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帝国主义：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入侵形式

虎嗅注：原文来自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作者 Bill Wasik。本文由虎嗅翻译。

今年三月，泰国文化部发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当时，泰国流行起了一阵“胸部自拍” (underboob selfie) 风潮，泰国本地和外来的女子纷纷在网上发布这种自拍照。泰国文化部警告，分享类似照片的行为触犯了该国 2007 年生效的《计算机犯罪法案》(Computer Crime Act of 2007)，违法者可能面临五年监狱徒刑的惩罚。泰国文化部一位发言人向媒体表示，考虑到当事人的脸部并没有出现在自拍照当中，对违法者采取措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位发言人同样在担忧，这种赤裸裸展示肉体的行为，可能会怂恿其他人做出类似没有教养的事情。“我们只能告戒人们不要去跟风，”他说，“这些是不文明的做法。”

一些海外观察人士将其看作是泰国军政府又一次保守的举措，但实际上泰国军方在国内审查裸体图片传播已经很久了。在泰国文化中，公开展示与性有关的内容会让人感到不适，这一点也和泰国军方的做法相一致。尽管泰国对嫖娼持放任自流的态度，但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泰国主流的色情出版物还是要比西方世界保守得多。制造、传播和持有被普遍认为是色情出版物的行为，均被该国视为违反法律。2011 年，一次春季节日期间三名少女在裸露胸部的情况下舞蹈，现场拍摄的视频引起了一次全国性丑闻，警方——当时执政的还是民选政府——开始了搜查犯人的工作。(三名年龄从 13 至 16 岁不等的女孩，最终向当局自首，每人被罚款 16 美元。)

二十世纪，泰国政府击退了来自外部的不良价值观，罪魁祸首就是有时被称作“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 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产品，比如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无疑被看作是此类，这些作品所暗含的不仅是一种放荡的思想，还有一种危险的个人主义、一种对权威的憎恨以及一种对消费主义和财富的热衷。泰国对海外电影的禁令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5 年，当时有一部叫做《印度之狮》(The Lion of India) 的印度德国合拍片，因为内容有对佛陀生活的描写而遭禁。现在该国仍旧禁止银幕上出现敏感内容 (比如 2008 年的电影《情色自拍》) 还有类似电影《国王与我》这样涉嫌泰国皇室的内容，该片是 1999 年朱迪•福斯特 (Jodie Foster) 主演的中国影片《安娜与国王》的好莱坞版本。泰国文化部都不会让这些影片上映。

但是“胸部自拍”却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入侵形式。或许可以称之为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价值观的传播并非通过艺术作品的承载，而是通过一种当地人能够自发使用的工具进行。正如泰国所发生的“胸部自拍”，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商业的、实用的工具，已经不可或缺——同样是价值观的载体;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在文化上保持中立 (culturally neutral) 的电子设备。比如，就隐私问题来说，更多分享、更少掩饰的动力起始于每个人口袋中开始存在的摄像头，当拍照分享的冲动到来时，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我们所使用的 app 经过独特设计，上传操作无缝流畅，发布内容默认对所有人开放，这样又会继续保持这种发展趋势，在一个自我表达 (self-revelation) 现象逐渐增加的循环当中，更少隐私的选项变得对我们更有吸引力。从这个例子来看，这都要归功于互联网能够为我们找到拥有同样冲动的这样一群人——在上文所述的自拍例子当中，她们的冲动是拍摄敏感部位——我们在这种群体流行的做法之中能够有安全感，即便分享的人位于一百英里或是一千英里之外。美国人可能会表示赞许，认为是一种解放，或者因其并无伤害而轻松一笑，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视这种行为与价值观没有关系。

如果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全球发生的话——如果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正在承载着某种文化元素漂洋过海的话——到底哪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蕴含其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截至 2014 年，全球前十名互联网公司 (依用户受众划分) 当中，有八家位于美国，但是它们 81% 的在线访问者却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当同年斯诺登事件发生的时候，情况尤其让这些用户和他们的政府感到困扰。) 智能手机本身，从精致的外观到屏幕整齐排列的应用，其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苹果的设计蓝图，虽然设计和制造公司位于韩国或中国。问题不在于技术传播是否起到了灌输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像好莱坞到处宣扬美国的世界观那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其他地方会如何反应。

在硅谷，科技传播价值这种思想已经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正如 Facebook 三年前在 IPO 招股书中所说的那样，创办该公司的初衷是“为了完成一次社会使命”，其承诺了一种 Facebook 式的革命：“通过让每个人获得分享的权利，我们开始看到人们在不同程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相信全球未来的领袖们将会出现，他们支持互联网、并为人民的权利去斗争，这种人民的权利就包括分享他们希望分享的内容，以及获取所有人民希望分享给彼此的内容。” 这种传教式的宣传在硅谷到处都是，也解释了 Facebook 和 Google 在过去两年里的一项重要慈善工作聚焦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些公司的高管们真挚地相信，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当然也包括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服务——对于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至关重要。

从硅谷的角度来看，“分享的权力”不太像强加于人的美国式价值观，而更像是一种全人类的普世美好。但即便是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如泰国文化部一样的，可能并不会——所有这些分享将导致什么，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忧虑的疑问。对于个体用户来说，智能手机的一切，从设计上就是要促使他们去分享更多、表达更多、连接更多。但是结果的呈现又被整理成数据，可能被提供给政府和企业——当政府和企业知道能够轻易获得，用来分析并转化成有价值的情报时，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做。对于组织机构来说，一旦他们懂得能够用这些数据做什么，一旦情况变得不可避免且有利可图时，所有的自我约束都会消失。

这样一种双刃剑的作用在如今许多的科技创新上都可以见到。为照片自动标签的面部识别软件，同样也在入境口岸识别异议分子。帮助你用法语和网友调情的机器翻译引擎，也能够在一个格子间的电脑上监控不同大洲的通讯。用来改进锻炼计划的健身数据，可能很快会导致你的健康保险费用被强制调整。类似的风险在急剧增加，过去几年里，硅谷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延伸到了物理世界;正如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所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新一代的科技公司已经入侵到了旅游 (Airbnb)、交通 (Uber) 和其他领域，带来了一套技术主导的价值观。

在十九世纪古老的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传教士假借旅游之名，和出征的殖民军队分开。但是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的传播都以一种炫目科技的形式同时进行：救世军和帝国，传教者和判官，圣经和枪。对于硅谷所有要改变世界的高谈阔论来说，其所讲并非空泛的夸夸其谈。过去十年当中，这种说辞吸引了全国如此之多的高校毕业生来到硅谷，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硅谷承诺要实现他们那傲视一切的野心，还有对于社会进步的不懈渴望。不安于现状的美国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在设计能够传播价值观的工具——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至少对于所有认同他们的人来说是如此。

延伸阅读：“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文化侵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4日第754期 作者：闫勇 吕泽华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欢迎来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章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帝国主义”早已告别了老式帝国主义的做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数字帝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有意无意地通过高科技的数字产品和网络主动传播外来的文化及价值观念，这种行为对本地固有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冲击。

发达国家文化“入侵”的新形式

文章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外来文化与价值观念很少通过文化用品而是通过数码产品进行传播或“渗入”。不知不觉间，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就承载着扩散外来文化元素的功能。而这种科技的载体和文化元素，大多由美国创造出来或者是源自于美国。信息技术提供的服务，一方面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变得容易遭受冲击。

如何理解“数字帝国主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下的发展。“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美国传播学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没有选择感受、行动、思考和生活的自由意识。在电视机等信息传播工具面前，人们只能亦步亦趋。因为除了自己的生活以外，人们缺乏可以与电视信息进行参照对比的经历和认识。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继续效仿西方文明模式，其民众就会认为他们应该像西方人那样行事、思考和生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不过席勒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只不过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地位和功能已被智能手机等数码产品所取代。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何苏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利用数字技术的垄断地位影响接受国的价值与文化。”

“数字帝国主义”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其载体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如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网络。相较于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何苏六在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特点时提到，它所依托的数字化传播技术，如互联网、智能硬件、移动终端等，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大、穿透力更强。在互联网时代，相较于以往系统化、组织化、结构化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传播，“数字帝国主义”的外来价值观念主要依靠自媒体传播，这种点对点的传播途径更为复杂，更有穿透力。

支持有创造性的本地文化项目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和文化传播领域难免处于弱势，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美国丹佛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弗·德蒙特-海因里希(Christof Demont-Heinrich)认为在此问题上不可矫枉过正。德蒙特-海因里希表示，在一些人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传播学中“皮下注射论”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也就是说，面对外来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强势文化传播活动，作为由一盘散沙般的个人所组成的受众群体是被动的、毫无抵抗能力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作为自由的个人，有能力从外来的文化产品中发掘出无限的本地含义。这两种思维针锋相对，但都过于绝对。在全球媒体和信息传播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多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上寻找一种中间地带。德蒙特-海因里希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上述两种相对极端的观点融合起来，让有创造性的本地文化项目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由此来对抗背景深厚的来自强势地区或者国际的数字霸权力量。

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梅尔·范·埃尔特恩(Mel van Elteren)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根源之一在于当前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未必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却是消费主义的信仰和行为在全球蔓延的副产品。这种观点也有其可借鉴之处，在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需求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所以给予“数字帝国主义”以泛滥的机会。

更新传播方式 打破话语垄断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李晨宇对记者表示：“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在话语权上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很多观念和思想很容易被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认为是合适的、合理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观念则很难为发达国家的民众所认同。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用更富亲和力的、更人性化的方式传播自己的价值和声音。”

何苏六认为，面对数字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帝国主义”的影响、冲击，中国应努力提升信息化水平，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与数字信息产业。在技术层面加强技术研发、优化用户体验、大力支持和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打破“数字帝国主义”对未来传播领域话语权的垄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在政策法规方面，我国也应当加强对信息、数字产业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他律”;另外，努力提高信息、数字行业的自律，使“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引导我国数字产业、信息产业健康发展，保护好国家经济与信息安全。

文章由察网综合自虎嗅网、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