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驳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不合法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近七十年，共和国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2016年新年伊始，一位教授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别有意味地宣扬“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无法回避，还说脱离了历史语境的“人民的选择”，以及政治神学的“历史的选择”，均排除了程序合法性维度，没有现实法权程序支撑，不过是它的变种，听起来响亮，其实弱不禁风。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地拿西方的合法性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位教授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确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始终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人民的现实选择。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95年的奋斗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当年，中国人民用民心抛弃了背离民心的中国国民党。淮海战役中百万农民用小推车表明了自己的选择。陈毅元帅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晚年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1949年7月1日，民主党派领袖在祝贺中国共产党28年诞辰的贺电中指出：“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终了，贵党之诞生，实为新中国出现的信号，中国人民为贵党之诞生而狂欢，正是理所当然。我们充分相信，中国人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贵党领导下，人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而贵党又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民主党派的心声，也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位教授还说，历史的选择只能代表过去人民的选择，不能代表今天的人民选择。在他看来，只能像西方一样，通过直接选举，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选择。这位教授重申“共和国理念”的动机终于露了出来。这位呆在京城象牙塔的教授，走出书斋，去基层看看，今天的人民不选择中国共产党吗?国内外的许多民调一再表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和拥护是西方许多执政党无法比拟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在今年6月将出版的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享有高得惊人的民众支持率，并未有脱离中国人民。难道只有投票才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吗?中国历史上民众一次次用民心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人民代表，选择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赢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这是真正的统治正当性。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基本政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把自己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彻底性的阶级。在中国社会各政治集团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为着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建设，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中国共产党就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就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党正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会在思想上、落实在行动中：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自觉增强历史担当意识，视责任重于泰山，视事业胜于生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辉煌业绩;自觉增强真挚为民情怀，对群众有平等之心、仁爱之情、体恤之意，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一块过、一块干，带领人民创造更佳幸福美好的生活;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扎实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发展;自觉运用科学方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难题，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一个政党的统治的正当性关键在于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获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抗战时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的徐佛观，曾经这样写道：“在彼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他还说：“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徐佛观的这些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众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始终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95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政党，始终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97年历史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理由。中国共产党经历多次错误，但是每一次都依靠党的领导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质疑党的领导的合法性，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导致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夭折。从根本上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中国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附：

许章润: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

过去一年，一个最为严重的现象是，有关“文革”或者“文革式的社会政治状态”是否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一疑虑，不知不觉，有迹无形，如雾霾袭来，慢慢沉重地压在亿万人心头。如果说市民阶级依旧沉浸在反腐的“老炮儿”式复仇快感中，那么，政商学三界，尤其是知识界，春江水暖，对此趋势之忧虑愈深，忐忑不安，实为二十多年来所未之有也。

一方面，我们看到机关发文，各项决议重申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其声调之高，蔚为主旋律。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股灾连连，以及最高权力配置上的“相权衰落”，高度集权似乎再度变成现实。“文革”式用语及其内涵的蕴意，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一类套话，居然再度成为官媒堂皇大词，令人惊骇。换言之，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乃至于君师一体的集权机制，在逐步推进民主法治的承诺远未兑现之际，反益强化，且借由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之名，为前者张本，这便逸出了“改革开放”的固有含义了。如果说由此开导出一个总统制的宪法惯例，并进而经由立宪程序坐实总统制，也未尝不可，但因民主尚未登场，而操作方式濡有新权威主义浓墨重彩，遂不免令人浮想联翩，怕怕。大转折之际，可能，某种新权威主义是必需的，但其边际效应究竟如何，总是叫人七上八下。

一方面，宪法日、宪法宣誓等新制出台，强调《宪法》之不可侵犯这一官方宣喻言犹在耳。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口子越收越紧，钳口日甚。我是个教书匠，用脑思考，靠嘴吃饭，这一年多里，深感意识形态紧箍咒愈念愈紧，对师生的精神管束，尤其是对青年教师的收编，愈发严重，正在侵蚀三十年里好不容易辛勤作育、并可能蓄势待发的中国文明的思想创发势头。毕竟，心灵促狭，难望心思浩瀚。

“文革”是否重回人间?也许，五六年前，甚或两三年前，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样提问，大家都会摇头。但在重申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鬼使神差，这一问题却陡然降临，再一次严峻地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中国历经37年改革开放，国力大增，国民生计极大改善，社会空间拓展，倘若经此转折，无意中滑落至1936年的德国和完成工业化后“二战”前的苏联那种局面的话，则百年改革转型跌宕，情何以堪，命何以托!为此，今天需要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而提出下列五点，以为诫勉。

第一，今天必须重申、再次重申：这个叫做“中国”的家国天下，是十几亿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而非一党一派、一家一姓的私产，更非凭借强力攫取、代代承续的所谓江山。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早已是不合时宜的王朝政治心理。此前为立基于政制之政治，此刻为有违政制之反政治。故而，中国之为亿万国民所分享共有，意味着排除了将国家当作权力的殖民地，而以征服者身份凌驾于国家之上，将人民当作掳赎的人质这一极权政治思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伟大的现代理念，不能无意中变成严防社会成长、打击商人阶层、限制思想自由这一商鞅式法家的刻薄寡恩。其为中国文化偏锋，置身诸强争霸时代，有利君主专权，一时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绝非常态政治下的长治久安之策。令人遗憾的是，某种商鞅式理念似乎正在侵蚀历经百年方始积攒下来的共和理念，人民主权理想迟迟未能落地制度化，正与其相表里。也就因此，包括后面将要叙及的反腐，才会予人以“王爷的归王爷，奴才的给奴才”的印象。

在现代意义上，所谓政治，旨在建构主权、区分敌我、厘清公私、进行决断、提供和平，其间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共和国是全体国民分享的公共空间为基点，而以立宪民主支撑，建构起一个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大框架。因而，共和国之内，只有违法犯罪者，而无敌人，遂为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立宪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将敌人常态化，而建构一个阿伦特所谓的“客观的敌人”，此种理路，说到底，还是一种极权政治心理，正与此背道而驰。

第二，国民的自由、安宁和富裕，优先于国家的强大与威势。国家建构和治理，图个什么，不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式的光荣政治，也不是伟大君主的江山浩瀚，说到底，是国民的自由、安宁与富裕。至于国家的强大与威势，乃顺水之舟，水到渠成，倒非国策悬鹄。我们当然明白，处此自助体世界，就中国这一初始条件而言，没有强大国力，御敌防寇，国民的自由、安宁和财富难保。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知道，若无每一国民的自由、安宁和富裕，要它强大国力与光荣政治做什么。

由此，必须指出的是，虽经37年改革开放，经济规模扩展，国力大增，但综合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穷国，一个尚处大转型收束时段，还没最终走出转型的“历史三峡”的穷国，属于典型的“脆弱繁荣”，不可因为刚刚手上有些余钱，就透支国力。

实际上，最近几年间，不知不觉，一防再防，中国事实上还是被拖入了一场军备竞赛。而且，整个东亚，均深陷此中。同时，自一年前反西方价值观开始，仿佛同时陷入了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就前者而言，关乎善用37年积攒的民脂民膏，防范严重透支国力，而非打造伟大君主的大国梦幻。一夫强，万夫弱，打断的是共和国的脊梁，绝对不是好事。看看俾斯麦的德意志和普京的俄罗斯，一目了然。就后者言，其实主要源于西方偏见，是它们挑起来的，但要是被动接招，并开出了所谓反西方价值观这类误诊处方，而于敌我观念支配下导致内政主导方向上的错位，则更加得不偿失。

正是基此情势，过去一年经济下滑，特别是民营资本人人自危，不仅源自2008年以来整个国际金融形势下滑大势，同时反映了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致使大家心头困惑，信心指数下滑，以至于人心慌慌，市场惶惶。

因此，需要重申政治的审慎德性，以及“审慎政治”这一为政常识常道，拒绝缔造伟大强国君主梦这一类政治罗曼蒂克，而将政治回归为一国之内，为了每个国民的自由、安宁、富裕和幸福这一庸常轨道上来，将“脆弱繁荣”修炼为“稳固繁荣”的常态。

第三，内政优于外交。有人说，当今世界，美国是一个“内政决定外交”的国家，俄罗斯则为“外交牵制内政”。相较而言，中国属于哪种形态呢?总体以思，中国的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则“内政优于外交”，不言自明。终究而言，但凡一方水土，概为主权国家，则内政优先，自不待言。毕竟，刻下中国，有六千万左右的残障国民，上亿尚未脱贫人口，两亿五千万农民工兄弟辗转城乡，还有成百数千万失学儿童留守儿童。就国之重器的高等学府来看，也没几所世界级的，多数很烂。尤其是，在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意义上，若以“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四大义项提纲挈领，则三、四两项仍然人在途中。值此大背景下，举凡政道治道，一切措置，总须“攘外必先安内”，恒以内政为优，而内外恰予平衡。纵然外交，以及全球政治，也是为了造福内政，不离不弃生民福祉与邦国安危。

最近两年，国民睹物思情，感觉似乎外交优于内政。若果如是，则不免方向有误。此间可能牵涉到民族国家思维、帝国思维与全球体系思维的错综关系。一百多年来，吾国所要完成的一大转型，是将帝国思维转换为民族国家思维。所谓民族国家思维，实际上讲的是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在“文明立国—民族国家”与“自由立国—民主国家”的框架内，缔造一个富强、民主与文明的现代中国，一个全球体系中的中华家国天下。在此进程之中，内政，还是内政，恒居优先地位。进入全球化时代，作为主权自助体的民族国家思维需要上升为全球体系思维，此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尤其重要。但是，全球体系思维不是帝国思维。倘若读书有限，误将毛式罗曼蒂克普世主义当成了全球体系思维，而其实是帝国思维，则得不偿失。以此观之，当下帝国思维弥漫中国。草根民粹，尤其是边缘落魄掉队群体，既有年长亦有年少，整天嚷嚷打这打那，“炮轰”“踏平”，令人忧虑。

也就因此，肯认内政优于外交，意味着海外援助，不管是非洲600亿还是哪里500亿，但凡用钱，总得有个程序，好歹让掌控国库进出的一国最高权力机关面子上过得去，也让亿万交税纳粮的升斗小民心里好受点。换言之，在此领域启动人大的预算和决算机制，乃至追责机制，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不是不知道，大国成长到一定体量，辗转腾挪之际，客观上需要大格局大思维大体系，需要拓展自家的战略纵深。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海陆并进，堪当大手笔。但是，持盈保泰，量力而行，总是王道。否则，帝国未至，而帝国负担先来，对于中国这一尚处大转型航程之中的泱泱巨众国度而言，岂为福哉?

第四，反腐必须导出制度遗产，始有意义。这一波反腐，霹雳手段，依恃权力政治和权势国家，做他人之不敢做，行前所未行。两三年里，全民狂欢。但是，目前看来，其不脱例行之吏治整顿，杀一杀歪风，收拾收拾恶吏。因而，其收取合法性政治红利时段已过，不但说省部级高官，纵便揪出个常委级大蠹，大家也不再惊讶，更不可能于欢欣鼓舞中颔首承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是说，以反腐标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效用不再，大家更希望看到在民主法治思路引领下，将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导入常态化的法治机制。毕竟，这一波反腐，针对的是过往几十年积攒下来而遍于国中的权力腐败、全民腐败，而以非常人物依恃非常手段所推展之非常进程，若无相应扎实制度遗产，时过境迁，必定人亡政息。不说别的，就说公车改革，钱已经花出去了，但变相公车私用的地方性创造，花样翻新，早已登场，即为一例。因此，引导其成为常态之下，基于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的民主法治建设，不仅考验着统治体系的政治诚意，我相信，同样在鞭挞着治理体系的政治智慧。

在此，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为民主法治国家经久使用所证明的，该采用的就当采用，到时候了。例如，暂且不说为何不兑现激活《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发挥它们在信息披露和权力制衡中的效用以预防权力腐败，单从略小处来看，这么反，那么反，为何不启动官员财产阳光法案?一方面，征收公民个人所得税雷厉风行，手机实名制关涉数亿国民，却也行之无碍，为何偏偏一到阳光法案就以这个那个，搪塞一阵算一阵。什么技术手段跟不上啦，全国联网做不到啦，简直把亿万国民当白痴。若果真有诚意，欲构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取信于民，全国做不到，那就从七个人做起呗。说白了，你家里有多少钱，动产不动产，票据证劵，放在瑞银还是藏在地窖，晾晒出来吧，让亿万国民瞧瞧。敢，还是不敢;做，还是不做。这不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追问，毋宁，是一个关于政治德性的常识测验。恰恰在此，装聋作哑，支支吾吾，拿亿万国民的智商和情商开涮，使得一切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宣谕瞬间等于零。——老王，你要是在任上建立起阳光法案制度，你就名垂青史，否则，不过一能吏而已!

说到底，置此情形下，如今的反腐，以及为了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采行的重新集权进程，包括所成立的各种领导小组，以及巡视组措置，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个去制度化、解制度化进程，但也同时提供了重新制度化的契机。建设官员财产阳光制度，就是一个“抓手”，何乐而不为?今天发文件，明天发文件，这一年党政发文最多，若无制度落实，也不过依旧是“一级一级往下念”，反过来，“乡糊县，县糊省，一直糊到国务院”，不了了之。换言之，不在民主法治这一常态、常规的现代国家治理方向上用力，发再多的文件也没用。

由此，引出一个连带话题，涉及现代立国的根本理念，就是反腐旨在建设一个“道德中国”和“清洁社会”，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骎骎乎道德洁癖，并用之于全民，包括食色性也的升斗小民，而实际效果是消灭了政治和权力结构之外的其他一切社会自我组织形式，一切私性领域的市民生活方式，则同样是一种商鞅式理路，于良善人生和正派社会而言，适得其反。亿万国民，芸芸众生，七情六欲，总得要消费，要 happy，还要参与，无法清心寡欲，但也折腾不到哪里去。即便像无烟工业，又何必赶尽杀绝。两亿五千万青壮年农民工漂泊于大中城镇，讨生计，要活路，好歹给他们一个宣泄人性的机会吧。否则，基于道德洁癖的清洁运动，陈义过高，冲击之下，既不切实际，结果反而可能造成普遍的道德伪善，最不堪而必然的是，豢养出更为高级的腐化形式。毕竟，越是公众人物，越是大权在手之士，其之为人做事的道德水准应当越高，而一般小民，善恶参半，优点和毛病集于一身，在吃喝拉撒里打滚，沉湎于市民私性生活，以珠三角的市民生计为典型，放他们一马得啦。

第五，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无法回避，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的。此为今日中国最为敏感话题，也是176年近代大转型最后所要解决的问题。转型时段未完，政治统治正当性悬置，遂成一切内在紧张的源头。内政外交，敌我公私，焦点在此。此亦非他，就是权力的来源问题。换言之，凭什么你来统治?为什么你掌权?过去一种讲法是，领导人民打江山，牺牲了两千万人头换来的。各位，这叫丛林法则，如前所述，例属前现代政治，所以现在不讲了。据说，最新的讲法叫“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可问题在于，哪个人民?什么时候的人民?是当年我爷爷的选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现在我也是人民的一份子，而且，又有这么多人民，换了一茬又一茬，能不能再选择一回?老中国的讲法是“君权神授”，脱离了历史语境的“人民的选择”，以及政治神学的“历史的选择”，均排除了程序合法性维度，没有现实法权程序支撑，不过是它的变种，听起来响亮，其实弱不禁风。

在此情形下，以这一套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凭，搪塞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这一立国之本，回避这一根本是非，肯定不行。所谓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笼统言之，涉及三重合法性，即绩效、意识形态和程序，缺一不可。今日情形，绩效合法性，甚为昭彰，而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则有待开拓。毕竟，政治统治旨在实现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以“同意和承认”、“命令与服从”为枢机。总靠绩效来维持，是维持不住的，不仅不可能永远保持绩效，绩效总有令人不满的时候，还在于人心不足，吃肉骂娘，一旦对于绩效习以为常，就不再看重了，何况，不可能总是高效发展，永远快速致富。因此，便需要后面两项合法性来补充，来转圜，特别是需要启动程序合法性。纵便绩效有问题，单凭程序，也还能维持。就是说，将十四亿人民变成选民，让选民进场，据选票解决“权力从何而来”这一根本是非，则钞票和选票双轨齐下，合法矣，正当矣。换言之，以“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彰显和印证“政权的永久正当性”。现代政治说来崇高，其实还不就是这点小九九。

汉儒班彪《王命论》喟言，“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鳃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 ，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其间，德行昭彰、业绩显豁、神明祝福与泽布生民，概括的也就是上述三要素，可谓道尽枢机。在现代法政哲学意义上，归总而言，不外就是三句话二十四字：“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以法”。否则，正当性云乎哉。

是啊，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绝对不是地上俗物，毋宁，是指价值的超越性，一种普遍的天道自然，永恒之法。在此刻语境下，上帝已死，“人民”不期然间变成了地上的神圣。人民是一个集合体，无法言声，只能换身为市民、族民、国民和公民，进而，特别是公民进入政治，将自己化身为一个个具体的“选民”，这才有所谓的人民，也才有所谓的程序合法性。否则，大而无形，有等于没有，无所托付，则情形堪忧。

此刻中国，一方面对知识阶层能压就压，也压住了“大师王林”这类三教九流。另一方面，福山这类洋大师，却在中国流行，一言既出，引为经典，其实南辕北辙，扯淡。其情其形，与道士和尚进宫差不多，实在不是个事。

有感于文革会否卷土重来，疑虑复担忧，遂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而有上述五点陈述，以为新年期许，知罪由人矣。

(注：许章润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本文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