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力量缺席：谁正将香港推向深渊

一、

近日香港立法会选战，建制派，即所谓“爱国统一战线”阵营，在“响应”泛民主派及其孕育生产的本土派的攻击时，唯一的“强调”，是己方在“做实事”——为了维护全称的“香港”的“繁荣稳定”，就应该支持绝对维护现状的那种“一国两制”和“爱国”。

然而，建制派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爱国”的最大理由就是赚钱，那对于长期浸淫在帝国主义买办宣传之中的一般香港（乃至台湾）民众来说，按照买办们所描绘的，那个在“中资侵入”之前“本土港人”据说独享“国际金融中心”厚利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时代——似乎就真的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逻辑之下，泛民主派、本土派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他们的所有反共、反大陆的主张，只不过是一贯地维护“香港人”的各种“切身利益”而已。而如果政治立场的终极根据，像建制派所说的，就是维护特定族群的既得利益，那“港人优先”真的何罪之有？不只是无罪，简直就应该是最基本的“政治正确”。

就是在建制派（别忘记，它是一个跨阶级的政治联盟）完全回避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社会的现实，以“维护现状”作为唯一共同主张的“爱国主义”政治的定调之下，泛民派和本土派才可以将香港回归后一切由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共政权和建制派；进而“理所当然地”主张，只要大力限制中共政权和建制派在香港的影响力，甚至恢复、“永续”英帝殖民时代的基本制度，才可以实现“港人”的最大利益。

建制派淹没阶级社会现实、宣扬劳资共荣的“爱国主义”，在经济景气时，只能勉强应对同样宣扬劳资共荣、主张帝国主义“普世价值”的泛民主派。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但大陆仍然持续高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开始转变的关键时刻，泛民派之中的激进反共力量，通过多次街头运动，形成主张“永续基本法”（即永续资本主义制度）乃至“自决”、“香港独立”等等的“本土”阵营。

在某程度上，本土派虚拟的“香港民族主义”，就是建制派虚拟的“爱国主义”的镜像。对于本土派的支持者来说，“香港民族主义”比“爱国主义”更加符合他们的“直接体验”，也因此更加“真实”。对于建制派草莽势力施予的“汉奸卖国贼”帽子，本土派全不在乎、甚至视为荣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扞卫本土利益”天经地义，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建制派“卖港贼”。

某本土派政党的口号便是：“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复兴香港，再现辉煌”。

建制派对此的唯一“反驳”，就是“我们才是基本法和香港资本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你们这些港独份子走火入魔，逼使中央干预，才会危害香港资本主义。”

二

1967年反英抗暴运动失败之后，香港的中共左派阵营一度元气大伤。左派阵营一方面要在港英高压之下恢复组织，另一方面要在中美和解的国际政治大变局之前，调整自己在香港的活动方针和路线。

在中美和解，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与蒋介石政权断交、转而承认中共政权的大环境下，香港的中共左派不仅恢复了67年前的工运力量，并且在大专院校获得不少学生的支持，一度成为学运的领导力量，是为“国粹派”。

“国粹派”强调对北京当局的忠诚，以后者所规定的“大局观”作为行动的准绳。在部分青年激进化的所谓“火红年代”期间，除了短暂的保钓运动之外，无论是正式的中共左派，还是大专“国粹派”，对香港社会出现的各种反抗殖民统治不公的运动，都采取旁观甚至反对的态度。

80年代以后，“国粹派”不再以“马列毛”自许——他们在香港学运的领导地位，在1980年代期间，也逐步被亲帝的“民主派”所取代，中共在建国前夕就确立的，关于长期利用香港作为通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枢纽的根本政策，再次被确定为香港工作的根本路线。

1967年的反英抗暴运动被打入冷宫。当年胸怀反帝革命理想参加运动，被港英打杀迫害的一般爱国群众，除了被港英敌人彻底否定之外，还遭遇了被上级抹煞的坎坷命运。

在1980年代中美联合反苏的蜜月期，中共与英国就收回香港进行谈判。中共为了构建香港回归后的资本主义秩序，积极拉拢大资本家、右派知识分子和各种骚人墨客（即所谓“爱国统一战线”），乃至港英御用的华人高官和“民主派”政客。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群众团体，在配合大局的考虑下，终结此前的反对立场，开始参与港英的政治体制，努力与资本主义的香港融合共生。

所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说的就是在中共政权的领导之下，“港人”实行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香港的工人阶级，要在香港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成为“高度自治”的“港人”。

这一种设定，即使在推出时是为了迎合香港的反共“民意”、消减反对回归的抗力，但事实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它已经成为了各种要求保持现状的反动势力的共同的、准分离主义的底线——无论是建制派资产阶级主流希望中共尽少插手的“独港”，还是本土派公然要求中共滚蛋的“港独”，都自称是“一国两制”的守护者。

“一国两制”当然没有像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所宣称的“已死”或“濒死”。“爱国统一战线”公然宣布赚钱就是“爱国”的理由，反共人士宣布以《基本法》为蓝本“全民制宪”、“永续一国两制”，都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在回归后继续稳步发展的工联会，尽管在人数上仍然是香港的最大工会中心，但出于上述的“大局”，已经失去动员香港绝大多数群众破除垄断资本既得利益、追求社会进步乃至阶级解放的能力。在香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它承担的是某种社工的角色，在选战的时候，就是建制派的票仓。在“一国两制”的立场下，香港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任务，似乎就是使工人群众配合不断变更的“国家大局”，为稳定香港的资本主义秩序不断“牺牲小我”。

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力量完全缺席、谋求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纲领彻底失落的时候，反动势力会成功地将资本主义危机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导向兄弟相残的族群政治、民粹政治。让奴隶们服从奴隶主的独港们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同样要求奴隶们服从奴隶主的港独们的“香港民族主义”的争夺，正在将香港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