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献忠屠川”真相
本文作者张献忠，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他自己解释：名字是我爷爷起的，爷爷喜欢看历史演义书。图源/成都晚报
由于常年的战乱，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万历六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陡降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这里丁数系承担赋役的成年男性人数，如果按五口人中有一个成年男丁推算的话，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约为九万多。百余年间，人口竟减少了30多倍！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无论是清朝官修的《明史》还是私家野史，无不归咎于“张献忠屠蜀”。如《明史》说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6页）。明末清初的冯苏、彭遵泗更是直言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
【“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彭遵泗《蜀碧》卷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引冯苏《见闻随笔》）】
对于“张献忠屠蜀”，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民国时期，大部分史家都认同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之说，但也有史家并不完全赞同，如萧一山评论说：
【“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建国后至1980年代前，学界的主流基本上都倾向于重塑张献忠“农民起义英雄”形象，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如谢国桢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谢国桢《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再如孙次舟认为“记载张献忠在蜀事迹比较可靠的，是查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这还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清初原稿，未经后人改窜过”（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作者进而根据《罪惟录》认为张献忠入蜀后有三次杀人较多，所杀主要是藩王、地主官绅和与清军有往来的士子。应当说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大都对张献忠残暴的一面有所避讳。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农民起义不再一味颂扬，而是多了一些理性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献忠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对其评价也更趋于客观。但在“张献忠屠蜀”问题上分歧依然较大，将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张献忠，甚至张献忠杀光四川人的说法依然流行，如郑光路《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前言”认为，张献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在巴蜀大地‘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尤其是在大西国的中后期。他的疯狂剿杀让四川损失了近200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目前，与张献忠有关的基本史料比较集中，而且比较容易看到。
那么为什么分歧还依然比较大呢？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对“张献忠屠蜀”问题的认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除了正史《明史·张献忠传》，还有数部私修史书和野史笔记。主要有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苏《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以及〔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
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释；
第二，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在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前，主要是流动作战，其间曾两次大规模入川，一次是崇祯七年二月，张献忠由河南攻入陕西，在遭洪承畴阻击后又攻入川东、川北部分地区，两月后返回陕南；一次是崇祯十三年四月，张献忠突破左良玉的防线，纵横整个四川近半年，“倏东倏西，暮南晨北”（无名氏《纪事略》，《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使明军疲于奔命。这两次入川，张献忠不仅没有滥杀，还赢得了四川百姓的支持和响应。
来源 ： 中国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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