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儿子迪顿获诺经济学奖打了中国经济学的脸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安格斯.迪顿获奖。他的贡献是对消费、贫穷、福利方面的研究。

看过他的研究题目，苏格兰人迪顿就像是一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因为中国没有研究消费、贫穷和福利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就是中国没有研究劳动者和穷人的经济学家，中国研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三个代表”，即富人。因此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都是金融家、股票和房地产专家，他们一天到晚就是讲这些富人的话题，讲消费也是高消费、奢侈品，看看中国的媒体，哪有消费、贫穷、福利的报道?中国的消费是钱太多不知咋花，中国没有贫穷，中国人不需要福利。在中国，如果你批评富人经济，宣扬社会福利，你的微信就会被 举报删除，因为富人有钱，可以买通一切，可以操纵一切。我最近批评中国经济的微信，批评中国银行利率、房价、车价比经济最富裕的美国还高三到五倍，就被 举报删除。

因此，迪顿获奖让中国人突然明白，原来消费、贫穷、福利是经济的内容，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太新鲜了。

迪顿：国家能力的缺失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

下文为安格斯·迪顿写于2013年，探讨了国家贫穷的原因。他认为，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外国援助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19岁时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向一名正在时代广场疏导交通的纽约市警察询问最近的邮局怎么走，他爆出一连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后我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把我老板的急件丢进了垃圾箱——我觉得它和邮筒长得一模一样。

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国人更加积极，对后者来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败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饭。但美国各级政府征收税收，然后反过来提供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服务。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安格斯•迪顿：挖煤工的儿子

安格斯•迪顿为什么研究消费、贫穷和福利?这是他的一篇文章：

从《大逃亡》这部电影说起

《大逃亡》是一部以“二战”战俘为题材的着名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南非人罗杰·布谢尔(在电影中，他的角色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真人真事。“二战”中，罗杰·布谢尔曾服役于皇家空军，其所驾驶的飞机在德军后方被击落，本人被德军俘虏。被俘后，他屡次试图逃脱，但又屡次失败。第三次逃跑时，他带领着250 个战俘一起，试图从德军第三战俘营挖地道逃出去。这就是在电影中被称为“大逃亡”的计划。这部电影详细讲述了这次行动是如何策划的：在监狱守卫的眼皮底下，他们精巧地设计建造了三条隧道，并且用娴熟的技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乔装改扮、伪造证件来实施逃跑计划。不幸的是，最终只有三个人胜利逃出，其他人又被抓了回去，布谢尔本人被希特勒直接下令处死。

当然，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这次大逃亡的结果，而在于强调，即便再极端困难的环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在这本书中，我所谈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以及有做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的自由。以穷苦、匮乏、体弱多病等为表现的自由缺失，曾长期困扰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到如今，世界上仍有极高比例的人口缺失这种自由。本书将讲述人类从这种没有自由的牢笼中不断逃亡的故事，并详述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个逃亡的故事，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心理方面。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逃脱贫困的故事。

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则是源于我对电影中那些未能逃脱的战俘的思考。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来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这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一事实绝不会减少我们对逃亡本身的渴求和赞美。当我们思考逃亡的后果时，不能只考虑电影中的主角们，我们也需要留意那些被留在第三战俘营以及其他战俘营的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人?电影里显然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怀，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人不是主角，而仅仅是故事的陪衬而已。世界上没有一部叫作“大留守”的电影。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们。毕竟，在德军战俘营里没能逃走的士兵，要比逃出去的多得多。另外，也有可能他们因为这次大逃亡计划而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比如，遭受惩罚或者很多优待被取消。可以预料的是，在逃跑发生之后，监狱的守卫会更加森严，未来出逃将更加不易。这些出逃行为会鼓励监狱其他人出逃吗?显然，他们可能已经从成功出逃者身上学到了出逃的技能，并且知道了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出逃的种种困难，以及出逃成功率的降低会不会打击他们出逃的念头?另外也有可能的是，对成功出逃者的嫉妒和对出逃成功率的悲观，让这些在狱犯人变得更加沮丧失望，让监狱生活变得更加痛苦。

同其他的优秀电影一样，我们对《大逃亡》这部影片还能做出其他的解读。在电影的结尾，逃亡的成功与愉悦都消失殆尽，因为多数逃跑者得到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们又被抓了回去。人类摆脱死亡和贫困的努力始自约250 年前，并一直延续至今。无须赘言，这场逃亡将永远持续下去，并要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的致命威胁。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改善的进程突然被某种致命威胁扼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当然可以庆祝，也应当庆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父亲名叫莱斯利·哈罗德·迪顿，他于1918 年出生在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在发现了新的煤矿后，我父亲的爷爷和奶奶放弃了农业，转而投身煤矿，希望以此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参加完“一战”后复员，回到村子里继续井底的挖煤生活，并最终成了一名煤矿管理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村子里只有极少孩子能有机会读到中学，我父亲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矿井里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对于他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但这一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1939 年，父亲应征入伍，随后被送到法国，成了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后来远征军在法国惨败，父亲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就在那里，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同时，父亲也十分“幸运”地因患肺结核而退役，被送至疗养院休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后来苏格兰突击队对挪威德军的突袭遭遇失败，许多人牺牲。父亲要是参与其中，恐怕也丢了性命。1942 年，父亲复员返乡，同我的母亲莉莉·伍德，一位南苏格兰木匠的女儿结了婚。

虽然没能获得上中学的机会，父亲还是在夜校学到了实用的煤矿勘测技能。1942 年，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拥有这一技能的父亲获得了青睐，成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勤杂工。进入公司后，父亲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于是他从头学起，之后经过10 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梦想。其实读土木工程的课程非常不易，尤其是数学和物理两科。最近父亲曾就读的夜校，也就是现在的赫瑞瓦特大学给我寄来了他当年的考试成绩，从成绩单上也可看出，父亲当年的确费了不少劲儿。取得资格后，父亲在苏格兰边区得到了一份给排水工程师的工作，并买下了我母亲的祖母曾居住的小屋。据说早年间着名的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曾经光顾过这座小屋。不过对我来说，爱丁堡这里只有煤尘、烟灰以及糟糕的气候。等到1955 年夏天，我终于得以离开那儿，搬到了有树有山，还有溪流以及无尽暖阳的另一处乡村，这成了我的一次大逃亡。

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父亲在这时也开始着手为我规划人生。为此，他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他给我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的学费比我父亲一年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仅有两个可以免费入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是在牛津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我的妹妹考入了苏格兰的一所大学，后来做了一名教师。在我们这一辈的数十个孩子中，只有我们俩考上大学。在我俩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大学生。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的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本科生所不能比的。虽然我父亲很长寿，也见识和享受到了一些如今的高水准生活，但对于他而言，他的孙辈们生活质量之高，已是全然超乎想象了。而他的曾孙辈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财富数量还是机会数量，更是那些生活在约克郡煤矿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我父亲从那个煤矿小村庄的“逃亡”，是这本书主要内容的一个例证。按照今日的标准，我父亲生于贫困之境，但却终于生活相对富足。我没有关于约克郡矿区的统计数据，但是在整个英格兰，1918 年的时候，每1 000 个孩子当中，有超过100 个是活不过5 岁的，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子，孩子的死亡率更高。今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儿童活不过5 岁的概率还是要高于1918 年的英格兰。我的父亲和他的父母在1918~1919 年的大流感中幸存了下来，不过他的父亲还是在年轻时被矿井里的煤车撞死了。我的外公去世时也很年轻，死因是阑尾切除感染。我父亲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就患过肺结核这种堪称夺命杀手的病，但还是活到了90 岁。他的曾孙子辈，我看则极有可能活到100 岁。

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童年夭折的人大幅减少，人们活得更长，得以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时代的繁荣。在我的父亲出生一个世纪之后，每1 000 个英国儿童5 岁前的死亡数字已经降到了5 个。即便在约克郡剩下的矿区中(我父亲出生地的煤矿于1991 年关闭)，这一数字略高，然而若同1918 年相比，现在的死亡率已经微不足道。在我父亲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机会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即便到了我这一代，也只有不到1/10 的英国孩子能够进入大学校门，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某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我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了未来这件事，其实并不稀奇，但也绝非是普遍存在的。我父亲同村的人中，没几个能像他这样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我母亲的姐妹以及她们的配偶也未能如此。在苏格兰边区的铁路线停运之后，母亲的兄弟也无法再靠打各类零工来勉强度日，于是在20 世纪60 年代举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的孩子在财务上则非常成功和有保障，他们(和我们)是极度幸运的。因为即使在现在，很多受到良好教育和财务成功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在经受着父辈们的艰辛。我的很多朋友，子女的未来以及孙辈的教育是他们一直担忧的问题。

这是故事的另外一面。我父亲的一家得以长寿并且获得了财务成功，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人群的典型样本。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这一点，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尤其明显。一少部分人大显身手，但多数人仍在奋力挣扎之中。而当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时，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的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旋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