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与邮筒——娱乐至死年代的追星族

【原编者按】古有看杀卫玠，今是看坏邮筒！娱乐至死的年代里，明星像产品一样被生产，我们像木偶一样被明星牵着走。资本编织的‘美丽新世界’正以它所谓的绚烂多姿吞噬我们已然麻痹的心灵，除了娱乐，我们还剩什么？我们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又剩了什么？

图片：facebox

最近，某位一线明星在上海开演唱会前夕，一时兴起与街头的某个邮筒合了个影。这只邮筒顿时成为粉丝们的圣地，引来大群粉丝朝圣围观，甚至有人排队到凌晨三点，“眼瞅着邮筒都开始掉漆了。”

鹿晗与邮筒的合照

粉丝们大晚上排队与邮筒合照

追星这种事情，在古代的时候就出现过。比如西晋初年就出现过一位帅哥，他每次出行都会引发路人围观尖叫，就连老太太都要往他乘坐的马车里塞水果，直到马车被水果堆满——这位帅哥就是大名鼎鼎的潘安。在没有大众媒体狂轰滥炸无孔不入地给受众洗脑的前提下，潘帅哥竟然能够帅到连步履蹒跚老太太都为之神魂颠倒，拄着拐棍摇摇晃晃地追在他屁股后面大喊“潘哥哥，我爱你”——现在的神马“小鲜肉”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个年代，长得好看不好看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旅途（真的是“旅途”）来说太重要的。比如当时有一位叫左思的才子，长得非常对不起大众，但是不知道脑袋里哪根弦搭错了，也想学潘帅哥到处游逛蹭点水果吃，结果引来大群的围观妇女——纷纷向他吐唾沫，弄得他垂头丧气地回来。

当然，潘帅哥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只是罕见的个例。除了魏晋这个文化人整天沉迷于嗑药吸毒、清谈扯闲淡的奇葩时代之外，大部分时候，受人民群众热捧的明星都是一些能诗善画的文人才子。比如“斗酒诗百篇”的大诗人李白，靠着一只如花妙笔，走到哪里都能蹭吃蹭喝。宋朝的大词人柳永，也是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楼女性热捧的明星。宋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教坊的乐工一但有了新曲只有柳永填词才能瞬间流行，传唱全国。“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就是柳明星的影响力。当然，即使是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潘帅哥，也偏偏还很有才，在文学上一般与陆机陆帅哥并称为“潘江陆海”，与现在完全靠脸吃饭的所谓“小鲜肉”完全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明星”的出现，则是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出现之后的事情。在20世纪初，电影这种传媒形式刚刚出现的时候，由于受到上流社会的轻视，演员一般是不愿向公众公开自己的姓名的，而精明的电影制片商，起初因害怕演员一旦出名就难以控制和向他们索取高价，也不允许演员使用真名。因此在电影诞生初期是无所谓明星的。但是电影播出后，反而是观众们想要知道他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形象的真实名字，纷纷写信询问电影公司演员们的情况，这使得电影公司开始发现“明星”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意义，于是璀璨夺目的明星们就这么诞生了。

“明星”诞生之后，制造明星成为影片宣传与提高票房收入的普遍手段。现代电影的市场化运作一般是围绕明星展开的，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生产、销售与宣传体系。其运作核心是制造和推出大牌明星，并以大明星作为媒介产品的支柱与核心，利用明星对受众的号召力、吸引力，制造观众崇拜、迷恋的大众偶像。

如果说古代明星们的产生是人民群众口口相传、自发选择的结果的话，那么现代明星的诞生，一开始就是资本运作的产物。明星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产品，必须经历选拔、培养、包装、宣传等一系列的生产环节，其生产成本是相当高昂的。而观众们所能看到的“明星”，并不是明星本身，而是由大众传媒生产的明星形象。大众所接触的魅力四射、光彩夺目的明星，无论是通过银幕、报刊、电视、书籍，还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民间传言，无论是怎样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但这都仅仅是明星的形象，并非明星本人。

明星们出现之后，在通过电影、广告等一系列方式实现了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偶像”地位，影响了社会的文化走向。光彩夺目的明星取代了传统的生产英雄与道德偶像成为媒介的主角，成为年轻人热捧追逐的对象。疯狂追星行为的背后，是波兹曼所描述的“娱乐至死”精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在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大部分人依然沉浸在传媒资本所创造的一个娱乐至死的“小时代”幻象中，丧失了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变成一种去政治化的娱乐物种。

奥威尔害怕人们像他写的“一九八四”里面那样被别人关起来，被剥夺真相，被恐惧控制。赫胥黎害怕人们像他写的“美丽新世界”里面那样被自己关起来，被“快乐”和感官刺激控制，娱乐至死。波兹曼告诉我们，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