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的分列式开始，受阅的机群编队排着严密整齐队形，由东往西，向天安门上空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上空轰鸣而过。紧跟其后的第4分队是2架蚊式轰炸机，接着是第5分队的3架C-46运输机，也编成“品”字队形跟进，飞在最后面的是第6分队，由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组成。这17架飞机编队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受阅队形，依次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当时只有17架飞机参加校阅，可是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人们看到的却是26架受阅飞机，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空中魔术”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变”出来的。在这之前的一次预演后，大家都感到飞机数量太少了，周恩来副主席看了后便说：“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为了增加飞机的数量，你们通过了天安门以后，战斗机可以到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再转回去，接到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它飞得慢一点，你们转回去再接上去，这样不就有26架飞机受阅飞行了。”

空中分列式开始后，飞机编队顺利完成第一次通场，然后按照预定方案，在空中绕了一圈，又衔接在第6分队的后面，再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因此给地面的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飞过天安门。然而，空中受阅并非一帆风顺，就在9架P-51战斗机转回来再次跟进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在空中出现了惊险一幕，3分队1架P-51飞机发动机突然冒烟，并发出噗噗噗的闷响，飞行员谭汉州判断是发动机出现故障，这时飞机正在通过天安门广场，如果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临危不惧，坚持通场完毕后才紧急脱离编队，返回南苑机场迫降成功，避免了一次重大险情。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编队出色地完成了校阅任务，当时现场的外国记者非常吃惊，在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这是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一架P-51。1949年10月1日，有9架P-51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阅兵分列式。

当受阅的人民空军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仰望疾速而过机群，纷纷招手致意。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当天晚上，在开国大典的招待会上，新政府领导人设宴招待社会各界人士和各方代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在宴会上，朱德总司令，举着斟满了酒的酒杯，边与飞行员代表碰杯，边自豪地说：“现在我这个总司令，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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