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经济学界的数量拜物教及其主流化陷阱

朱富强 2019-11-28 浏览：

中国经济学界之所以极力仿效乃至扩大源于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业已广受批判的数理化道路，即使这种学术已经与现实出现如此的脱节之际，依然对此种明显的问题不屑一顾，很大程度上也与功利日盛的学术风气和整个社会制度密切关联。一般地，方法论的选择本身就是与特定的学风密不可分的：一个功利主义的学风将会引导人们采取流行的研究路径，而过分注重现状和强调实用的分析方法也会导致功利主义学风的泛滥。同时，功利主义学风又与特定的社会的、学术的制度有关：功利主义学风往往为一种扭曲的社会的、学术的制度所激励，而功利主义学风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学术的制度之扭曲和失范。也即，不断变动并被扭曲的社会制度必然会造就缺乏深厚底蕴的庸俗学风，而庸俗学风又强化了扭曲的社会制度。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对传统那种大而化之的教条经济学之反动，另一方面又从惟古的教条转变到了媚俗的教条。

【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一、引言：数量拜物教的现状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类行为及其衍生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需要借助人类特有的内省能力才能逐渐认识，而不必也无法追求所谓的精确的数学分析；相应地，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中，数学工具只是思想的婢女，是为思想的提炼和传播服务的。不幸的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数学工具却成了思想的主宰，成了评价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这就是数量拜物教现象的根本。很大程度身上，数理模型和数量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分析中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强大力量，一旦使用了复杂的数学符号，经济学论文即刻就变得高深；一旦使用了抽象的数学推理，经济学论文马上就变得客观。正是受数量拜物教的影响，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追求数理形式上的优美，而不关心思想认知上的深入；相应地，逐渐撇开了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究而热衷于事物表象的描述，撇开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之探索而集中于相互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尤其是数字之间的相关性之分析上。

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符号、公式和术语，乃至是否使用数学工具以及使用数学的程度已成为区别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标准；相应地，经济学论文的质量或水平高低也典型地用它使用的数学符号的复杂性以及模型的优美性来体现，没有数量的文章甚至已经不被视为经济学的专业论文。或者说，经济分析的“技术性”已经成为学术评价的首要标准，成为经济学刊物对论文取舍的主要依据。正是笼罩在数量拜物教的氛围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蜕变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理论研究主要是基于一定的引导假定构建数理模型，而应用研究中则基于一定的统计数据作计量实证。结果，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从事数理经济学的学人都与日俱增，主要经济学刊物中的数量化比例也越来越高。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与经济学科的本质特性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背反的，形式逻辑和数量关系并不能揭示事物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联系及其内在的变化运动，也无法真正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数量拜物教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拜物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活动，是一种文化过程。相应地，数量拜物教现象也与当前日益膨胀的功利主义学风密切相关：就像子宫的胚胎发育往往受基本营养品（如叶酸）和母亲所处环境（如吸烟、酗酒以及服药等）的影响，一个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取向也与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学术风气有关。

二、数量经济学所遭受的批判

由于盲目攀亲于自然科学，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就出现了数学化的过度发展取向，以致经济学研究也明显趋于形式化和庸俗化，乃至蜕变成为与现实日益相脱节的黑板经济学。关于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滥用情形及其危害，汪立鑫总结了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数学模型化已经由原来推进研究深化之有力手段蜕变为甄别研究者学术能力与水平之单纯“信号”，并沦落为主流经济学加强自身学术垄断地位的重要工具；其次，过度学术模型化的训练或学术要求，给主流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带来了莫大的不必要负担，使他们的人力资源配置产生了扭曲；最后，持续、过度的技术性训练也使学习研究者在主流经济学目前丧失了应有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之形成了盲从和迷信，这一训练过程又是就是一个洗脑过程，它让学习研究者以为只有一种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并认为它已经成为一门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成熟严谨的学科。[1]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数理经济学文章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它的一系列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都是为了“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相应地，基于这种“我向思考”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热衷于将其特定领域的研究方法拓展到其它领域，而忽视非主流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批判和告诫。显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经济学人，就必须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现代经济学在思维和理论上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数学的泛滥对经济学发展的桎梏；相应地，也就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引领经济学的革新风潮。

其实，现代经济学这种过度的数理化倾向自出现伊始就遭到一些经济学大家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来自那些“文字型”经济学家的批判，这包括门格尔、凡勃伦、奈特、米塞斯、哈耶克以及科斯等；（2）来自那些精通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如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凯恩斯等。例如，奈特就抱怨说，经济学领域有很多成员都是“首先是数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而且，经过一番沉寂之后，近20年来西方学术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偏盛现象重新出现日益增大的反思和批判声音。一般地，这些批判声音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1）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方法领域的专家，如哈奇森、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劳丹、劳森、迈凯、汉兹、克兰特、胡佛、亨德森等；（2）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如诺思、张夏准、弗兰克、沃勒斯坦、布劳格、麦克洛斯基、谢拉.道、亨特等；（3）源于奥地利学派、老制度经济学派、激进经济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派以及行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非正统经济学家，如贝尔、舒马赫、霍奇逊、金迪斯、鲍尔斯、费菠萝、纳尔逊、卡恩曼、史密斯、海尔布伦纳、包尔丁、柯兹纳、罗斯巴德等。此外，（4）还有一种批判和反思声音来自主流经济学界，不过往往是在这些人功成名就之后，这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剔夫、阿莱、阿罗、希克斯、萨缪尔森、西蒙、索洛、哈恩、缪尔达尔、科斯、布坎南、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以及经济学大师级人物熊彼特、奥尔森、沙克尔、乔治斯库-罗根、萨默斯等，他们都曾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进行了批判，有的批判还相当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