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义？中国走出去的困境

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国际关系专着《大格局》一书中，郑永年先生提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在于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并建议使用“美国的方式”崛起：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即“不尊重小国家”——以美为尊、以自我价值利益为鹄，如果中国真按照这种方式崛起，那么小国家更会靠向美国，孤立中国。

这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尤为明显，中国要争取双边主义的突破，如果不能突破，那么也可以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义，即在多边的架构内来讨论双边问题，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感。

以上观察基于本人主持的“亚洲海机制舆情现场研究”和“亚洲超级工程舆情观察”的初步成果，后者的研究旨在亚洲海机制的五国走访基础上，对于缅甸和泰国进行更为微观描述。

在本人看来，郑先生的这类“大格局”观念实际上属于“殖民1.0时代”的产物。首先，要解释所谓的“殖民”，使用的是该词希腊语的原意，就是一种二级基础或架构，相对于原生的一级公民城市(polis)架构，它是古希腊时期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输出的方式。

殖民1.0时代：中国遭遇的海外困难其实质是什么?

很少人知道——现代社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些城市间的奥运圣火仪式，其实就是这种古希腊对外殖民或二级殖民架构的“加持仪式”，当然使用这种佛教概念来阐释古希腊并不合适，但它的确是当时世界文化和经济扩张的运作模式，通过不断进行的仪式、顺服、文化和概念输出，古希腊的文化无远弗届。

此外，这种“殖民1.0时代”是一种“冷媒介”时代，它属于一种相对而言的低科技水平殖民模式，甚至我们可以说，航海大发现时期和西欧殖民(荷兰海上马车夫、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殖民等)黄金时期的到来，依靠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进步和革命，而主要是睾丸激素、荷尔蒙、野心、占有欲、近乎残忍的实用主义(ruthlesspragmatism)和扩张欲望。

更为关键的是，“殖民1.0时代”依靠的是海洋航行知识和海图制图技术来扩展和维系它庞大流动性的疆域，在这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那些知识、军事、经济、文化意义上的舵手们主宰了殖民1.0时代的帝国版图。

郑先生眼中的中国崛起之师——美国，其实仍然浸染着浓重的“殖民1.0时代”特征，从阿尔弗雷德-马翰(AlfredThayerMahan)开始，美国已经在系统性经营一种波塞冬海神式的全球海洋霸权，通过它的军事基地、舰队、战略巡航、运河和港口控制，美国的每一次全球霸主地位确立都依靠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侵占和占据——只不过现在更依靠虚拟治理的方式，结合物理实体继续控制世界。

因此，我不能同意郑永年先生的“师美长技以制东盟”的策略建议，这种策略不仅不可能，且具有更大的灾害性。事实上，世界不需要两个罗马帝国、蒙元帝国和美国新型帝国;亚洲也不需要另一个海上加沙地带和海上萨拉热窝。如果顺着亚洲人克隆欧美模式的习惯来说，亚洲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希腊、一个地中海、一本具有区域集体记忆原式的《荷马史诗》——一本通过听觉，而非视觉构造的史诗。

中国人仍需要反思的是，伴随着郑和的七次远征和下西洋，中国帝国的海上权力自此之后事实上被封闭，似乎当时的明帝国在用防污染、隔离(quarantine)的方式在保护自己庞大的疆域。讽刺的是，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在西方成为一种明显和现实的危险之前，真正产生侵入型的(非侵略性)的思想和文化类型是印度教和佛教——正如越南国家博物馆中仍保留的越南印度教风格时期展品，这与这个国家现在的强烈中国文化口音和文化肌理相比，印度人似乎没有来过越南。而在郑和之后，中国事实上见证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穆斯林化，甚至建立起具有严重排华倾向的穆斯林国家和文化集群。

郑和是马姓，是穆斯林，在他的史诗性航海之后，中国最为困扰的外域威胁中，其中最大的就是穆斯林社会当中的极端势力：还有比这更具讽刺性的事实吗?

在我调查缅甸期间，缅甸社会对罗兴伽人的畏惧、恐惧和排斥，与其说在排斥这个群体的“黑皮肤”、“贫穷”、“外来”的“孟加拉”气质，不如说在“隔离”一种穆斯林文化群体。我在皎漂街头看着被弃用的穆斯林宗教和聚居场所，人们仍然记得一次与罗兴伽人有关的强奸案，尽管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非常象征性地飘在安达曼海上，一如历史上的知名海上绝望场景“美杜萨之筏”——因为错误军事动作而导致的海上灾难和自我杀戮。

事实上，中国在国际关系技术操作上已经相当“美国化”，相对中国的保守、防守型的半封闭话语体系;中国在行动层面，无论是经济投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动作、民间经济互动都出现高调、强扩张性、狂飙突进的特点，这恰好形成了“国外势力”眼中的“言行差异张力”和“量体裁衣”式胁迫策略，进而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中强化中国在实质上的孔武、单边、去均衡等方面的“肇事者”形象。

2016年3月25日最新的一篇《金融时报》文章，报道了中国陷入缅甸皎漂的土地困境中，在描述了自大的中国人同时，“同情”地转向那些失地的缅甸农民。笔者这里没有偏袒中国投资者的意图，我曾经多篇文章批评了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的“文化软因素”缺乏问题，但是西方媒体在进入缅甸这类中国投资对象国时，似乎忘记了比缅甸-中国关系更重要的是缅甸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族群关系重组。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涉外媒体的困难之处是难以寻找到具有宏大政治框架、意识形态洞察力同时兼具现实细节的知识生产者，中国没有自己的本雅明、乔姆斯基、齐泽克、沃勒斯坦、福山。很难想像，一个如此庞大和重要的国家，他的知识分子讨论国际关系的渠道和媒介，仍然是通过《环球时报》、《参考消息》这类刻板成见明显的平台。以至于这个群体整体上在咀嚼美国生产的“三聚氰胺”式理论范式;并希望通过从美国老师那学来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全球崛起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的对外传播甚至没能重复阿拉伯半岛电视台(AlJazeera)的有限成功，并不是中国请不起外国面孔的主持人和本地雇员，核心是中国海外传播没有寻找到自己恰当的意识形态程式、情感模式、修辞模式、文化亲密模式。

旧思维框架和“惟美是从”带来的问题

至今，如果看中国媒体的英文译名，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在学习美国母版——至少是形式感和商业模式，中国从来不缺少盗版的eBay、Google、twitter、MSN、AOL、NewYorkTimes、WallStreetJournal、NewYorker等。

前段时间“中国股灾”事件——中国并不认同这一名称，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发展路径单一化，经济发展和政治互动“伪美国化”的后果，这种围绕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美国化”(一种以美国为假想和假象的社会动员和政治经济运作)，在知识界也有异质同构的现象，以美国为鹄，离开美国便无法思考。

中国在经济发展、媒体发展、文化建设、政治制度反思、国际协作等领域都需要创新性和前瞻性。我们的城市规划、经济政策、国际战略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美国19世纪末、上世纪30年代、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的影子，我们一直在塑造中国的新经济政策、门户开放和全球崛起、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的硅谷、中国的哈佛、中国的谷歌、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以至于此次的中国股灾，也变成中国版本的美国1929大萧条——此概念主要来自美国媒体。

中国的媒体最迟在2000年左右，开始思考自己独立的报道体系和国际话语权，本次股灾检验之下——包括马航事件，它预示了中国媒体软实力建设的严重滞后和任重道远。

中国的国家喉舌新华社在2008年推出新华08金融信息平台，本就致力于创造一套独立于彭博社、路透社的金融信息和金融交易平台，发挥经济领域的耳目喉舌功能。但是在此次股灾中，英美媒体基本上把中国媒体当作笑话(他们称中国媒体为啦啦队,cheerleader)，不具有任何预警性、分析性、建设性，相反助推了恐慌和谣言在民众当中的蔓延。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落实上没有思考中国在走出去的信息支持、传媒支持、跨文化支持路径，也没有思考在亚投行、金砖五国、一带一路经济圈、孟中印缅走廊等经济架构的中国媒体框架是什么?应该使用什么语言作为中介语言?使用哪些新的报道和媒体概念框架?

因此，当危机在四处蔓延时，中国媒体一方面没有整合和集成的能力，在重要的事件表述中国观点和全球化视点，对于ISIS、叙利亚战争、越南排华、缅甸对华边境轰炸、南中国海争端、欧债危机、北约东扩、俄罗斯兼并“邻国”等重大事件，中国媒体和知识界没有自己系统的媒体意见表达，形成自己的国际公共知识分子群。

在中国股灾事件中，鲜有媒体可以站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视角去看待中国股灾的全球背景、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希腊因素等连带要素，对中国的经济动荡和社会互动进行有效解释和阐释，更基于此建构一种全新的中国-全球化(ChinaintheworldandtheworldinChina)媒体对话。

我们在中国股灾和西方媒体的冷嘲热讽中可以看到中国缺乏“中国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知识架构、方法论架构、媒体传播架构、跨文化沟通架构、经济(多元)一体化架构、宗教和意识形态共存架构，同时也没有生成国际一级目录的话语能力，更没有通过咀嚼中国经验，向世界传递一种具有中国视角的解决方案和经验教训的能力。

中国经济的整体健康离不开一个发展完善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界的完善和国际化，离不开一个具有全球视角和文化多元精神的制度框架;这些框架和系统是中国产生真正原创性、战略性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运筹中国的媒体集团、教育集群、产业形态、生态智慧、社会建设解决方案等细节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出美国化”才能破题。

殖民2.0时代：亚洲和中国何去何从?

回到上述的殖民1.0时代，在知识流动和权力阶层意义上也有自身的特点。例如，在这个时期，地方、边疆、边缘的意义不断被消解、统摄和驯服，也就是说伴随着漫长的“殖民1.0”，一级文明体和一级城市体不断虹吸来自这些边疆、边缘、地方的知识和财富;这当中也有来自一级文明体的反向流动，也就是通过文化传播和殖民过程造成的各种“本土文化再造”，或者可以看成二级殖民文化体的自我意识形成运动，这个过程很像珊瑚礁形成的过程。

这就是我在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看到的事实，入侵、殖民和文化遭遇已经成为当地国家、民族、族群、文化建构的时间标尺和空间标记，他们正是在被殖民和被入侵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国家感”和“族群感”。很少国家在和平当中安安静静创造自己历史。

我在缅甸调查时，昂山将军遍布在缅甸社会的纪念雕塑，几乎都是孔武有力的日本武士道军官模样，虽然缅甸也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受害者，亦是日本纳粹主义军团铁蹄践踏的地方。

当亚洲国家，或者说全球的二级被殖民国家集群尚未从殖民1.0时代走出之际，美国这类国家已经开始演进“殖民2.0时代”——一种基于高科技、太空技术、再媒介化技术、宇宙穹顶式的新型殖民(中文的宇宙和世界与法国的monde，希腊的cosmos，英文的world、美国的Disneyland其实具有重大差异)。

这种新“殖民时代”依靠的更多是数字化技术、拟态生成技术、网络赋形(avatar)技术、外太空探索技术、核能技术、宇宙飞行器技术等，它的核心是重新定义实体和虚拟，本源和介质。

在这种新型殖民关系中，一级城市和二级殖民城市的关系不仅是物理的关系，也就是要通过实际的航行、贸易、文化互动、军事战争等形式维系的P2P人际关系。而是转为以喻体(trope)、基因(gene)、迷因(meme)等形态存在的关系，也就是通过模拟、复制、自我塑形而向外扩张传递的流态型社会。

在殖民1.0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百慕大、塔希提、复活节岛这类似乎与世界物理隔绝的文明体，他们像是一种考古学意义的文化墓葬。在殖民2.0时代，这种文化墓葬和物理隔绝越来越罕见，甚至绝迹，代之以文化内在的各种再造和熔蚀，各种文化的“面目全非”。

因此，这是我最不能认同《大格局》这类传统“殖民1.0时代”世界政治思路的原因。在世界统治技术不断革新，以至于消弭空间、时间、个体、群体的同时，我们对它的抗拒相反是要尊重个体：个体差异、个体情感、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重新寻找、倾听和叙述一个具有多音位、多声部的地区声响。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噪声多声政治”，虽然芜杂但渊沛可信，关键在于——从这些噪声、异议、多义当中，我们可以不断寻找多义词、多音字，来进行协商式的语文创造。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视觉宏大、速度，牺牲到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人性，重新找回共情同感(consensual)的人类时代。

在这个时代，从纯粹的理论架构考虑，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政治改造理论、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等意识形态架构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周雷：紫金传媒智库、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