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益民：揭开日本“失去十年”的假象

用GDP偷换GNP的概念

美国经济理论的“传教士”们轻易地相信了日本人到处宣传的论调：日本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萧条的十年(1991—2001)。但是，当我于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时，经历的却是繁忙的工作、奢侈的花销和大量推进中的投资项目，并未体会到衰退的景象。

1996年，在公司的东京总部研修时，白天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晚上见到的是觥筹交错的生活，体会不到萧条的景象。为什么日本非常乐意接受人们大肆谈论他们的不景气呢?其背后有着非常隐秘的战略目的。

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所谓的“萧条”：日本公司缩减财政预算，投资停滞，贸易业务量相对减少，工资不再增长，营业经费受到严格控制，不鼓励加班从而减少加班津贴。可是，当时中国国内面临更严峻的形式，国营企业普遍亏损，职工大规模下岗。

到2003年，日本商社的繁忙景象又出现了。因此，在我的眼中，日本经济在1998—2002年的5年间的确经历了一个低潮期，但不是人们谈论的“失去的十年”。这种感知上的差异来源于经济观察的视角不同。当我们引用日本国内的经济指标和体察日本经济的全球活动时，往往就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解释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差别。

发达国家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偷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掩盖其获取的巨大的世界财富，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使其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被欣然接受。总之，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应该积极正视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20世纪90年代IT产业和知识经济的迅速膨胀，加上1997年美国通过索罗斯掀起的金融风暴成功打击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迅速抛弃了热烈讨论中的以日本式综合商社试点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转入了美国式的股票和基金经济模式，期待以此成为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干。

日本经济转型与战略调整

随着大批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博士们成为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加上美式MBA大行其道，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加速向美国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金融理论和宏观调控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商业无序竞争和微观产业脱节的经济组织结构中，金融工具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吗?

美国模式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出色表现同时震动了日本模式。随后，日本也出现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经过一个时期的小心摸索，日本的确正在经历经济转型，不断吸收美国模式的优点。

应该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转型是基于其已经完成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追赶、国民经济跻身发达国家前列，并且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后需要社会和国家从商业管理模式向金融管理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青年一代从重商主义向拜金主义的思想转变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日本并没有动摇以财团为基础的经济根基，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主角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六大财团在日本经济和社会担当了“准政府”的角色。一方面，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等方面发挥的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如果仔细研究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调整，就不难发现和解释近年来日本在很多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和相关行动。

另一方面，主要为本财团内部成员服务的主办银行出现了跨财团的合并，从而促进了财团企业间的合作和对外竞争的统一步伐。

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办银行的贷款和坏账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却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这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其中，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财团主导日本国债内循环

2012年10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日本银行业持有巨额国债已经使其面临的风险大幅增加，且这些债务的持有比重还在不断攀升。”IMF也指出了日本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债务水平史无前例。

根据IMF数据显示，日本2012年主权债务总额GDP的比值接近230%，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9%，远远高于主权债务与GDP占比60%，财政赤字与GDP占比3%的警戒水平。当然，IMF的言论在西方金融界引起共鸣,业界纷纷对日本国债进行警告，但是，真有西方金融资本家说的那么严重吗?

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的话，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与东方的产业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思维文化形成的不同经济文化，从而形成了西方资本自由经济学和东方产业组织经济学。这两种文化一直在进行角力，典型的就是西方对东方产业的分割以及西方化，因此我们从东方经济学的思维来看，将会是另一种启示。

事实上，日本的国债都是日本的国民持有，或者说财团持有，外资不占主导，也就是说它并不受外国的影响，之所以大家说它的负债率高什么的，关键是如果被外国资本控制了，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外资轻易一撤，或者索要债务，都会重创以产业立国的日本。

此外，日本的债务、利息也都是落在本国的财团和国民手里，而不是被外国分享了，也就是说它这种负债实际上是一个内循环，并不是一个外部的循环。从日本国内银行的存贷结构看，日本企业和居民存款比贷款多出150万亿日元(约合1.85万亿美元)。引用日本财团三大金融巨头之一的瑞穗金融控股旗下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部长长谷川的比喻：在国债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好比是一个家庭中的父母角色，政府这个“父亲”特别能花钱，国民这个“母亲”擅长管钱，日本这个家庭是否圆满取决于“父母”关系如何，一旦“离婚”，“父亲”就只剩债务缠身了。

不过说得更准确些，以三井、三菱为首的六大财团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政府的融资人也是政府的投资人，通过购买国债再转售给国民，将国家资金凝聚在一起，政府再将这些资金安排给商业能力强大的综合商社在海内外进行长期战略投资，从而保持产业的国内国外发展和布局。

因此在看到日本债务创新高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实际上一个成熟的国家，其财务报表应该是债权和债务，再加上固定资产，我们知道财务报表应该有这样的结构，日本还有庞大的固定资产，还有海外的矿山、石油、粮食、资源等。

如果平衡来看日本的话，它完全是资可抵债的，而且还富富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这个国家，实际上整个国家被称为“大日本株式会社”，我们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去考虑日本的情况。

日本的财团金融体制，其特征是间接金融;而美国的金融体制是直接金融。虽然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财团金融体制进行了美式改革，但是由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面临两场战争，它不得不迅速停止了对日本的美式改革，客观上推动了财团的迅速恢复，并助推美国在亚太势力的扩张。

不过，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化以及透明化以便与西方金融资本对抗，日本还是吸收了美国直接金融文化(不是主导作用)，这是与世界接轨、接受公众监督、降低西方过分敌对意识，以及增加国际融资渠道的必要手段。当然，类似中国企业那种上市圈钱的行为，在日本综合商社的金融活动中则甚少见。

二十世纪70—90年代后，日本六大财团推翻财团之间的“柏林墙”，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穗三大金融集团，三大金融集团都是

官民一体整合来对抗外部势力的，为综合商社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为产业服务的资金流向

在看待日本债务时，我们更要去仔细研究资金在产业的流向，从而更好地评价债务扩大到底是什么状况，因为政府高负债和三大金融集团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带来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日本抓住好时机进行新的扩张;2012年，扩张非常频繁。在这些收购业务中孕育着新的产业发展趋势，将使日本财团在新的产业发展井喷时占据更大的优势。

2012年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以大约73亿美元收购了苏格兰皇家银行旗下飞机租赁业务，以约4000万美元收购了欧洲从事对冲基金的两家基金公司。三菱UFJ金融集团收购了美国加州区银行，并积极推动收购美国JacksonSquare Aviation(JSA)飞机租赁公司等活动。另一个金融巨头瑞穗也在2012年以巨资收购了巴西商业银行等。

不仅日本财团的主办银行在积极活动，2012年，日本财团各个综合商社也在积极花巨资进行收购。如日本伊藤忠株式会社与美国都乐食品公司达成协议，伊藤忠出资约16.9亿美元现金收购都乐食品旗下全球包装食品业务及亚洲新鲜果蔬业务，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将以56亿美元收购美国谷物商Gavilon公司，三井物产投资几十亿美元在秘鲁铜矿、澳洲铁矿石、北海油田、汽车产业、粮食产业、太阳能产业、页岩气产业等领域进行布局扩张。

此外，由日本设立并与财团共同承担资本支出的日本产业革新机构也在产业调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该机构领导人是从日本财团系企业选拔出来，来推动政府资本投资，从而推动日本产业战略发展的，因此动辄几百亿日元的投资是惯常现象。

以上仅仅是2012年日本企业系列布局活动的冰山一角。这些大规模的活动，没有巨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因此由政府和财团共同运营的三大金融集团在融资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也是西方说日本债务危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面对西方舆论所谓日本负债过高，我们更应该冷静分析，带有危机意识地去看待产业立国的日本，也要看清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对东方经济的敌视。毕竟在商业战争这盘围棋上，胜负在于“棋盘”长远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