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玮本质2:学术造谣洗白日军“破坏和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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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松井石根的前秘书、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田中正明口中的“卢沟桥事变”

2、冯玮宣传的“卢沟桥事变真相”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田中正明基本一致

3、冯玮的操守，还不如日本右翼的NHK纪录片

4、冯玮的学术造谣，遮蔽、颠覆了历史常识和定论，危害甚大

附：冯玮声称中国“推行民族工业”导致九一八事变 洗白日本侵略中国和“破坏和平罪”

 

众所周知，二战后东京审判中，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向法庭提交的起诉书中，控告日本战犯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冯玮关于南京大屠杀直接“导火索”、基本经纬、前因后果的论述，直接否定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常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论冯玮本质之一》一文对此已经做了详细分析。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坛和社会加速右倾化。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控制了日本的主流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媒体，乃至成为国家元首。例如，经常被冯玮极力称赞和推荐为理中客媒体的NHK其实早已全面右倾化（冯玮称【NHK属于“理客中”媒体】），NHK会长籾井胜人2014年初一上台就否认日本慰安妇问题，称“慰安妇哪个国家都有过”。

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替日本二战侵华罪行翻案的一大招数，就是直接否定“破坏和平罪”，否认日本战犯计划、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乃至倒打一耙，把发动战争罪名从日本转移到中国身上，这样绝大部分日本战犯罪行就能得到一定程度乃至很大程度洗脱。在这一方面，冯玮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亦步亦趋。

 

1、松井石根的前秘书、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田中正明口中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本右翼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做文章是必然的。翻案派代表人物、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田中正明（因南京大屠杀罪行被绞死的日本甲级战犯、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前秘书）等人就是这么做的。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通过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式的捏造和歪曲，杜撰编造了“中共闹事导致卢沟桥事变”等说法，把发动战争罪名、把破坏和平罪扣到中国和中共头上：

【日军在这天夜里的演习中，受到了不明身份者的射击。但日中双方都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局势一度平稳下来，双方甚至签订了当地协定。但不久日中双方军队又都受到了猛烈的射击。射击每天夜里不断。是日方的阴谋呢，还是中方的挑衅呢？这当然成为后来东京审判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潜入宋哲元第29军的“一部分危险分子”，实际是刘少奇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抗日学生。总之，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遣抗日救国学生，乘黑夜在卢沟桥上频繁向日中两国军队射击，挑动日本驻屯军和宋哲元的第29军发生冲突，致使冲突扩大为日中战争这一闻名历史的大战。……】

…

 

 

2、冯玮宣传的“卢沟桥事变真相”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田中正明基本一致

 

近几年，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上泛滥，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们的上述说法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例如，2012-8-28 21:59 ，@晓钟残漏 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文章，其标题是《卢沟桥事件的策划和淞沪战争的策划》：

 

 

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其中的要害是这样一段话：

http://weibo.com/1732324342/yzil7zRHx

【史学家披露‘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而且“道理很简单，中日只有打起来，党才有活路。】

这篇没有作者和来源的耸人听闻的造谣文章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非常可疑。

@晓钟残漏 当然知道，发布这样的文章，是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颠覆性行为，所以他说【说法之一。留待专家考证，等待当局辟谣，最主要的，准备新浪删帖。】，以这种方式减轻其罪责。可惜，直到三年后的今天，这篇东西以及类似这篇东西的文章，仍然没有被删除，仍然在微博、微信及各种网络平台上泛滥成灾。

在《卢沟桥事件的策划和淞沪战争的策划》一文发表仅仅一个多小时以后，2012-8-28 23:11，冯玮不但对于这篇造谣颠覆文章及相关说法表示赞同、同意并转发传播，他还亲自撰写如下原创评论微博进行发表：

http://weibo.com/1892793683/yziOtx3FP

【【谜】由最权威学者合撰的《日本史大系·近代》称：1）绑架日本兵的确实找到，但之后有人黑夜向日军射击，“对方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国军第29军宋哲元部。”2）1935年八一宣言，36年“五五通电”和年底“西安事变”，有关联性；3）多项资料显示，卢沟桥事发突然，日本并无全面侵华准备，决定防止扩大。】

 

冯玮试图彻底颠覆中国共产党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历史定论，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个【谜】。他认为“绑架日本兵确实找到”，向日军射击的系“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国军第29军宋哲元部”，用冯玮用这则材料显然旨在说明共产党挑起战端；他说“1935年八一宣言，36年‘五五通电’和年底‘西安事变’，有关联性”，即指共产党抗日是一起有连贯策划的“事件”，就差没公然说“阴谋”了，目的是“借抗日坐大”；冯玮还说“多项资料显示，卢沟桥事发突然，日本并无全面侵华准备，决定防止扩大。”即是想说日本压根没想到有卢沟桥事变，也没想过全面侵华，没想到共产党放了冷枪，以为对方开战，所以只好“被迫应战”了。

最关键的是，冯玮不但传播上述观点，还说这些内容援引自所谓【最权威学者合撰《日本史大系·近代》】。请注意，冯玮这里说的【最权威学者】，没有任何国别限定词，其语义在冯玮那里是完全明确的，冯玮指的是【世界上最权威学者】。总之，冯玮发微博认定卢沟桥事变是由中共和中国挑起，把发动战争的罪名、把破坏和平罪倒扣在中国和中共头上，并且以所谓【（世界上）最权威学者】来增强其造谣说法的权威性，其用心可谓非常明确、直接、恶毒。

 

不仅如此，冯玮在微博及各种场合多次、反复地宣传【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挑起的】这一结论。例如，2012年7月7日，冯玮在评论《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上的今天#七七事变时】，冯玮说【不仅是下克上。日本几位权威史家撰写的论着，隐隐约约“暗示”，夜晚，从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国军第29军宋哲元那边打来十几发“冷枪”，冲突随之发生。“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这篇微博与上一篇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这里说出了是【日本几位权威史家】。冯玮再次“暗示”“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

　　

 

原来，在冯玮眼里，【日本几位权威史家】，就是【最权威学者】，即【世界上最权威学者】。其媚日、亲日、哈日的【日本情节】，不幸被世人惊鸿一瞥。

不仅仅是在这里，冯玮经常在微博上宣称卢沟桥事件乃至皇姑屯、九一八事变是所谓的【下克上】。2014-7-8 16:53 ，冯玮发表微博说：

http://weibo.com/1892793683/BcD9djAqZ

【日军有“下克上”即下级不服从上级传统，皇姑屯、九一八事件也如此。】

结合冯玮所说的【多项资料显示，卢沟桥事发突然，日本并无全面侵华准备】等等言论，其用意非常显然。除了把发动战争罪名扣在中国和中共头上外，冯玮及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替日本战犯洗白的招数之一，就是试图拿日本下级军官顶缸和挡刀（日杂集团常用语，冯玮熟悉否？）。众所周知，当年日本军界、政界不同集团对何时发动侵华战争、发动到什么规模、按照什么节奏打的确也必然有不同意见，但这只是局部、细节、战术分歧。看看1823年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1884-1885年近代日本的教父福泽谕吉《东洋的波兰》、《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及“脱亚入欧”论，以及1927年的《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等，就一目了然了。日本主流军界、政界侵略、灭亡、吞并中国的战略野心从未发生过动摇，各个集团及所谓上级下级之间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分歧。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下克上】，都会导致国家大动乱和国家政体、路线、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颠覆和改变，但冯玮所说的日本的所谓【下克上】绝非如此，因为在军国主义的日本，所谓【下克上】现象之所以发生，真正原因是军国主义权力的核心日本“天皇”支持下级军官，这顶多算是【上下联合克中】。冯玮对此进行曲解，非常明显是要为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和整个上层的战争罪行洗地。

 

如果说2012年冯玮还强调【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到2014年他就要直接告诉我们卢沟桥事变的【真相】了：

　　

 

2014年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时候，冯玮分别在7月6日晚上和7月7日早上发布两条微博：

【【真相】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在卢沟桥西北1公里处龙王庙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一名士兵失踪（日方称，演习结束有十几发子弹射向演习部队，射击者很可能是国军第29军）。尽管士兵很快被找到，但日军原本寻衅滋事，战端就此开启。】

【【真相】“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这一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时任日军参谋本部1部2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录写道：‘ 自昭和12年4、5月，一些不祥的情报时而传入我的耳中。据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幕僚称，华北出现了一些可能会闹事的征兆。’】

 

原来，这就使冯玮严重的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日方称，演习结束有十几发子弹射向演习部队，射击者很可能是国军第29军】。原来，在冯玮眼里，日方宣称的就是【真相】。冯玮还是在千方百计地宣传【卢沟桥事变及战争由中国挑起】的学术造谣，只不过这一次更加赤裸裸。

许多网友揭露冯玮的言行之后，冯玮大约是感到了败露，赶忙出来“澄清”，转头不认帐，他转口信誓旦旦说“居然有人认为我引用日方资料是为日本侵略辩护。问：懂得什么叫以日军材料揭示日军图谋吗?知道河边虎四郎正是卢沟桥日军首领河边正三旅团长的兄弟，他记录日军有“挑事”动向的意义吗?还能更无知吗?”

　　

 

不过，这只能让人看出，冯玮狡辩的本领确实达到“教授”的水平。为了让更多读者清醒认识，哪怕对方再不讲理也需用证据来揭露。笔者找来了冯玮在他的《日本通史》的内容，冯玮在书中的口吻，心态，观点一目了然。

 

【众所周知，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这一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据当时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自昭和十二年4、5月，一些不详的情报时而传入我的耳内。据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幕僚称，华北出现了一些可能会闹事的征兆。”

1937年7月7日夜晚，日军支那驻屯步兵旅团（旅团长是河边虎四郎的胞兄河边正三少将）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在卢沟桥西北1公里处的龙王庙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发现一名士兵失踪（按：日本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称，在演习结束时有十几发子弹射向演习部队，并认为开枪者很可能是深受中共影响的二十九军士兵）。尽管失踪士兵很快被找到，但是日军原本寻衅滋事，战端就此打开。

据河边虎四郎回忆，当天夜里日本陆军中央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最初并没有预料到它会成为一场延续8年的战争的开端。因此最初的反应是“尽快收拾局面”。】--冯玮《日本通史》

 

这里三段内容值得关注的要害有三个：

第一段，冯玮暗示卢沟桥事变日方因素是日本下级军官，为日本“天皇”及上层（这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洗地。

第二段，冯玮强调【日本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称……开枪者很可能是深受中共影响的二十九军】，把卢沟桥事变的和战争罪责都扣在中国和中共头上。这些东西明明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为日本战犯洗地所制造的谣言和毫无实际客观证据的空口一面之词，冯玮却堂而皇之地称之为【日本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称】，对其美化、确认、采信并写入自己的“煌煌巨着”。

第三段，冯玮还是在强调卢沟桥事变中，【日本并无全面侵华准备】，日本天皇和日本军队上层（其中包括大批战犯）并不是战争发动者。

 

3、冯玮的操守，还不如日本右翼的NHK纪录片

 

冯玮在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洗白、为日本甲级战犯翻案中，所使用的核心逻辑与所编排的历史材料均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们如田中正明高度一致，也与致力于为日本侵华翻案的NHK纪录片高度一致。在卢沟桥事变一事上，冯玮与NHK纪录片也基本一致。

NHK纪录片《中日战争扩大化的真相》是这样阐释卢沟桥事变：

【六十九年前的这一天，在桥附近演戏中的日军遭到枪击，由此发生与中国军队的冲突，这便是卢沟桥事变，日中两国政府在获悉事件后派遣部队，长达八年的日中战争由此开始……成为日中战争开端的卢沟桥事件，其真相至今不明。】

 

综上所述，冯玮所宣扬的卢沟桥事变的伪历史，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们如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前秘书田中正明的伪历史逻辑高度契合。与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控制的媒体NHK纪录片也大同小异。与冯玮不同的是，作为日本右翼的NHK纪录片还多少有点职业和伦理操守，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没有像冯玮及田中正明们那样通过赤裸裸的造谣污蔑，把屎盆子全扣在中共头上。

 

4、冯玮的学术造谣，遮蔽、颠覆了历史常识和定论，危害甚大

 

时至今日，“卢沟桥事变”是由日方一手制造、旨在为全面侵华制造借口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历史共识：

——冯玮丝毫不提日军此次演习的特殊性。1937年7月7日傍晚，驻扎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宛平县城北侧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畔进行夜间演习。平日不进行实弹演习的日军，这次每个日本士兵都带上了160发实弹。

——冯玮对日军士兵失踪轻描淡写，简单点过，事实上，所谓的士兵“失踪”是日本挑起战端的重要前兆，在史学界更是疑点重重，冯玮也根本不予提及。日军先是借口一个士兵的“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在这个士兵“失踪”的第一时间，日军不是忙着找人，而是直接往卢沟桥东侧走，控制卢沟桥车站，继而驻扎到一文字山准备构筑炮兵工事。如果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怎么会想到要攻城？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失踪”没过多久就回到日本军队，而这位有文化的志村菊次郎，没有写下任何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东西。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3营营长金振中看得清楚：“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

——冯玮对所谓的中方向日方射击大力发挥，子虚乌有地影射中共，实际上冯玮除了摆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余孽的一面之词，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按说，士兵已经回到日军中，双方应该相安无事，可是随后，日军又借口“城上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要求中方军队撤离宛平城，而这诡异的“开枪”一说到如今根本是毫无证据，既找不到子弹也找不到是谁打的。

——卢沟桥事变到底是冯玮所说的由中共闹事挑起，还是日本的原定计划？2013年，中国的历史学者在日本的公文书馆里面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日本战时档案，这份做成于1943年的日本档案是由“卢沟桥事变”当中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连队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记录下的“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作战真相。在这份由牟田口廉也亲手所书的档案文献之中，他写道：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已经制定了对卢沟桥的奇袭计划，并且在实施这次奇袭计划之前，由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连队连队长亲自带领多名日军军官，几次到卢沟桥附近勘察现场。因此，“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根本就是日军根据这一奇袭计划所做出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击。牟田口廉也在档案文件中提到，当时不仅有对卢沟桥的奇袭计划，同时针对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的第29军制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这些作战计划有的是针对29军踞守的城门，有的是针对29军兵营的，甚至有的干脆就是针对29军高级将领住宅的。日军将29军高级将领的住宅做成模型，由部队反复进行攻击推演。也就是说，除了在历史上，日军实施的卢沟桥奇袭以外，他们还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中国将领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人的家庭住宅进行攻击。

而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余孽高度一致的冯玮，不仅对以上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和共识刻意遮蔽乃至只字不提，反而在多个场合反复宣扬子虚乌有的“共产党挑起了七七事变”，试图洗脱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和平罪，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罪责倒打一耙扣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其学术用心何其毒也！其危害何其大也！

 

附：冯玮声称中国“推行民族工业”导致九一八事变 洗白日本侵略中国和“破坏和平罪”

 

冯玮在凤凰卫视2012年9月13日《全民相对论》节目中指出：“1928年国民政府要提倡推行民族工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而且因为当时的抵制日货最后和九一八事件发动军事扩张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抵制日货他有，当年是最后引发战争的”：

【当时日本对华投资占81.9%，对外贸易是21.4%，也就是说当时是对华贸易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但是后来，我跟你说，后来为什么，就是中国为什么出现抵制日货呢?1928年国民政府要提倡推行民族工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而且因为当时的抵制日货最后和九一八事件发动军事扩张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是第一点，接下来就谈一点，现在抵制日货他有，当年是最后引发战争的……】【见视频地址：http://v.ifeng.com/news/live/diaoyudaoweiji/index.shtml 44分40秒左右】

关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这段历史，冯玮替日本洗地、把战争罪责反推给“国民政府发展民族工业”的观点是一贯的。冯玮还曾发表文章说，“日本侵略中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1931年9月是偶然的。”他说，“中国持续高扬的民族主义的冲突，就是得到国民政府保护民族工业政策推动的抵制日货。”阻碍了日本扩张，日本从而从经济侵略转向军事侵略，“日本的经济渗透战略和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产生了正面冲突，矛盾已难以调和。自1928年以后，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对日本实施战略转移，以军事手段侵略中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原始资料见截图】

 

 

 

 

冯玮对此文又做重要补充说：【1928年蒋介石上台，致力发展民族工业，鼓励“抵制日货”。但9·18事变前日本对华投资占对外投资81.9%;对华贸易占外贸24.6%，必然冲突】。看看其神逻辑：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日本对华投资和贸易很大，因此必然冲突。然而，918事变前，国民政府民族工业推行到什么程度、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受到什么损失?冯玮拿不出丝毫的证据。

冯玮一直在强调“1928年”，因为1928年国民政府曾提倡国货为先、发展民族工业运动，冯玮认定，这才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冯玮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叙述为“军事扩张”这种中性词语)。

事实上，国民政府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的口号和战略并没有真正实施下去，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原因根本不是中国的民族工业路线和抵制日货口号。事实上，1928年之后到918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在逐步加大，日本已经垄断了东北经济：

【1930年，日本对东北输出396714海关两，输入306999海关两，分别为1907年的1624%和864%，出超89714海关两。日本从东北输出的产品以大豆三品等农副产品为主，占东北输出总额的73%——78%（1926——1930年数字）。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则以棉纺织品为重头，有日本学者评论称，“在政府资金、军政、满铁等国家性、军事性的支持背景下，成功地驱逐了美国的棉布，获取了日本棉布的市场支配地位”。】

【在金融存款方面，1928年日本官私方在东北日金融机关的存款额达1.6749亿日元，为东北地区银行存款（5188万日元，1930年数字）的三倍。投资方面，九一八事变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资本对东北投资总额为24.2亿日元，其中日本17.9亿日元，占72.3%；苏联5.9亿日元，占24.3%；英、美、法、瑞典、丹麦等国合计投资比率为3.4%。②另据1932年的统计数据，截至当年，东北工厂总数为3883家，投资总额为2.4232亿日元，其中东北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为3081家，占工厂总数的80%，投资额6798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8%。日本资本经营的工厂虽然只有727家，占工厂总数的18%，但投资额为15.437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64%。其他外国资本经营的工厂数为75家，占工厂总数的2%，投资额1997万日元，占投资总额的8%。

以上不难看出，日本资本通过垄断经营铁路、港湾、海运、金融、煤铁矿业、农副产品加工及其他工商业，逐步占据了东北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其他列强无可比拟的经济强势地位，同时排斥和挤压东北民族经济的有序发展，形成了垄断强势。】

（见《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强势地位的构建及其影响》
，《历史研究》2014年6期）

 

由此可见，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中国，绝非国民政府推行民族工业、抵制日货，恰恰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真正推行民族工业。抵制日货运动和全国反日总会，是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中国爱国民众的自发运动和自发组织，后来主要由反蒋的国民党改组派控制。这并非蒋介石主动提倡，而是中国民众面对日本步步侵略的自发回应。蒋介石对其是先利用其对日和平谈判，后来1928年10月中日首次外交谈判，蒋介石自身卖国面目暴露后受到全国反日总会的抨击和抗议，蒋介石随后开始打压全国反日总会和抵制日货运动。918事变后，全国性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兴起，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明确禁止抵制日货和反日活动，全力对此镇压。总之，无论是发展民族工业还是抵制日货，蒋介石都未曾真心贯彻，918事变前，日本实现了对东北的经济垄断，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中国领土是必然的结果。

侵略并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早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中国提出“抵制日货”口号前夕，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就已经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纲领”确定了武力防卫“满蒙”的方针：【关于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关于侵略中国东北的方案，日本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充分酝酿，“东方会议”只是加以汇总和进一步说明。比如参谋本部铃木贞一主张：“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可见，“东方会议”正式形成了大陆政策，明确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制定对中国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这就从国策上把占领中国东北确立为日本的战略目标。“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上奏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里明确写道：“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冯玮为了兜售自己的私货，在讨论“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的时候，对于“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这样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要么是矢口不提、故意遮蔽，要么极力否认。冯玮在微博上多次彻底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冯玮称：“中国学界主流意见认为，《田中奏折》系子虚乌有。”为了否认《田中奏折》，冯玮把“中国学界主流”都搬出来了。2015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70周年)，《人民日报》在理论版重要位置发表文章《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史三个重大问题》称：“日本右翼一些人试图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各方史实均证明《田中奏折》的出笼是确定无疑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二战结束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关键人员仍反复声明，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冯玮否认《田中奏折》，也是采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见。早在1999年，《光明日报》就刊登了《<田中奏折>真伪之争》，该文指出：“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而被冯玮视作宝贝、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战时日本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冯玮与日本右翼否认《田中奏折》的意图十分明确，即试图否认日本早就有侵占中国的计划，洗脱日本的“破坏和平罪”。不过，比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走得更远的是，冯玮为了替日本洗地，造谣全然没有底线，把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主流意见，说成是“中国学界主流意见”，这一下把“中国学界主流”都给连带着坑了。

 

 

主持“东方会议”、《田中奏折》作者的田中义一是大陆扩张主义者，他在1913年考察东北以后，在《滞满所感》一书中宣称：“我们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就已经开始觊觎中国东北，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

总之，冯玮的相关论述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学术造谣、造假。冯玮完全是在玩弄日本法西斯倒果为因的把戏：把受害者的反抗当做施害者侵害对方的借口和原因。如果日本明治以来不制定灭亡中国的战略并加以实施，中国人会那么强烈地警惕日本并抵制日货吗?

当然了，中国民族运动引发九一八事变，也不是冯玮的发明，而是他再次抄袭自日本右翼的翻案说辞而已。已故日本庆应大学法学教授中村菊男在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就把责任推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抬头”。值得注意的是，冯玮曾于2007年至2008年赴日本东京庆应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