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新闻学和华盛顿共识：来自乌克兰的经验教训

Oliver Boyd-Barrett教授是西方着名的批判传播学者，一直致力于媒体与帝国主义、国际新闻媒体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本周受华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邀请，Oliver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两场精彩纷呈的讲演。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媒体与帝国主义》的讲演中，Oliver教授回顾了西方关于媒体与帝国主义的研究系谱，并指出，既有的研究大多放在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上，而如果转向媒体本身复杂的运作逻辑与文本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揭示出不同的媒体新闻报道背后的立场、利益与势力。上个世纪在帝国主义与去殖民化、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如今它们被新的帝国话语所取代;这些话语包括人道主义干涉、自由贸易、民主、毒品战争、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反恐战争。

而在第二场演讲《冲突新闻学与华盛顿共识：来自乌克兰的经验教训》中，Oliver教授对乌克兰危机进行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式的探究考察，力求在矛盾重重的媒体报道中寻找隐藏在各方利益背后的事实真相。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方面的说辞、乌克兰独立派的表态、荷兰空难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以及澳大利亚提供的尸检报告等各方面进行话语分析，教授将矛盾处一一指出，并试图推测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和主观意图。在此基础上，Oliver教授总结到，首先，在面对任何重大或国际冲突时，媒体应时刻保证谨慎态度和怀疑立场，并特别注意不同政府人员或要员的陈述是否同国家利益有直接联系。其次，关于国际冲突的媒体报道一定与地缘政治、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与考量密切相关，而不是单纯的新闻客观性就能完全解释的。第三，尽管我们进入数字化时代，但拥有广泛社会资源、享有盛名的传统媒体更靠近权力中心。它们的存在，遮蔽了一大批更加激进的媒体的声音。

冲突新闻学与华盛顿共识：

来自乌克兰的经验教训

Oliver Boyd-Barrett

西方主流媒体关于冲突的叙述，无形中修改了我们的认知。为了理解帝国发动战争所使用的借口及其背后的宣传策略，我们必须关注事件与新闻报道文本的细节，从而认识到不同媒体的危机报道所呈现的话语差异与张力，以及背后的深层逻辑。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例，我们需要交叉比对“俄罗斯或俄方支持的独立派、乌克兰被控对MH17民用航班被击落一事负责”的不同说法，并将注意力从谁击落了MH17这一事件转移到为什么战争区域仍旧开放领空这一核心问题上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聚焦于西方主流媒体如何利用难以考证的信息源无限“拔高”乌克兰危机形势的过程。

由来已久的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的隐患由来已久。1954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地区划给乌克兰而俄罗斯在1991年后一直控制着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港口城市)。反俄情绪在西乌克兰地区长期存在——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和造成约200万人丧生的大饥荒成为该地区人民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2014年，由于亚努科维奇拒绝了欧盟联系国协定和IMF的贷款而选择了俄罗斯提供的(条件更优渥的)贷款，并采取铁腕手段对付街头动乱，最终在被西方支持的政变和操纵的民主选举的情况下匆忙下台。同时，克里米亚、敖德萨、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接连发生暴乱，而所谓的“反叛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派，他们很多都支持联邦制。

MH17民航失事事件与新闻报道

2014年7月17日，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波音777-222客机在飞行至乌克兰东南部独立派武装控制地区上空33000英尺高空时，在空中解体并坠毁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难民集中营附近，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免。受害者来自10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193名荷兰人、43名马来西亚人和28名澳大利亚人。

如何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事件：从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的战略视角来看，MH17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从冲突的报道角度来看，MH17提供了关于暴行的话语塑造框架;它塑造了一个象征性环境，描述了核力量(俄国、美国-北约和欧盟)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中国媒体习惯于报道西方势力试图插手中欧与亚洲的企图，但它往往从西方视角来报道乌克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北约：不要“抓着”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或俄方支持的独立派击落MH17这两项“证据”不过是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经济打击、封锁手段的借口，而后者已经给乌克兰甚至整个欧洲经济带来巨大损害。

对比俄罗斯媒体以及美国/北约/欧盟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可以发现存在十种不同的话语体系：

1、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原因

2、IMF经济援助的资金来源

3、基辅的新政权

4、基辅独立广场运动(The Mandan movement)

5、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

6、克里米亚、敖德萨和乌克兰东部

7、普京的铁腕统治

8、MH17的被击落

9、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10、对俄实行制裁

麻省理工大学导弹研究专家西奥多•博思通(Theodore Postol)认为：美俄两国之间的技术差异增强了核战争的危险。俄罗斯缺乏天基预警系统来侦测地平面以下的导弹，他们必须在6分钟内决定是否进行核反击。协助肯尼迪总统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深外交家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认为：核武器对峙的加剧和科技错误的多种可能性，会加大出台全面战争的错误决策的几率，尤其在危机中误判的可能性更大。

框架理论

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在1992年提出框架理论，用以分析不同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或同一媒体报道类似事件时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与话语。他仔细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对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民用班机和1988年美国击落伊朗民用班机这两起客观事实极为相似的事件的报道。结果发现，韩国客机的坠毁被描绘为一场来自苏联的蓄意袭击，新闻报道采用了冷战的叙述框架;与此相较，美国击落伊朗民用客机事件却被美国媒体表述为一场由于失误导致的不幸事故，并刻意弱化，降低它的新闻关注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1年11月4日，乌克兰击落一架从俄罗斯飞往爱沙尼亚的俄罗斯客机，造成78人死亡。基辅方面坚决否认与此事有关，不料9天后，基辅表示这或许是针对克里米亚“在军演过程中曾遭受一颗S-200导弹的偶然袭击”的回应。2011年，基辅又否认了这一说法，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1988年12月21日，一架从法兰克福途径伦敦和纽约飞往底特律的泛美航空103客机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遭到恐怖袭击并爆炸解体，243名乘客和16名机组成员全部罹难。西方情报机构起初一致指责伊朗，直到今天，周期性的类似事故也在暗示着伊朗与此有关联。而利比亚随后变成了西方首先怀疑的头号“恶人”，洛克比事件也成了妖魔化卡扎菲的利器，甚至为刺杀卡扎菲的行动蒙上所谓“人道主义”的正当性。

美国最高领导层的内部分歧

重新回到关于MH17航班的分析上来。首先是美国提供的“证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2014年8月12日表示“我们看到了它起飞。我们看到了它的航行。我们看到了它被击中。我们看着它消失在雷达屏幕上。毫无疑问，我们清楚飞机从哪里飞来，以及武器来自何方”。然而，这份声明是在荷兰公布空难调查报道的前15个月以及和克里宣称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12个月后，就时间节点来看，他关于MH17的声明不足采信。然而，就此事，美国高层内部存在着巨大分歧。空军将军、北约最高指挥官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M. Breedlove)2014年8月表示“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见到(俄罗斯的)任何防空工具穿越边界。”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基尔比(John Kirby)几乎同时间也表示：“国防部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表明，SA-11地对空导弹曾从俄罗斯曾被运往乌克兰东部。”在荷兰2015年10月出台最终空难调查报告前，美国卫星系统所拍摄的证据并未呈交给调查组。

2016年2月，荷兰首席检察官向外界透露，由于天气原因，事故当天卫星无法穿越云层拍摄到任何图像资料。当天，乌克兰并未启用它的初级雷达监控系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东乌克兰地区上空的飞行安全，除非关闭领空。直到2016年3月，美国才把证据交给荷兰调查组，但这些证据本身仍然成谜。

关于独立派、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应当负责的证据

空难发生后不久，顿涅茨克独立派领袖斯特雷科夫在俄罗斯社交网站Vkontakte上传了一则消息，庆祝他所认为的乌克兰AN-26战机的坠落。这则记录随即被删除。一位亲美的消息源在俄罗斯媒体(主要是亲克林姆宫的媒体Vzglyad报纸)上引用了消诸如“忏悔”这样的字眼。

除此之外，美联社在7月25日发文称，一位匿名的美联社记者曾在民间武装控制区斯尼日内看到了一个类似于BUK系统的装置。如果真有此事，那么这说明美联社记者正深入斯尼日内调查此次空难是否是由叛军(独立派)或俄罗斯所为，并且他们正在挖掘乌克兰方面指控“俄罗斯向独立派提供尖端武器”这一说法背后的故事。

而乌克兰该对此次事故负责吗?

空难发生后，俄罗斯方面坚称：击落MH17航班的导弹是一枚空对地(而不是地对空)导弹，极有可能是从乌克兰某架战斗机上发射出来，并且它错误地把MH17航班看成是搭载普金返回俄罗斯的专机。

中情局分析人员(也是调查性记者)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则推测，乌克兰的政治寡头可能卷入其中，旨在牺牲MH17航班，以让俄罗斯难堪。而德国Correc!V 媒体在调查之后认为，乌克兰战斗机出现在空难事故附近，它很有可能利用民用航班作为“人体盾牌”。

关于领空的问题

7月17日前后，大部分媒体采用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声称俄罗斯和/或独立派手里掌握大量尖端武器，有可能不止BUK导弹系统。同时，媒体还报道声称，俄罗斯在其领土内部进行军事部署，以支持独立派。

美联社则称他们的记者在7月17日早上看到类似BUK导弹的装置。请注意，该篇报道截止于7月17日早上10点31分，MH17在东乌克兰地区坠毁的当地时间为同一天的下午13点20分。考虑到乌克兰时间早于美国东部时间13个小时，那么美联社这篇出现在ABC电视台网站上的报道不能晚于17日上午10点31分前13个小时，即16日晚间9点31分。

事故发生后，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和大英航空等国际航空公司已经确认所有航班不再经过东乌克兰地区上空。国际民航组织早在4月已经向途经乌克兰上空的各个航班以及航空公司发出警告，美国联邦航空组织则使用“极度小心”的字眼。乌克兰和俄罗斯军方都有可能接触到BUK导弹系统，何况乌克兰军方还在东乌克兰地区部署了大量类似的导弹系统。

需要指出，民用航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被导弹击毁的危险，有时是意外，有时则是人为。毕竟，BUK导弹系统的射程高达70000英尺。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在7月17日之前，已有媒体担心乌克兰独立派有可能对乌克兰战机实行精准击落，独立派的尖端武器“被指控”来自俄罗斯的提供。

Bellingcat.com的选择性强调

尽管存在许多疑点，但许多媒体仍然进行选择的强调与拔高。例如总部设在伦敦、有可能受到新保守主义势力支持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要依靠的信息源是“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与其他“叛军”集团。此外，需要仔细分析开源情报网站Bellingcat.com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Bellingcat.com是一家众筹网站，致力于公民调查新闻;总部设在伦敦雷斯特，根据今日俄罗斯的说法，该网站与英国情报局关系密切。

Bellingcat如何报道叙利亚问题?它援引《纽约时报》、《纽约客》等美国主流报刊，以确立叙利亚政府所犯下的深重“罪孽”，例如2013年使用化学武器轰炸大马士革以东近郊姑塔(Ghouta)地区。报道围绕导弹定向、导弹射程、土地与居住地区的六胺污染，以及叙利亚政府完全有能力操控着一切而展开。

可是，Bellingcat.com这些报道的每个论点都受到博思通等人的驳斥：1)导弹来自北方而不是西北方;2)简易导弹的射程非常小，只有1.2英里，而要从叙利亚政府的位置轰炸姑塔地区，射程至少需要3.5至6英里;3)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六胺可用作萨林毒气弹的酸性中和物;4)被引爆的化学武器实在太小而无法被卫星所识别，因此美国所声称的卫星图片不可采信。

《国际先驱论坛报》前任社长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曾表示：“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开始，基辅、华盛顿甚至CIA都开始玩弄社交媒体中的证据。Bellingcat网站所有的报道都与‘反俄罗斯’有关，没有其他报道的出现。”调查记者罗伯特•帕里认为，Bellingcat网站已经传播了错误的信息，例如毫无证据地指控叙利亚政府主导了2013年的萨林毒气轰炸事件，以及误导澳大利亚新闻报道人员去错误的地点拍摄BUK防空部队的影像，而实际上它已向击落MH17航班的俄罗斯政府大开方便之门。

新闻业越来越依靠互联网，但这也带来极大的问题：带来极大的问题，即熟练的政府宣传人员或懂得照片PS技术的人员很容易生产出几近逼真的图片或文件，然后拿这些假冒的图片或文件哄骗那些无知或容易上当的民众，或将这些图片或文件用于宣传，并使它们看起来是与政府无关的组织或个体所“寻找”到的。这是帕里最担心的。与此同时，他指出，Bellingcat与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资助的有组织犯罪与腐败调查项目组合作，并受到亿万富翁、金融巨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的资助，因此它经常批评那些“与美国政府不对付的外国政府，并指控后者犯有腐败罪”。此外，帕里还对Bellingcat与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合作——后者坚称俄罗斯应当对乌克兰危机负责，以及与索罗斯赞助的人权观察组织(该组织与Bellingcat一样，鼓吹阿萨德政府应当对2013年发生在姑塔地区的毒气爆炸事件负责)的合作充满疑虑。

澳大利亚的尸检报告

澳大利亚联邦警方，以及荷兰警察、检察官认为，荷兰调查报告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以证明是什么类型的炸弹摧毁了飞机。他们的疑虑应当来自于荷兰的州检察官弗雷德(Fred Westerbeke)的有关声明。弗雷德表明，只有25块飞机金属残片已被回收;而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大卫(David Ransond)的报告显示，在遇难者遗体中并未扫描到任何弹片的踪迹。这些发现大大降低了MH17航班被BUK导弹击中的合理性。来自澳大利亚、MH17国际调查小组中的高级警察安德鲁(Andrew Donoghoe)探长向外界表示，我们需要“比荷兰空难调查报告更严格的标准”，才能在犯罪调查过程中找出导致空难的武器或罪犯。毕竟， “飞机被地对空BUK导弹击落的初始信息，与澳大利亚或国际调查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不符。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之所以无法提供法医证据，是因为这样做需要获得乌克兰方面的授权，而后者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就终结调查过程”。

乌克兰事件的冲突新闻学：经验与教训

首先，在面对任何重大或国际冲突时，媒体应时刻保证谨慎态度和怀疑立场，并特别注意不同政府人员或要员的陈述是否同国家利益有直接联系。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及其提供者动机表示存疑，若该信息源符合某一方的利益，我们就不该突出强调它。其次，从极有可能是偶然性的行为中推断出必然性意图，这样做十分危险，也充满投机性。关于国际冲突的媒体报道一定与地缘政治、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与考量密切相关，而不是单纯的新闻客观性就能完全解释的。第三，尽管我们进入数字化时代，但拥有广泛社会资源、享有盛名的传统媒体更靠近权力中心。它们的存在，遮蔽了一大批更加激进的媒体的声音。我们必须对不同媒体的文本做更加细致的分析与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