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围城，体现蔡英文百日的财政困局

自从520蔡英文就任演说宣告要实现「分配正义」以来，多年来在街头政治中鲜少出现的中等收入群体，纷纷走上凯达格兰大道。9日3日，继华航罢工、国道收费员抗争之后，「监督年金改革联盟」也号召军公教人员与国营事业劳工上街。军公教人员向来是国家机器重要的组成部份，执行的是维护社会再生产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职能。在现行体制下，他们毫无疑问的是西方代议民主的拥护者，只要执政当局不违反程序正义和法律国家原则，他们的政治态度将会是「永远的执政党」。15万退休公务人员上街头，不仅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也揭示了国家机器松脱崩落的兆头，理论上任何的执政者都应该会心生警惕。但相对于撒钱摆平华航与国道收费人员的急急忙忙，对于簇拥在凯道上高喊「反污名、要尊严」的军公教退休人员，新政府倒显得是老神在在，一步也不肯退让。

长期以来，数十万军公教人员和国营事业劳工，向来被民进党人视为是国民党的政治附庸，是党国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以「解构党国体制」起家的民进党，非但从来就不把他们当做「自己人」，甚至将之视为「前朝遗老」，欲去之而后快。再加上他们自己保守本分、追求秩序「一涌而上、一哄而散，时间到了就回家吃晚饭」的政治性格，就连当年如潮水般涌上街头的百万红杉军，挟着「反贪腐」的社会正当性，尚且不能撼动陈水扁当局的意志，而今区区十多万之数，而且背负着「肥猫」的骂名，当然不被以意识形态治国、精明于选票算计的蔡英文看在眼底。与国民党执念于「全民政党」的迷思不同，民进党向来清楚它的选票在哪里。

另一个让民进党政府显得底气十足的理由，来自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只要宣告退抚基金面临「破产危机」，通过「世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民粹召唤，就可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最终达到卸除政府责任的目的。一般而言，各国劳退基金的财源不外乎来自于之于雇主提供职业退休金、政府提拨公共退休金和劳工自行储蓄提拨等三个渠道。雇主提供的退休基金依责任及提拨型态又分为「确定给付制」和「确定提拨制」。台湾现行的军公教退抚基金，采用的是「确定给付制」，而劳工退休金则采用「确定提拨制」。所谓「确定给付制」，系指雇主（在这里是政府）承诺员工（军工教从业人员）于退休时，按约定退休办法支付定额之退休金或月退俸，其数额与薪资水平及服务年资有关，与雇主与员工提拨之基金多寡无必然之关系；所谓「确定提拨制」系指雇主或员工依退休办法每年（月）提拨一定数额之退休基金进入个人账户，并交付信托人保管运用，于员工退休时将共同提拨之资金和运用孳息给付给退休之员工。

前者的好处是着重于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可减少老年生活的贫富差距，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小。其缺点在于，一旦退休基金出现财政缺口，则由现职人员所提拨的基金来补充，而现职人员的退休金缺口则推由下一代来负责。如此一来，以目前台湾人口老化问题严重，抚养比例逐渐提高的情况，劳动者的负担将会愈来愈沈重；后者的优点是，劳工可以携带个人账户转移雇主，不必担心因公司关闭或离职而领不到退休金，并可自行监督雇主有无按期提存退休准备金。惟其缺点在于退休准备金是逐期提拨，易受通货膨胀影响，并且要自行承担基金操作之损失，劳工所领之退休金可能无法因应老年生活之所需。

目前，台湾当局面临的财政困局相当严峻，高达24.6兆台币的政府公债和隐藏性负务，是台湾2014年GDP总额的1.5倍，而攸关民生福祉的劳保、公保、退休给付和国民年金都濒临财政崩溃边缘。以铨叙部于2013年公布的资料为例，军公教退抚基金开始出现「失衡」年度分别为2011年（军）、2020年（公）及2018年（教），可能「用尽」的年度也分别为2019年（军）、2031年（公）及2027年（教）。而根据劳动部日前在「年金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也显示，退役军人平均有4.9万元的月退休俸、公务人员5.6万元、公立学校退休教职员6.8万元，而劳工之劳保加上劳退，月退休金领2.4万至2.6万元。上述的数据的公布，为新政府大幅度删减军公教人员月退俸的所得替代率提供口实，并企图将保费负担比率从现行的「6.5（政府）：3.5（军公教）」朝着「6：4」甚至「5：5」的方向修正。民进党以为，只要加大宣传军公教与劳工在退休给付存在着巨大差距，并强调正因为上一代「缴得少、领得多」才导致下一代「缴得多、领的少」，甚至面临领不到退休金的困境，就能够转移台湾人民对分配不公和财税失衡的信赖危机。

问题是，当前台湾当局所面对的财政困局并非来自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过重，而是来自于所得分配不公与租税负担率过低。根据法兰克福大学针对23个OECD会员国的实证研究显示，一个国家人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规模成正比，政府支出多一块钱，往往可以让人民收入增加不只一块。这是为什么这些已开发国家政府总支出占GDP比重，均在30％以上的原因。反观台湾，20年来历任政府的财政政策非但在一次分配上放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全数为资本家所占有，还在二次分配领域不断地降低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财产交易所得税，导致台湾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最小、最穷的政府。以一次分配为例，台湾的劳动生产力指数从1995年59上升到2015年的113.86（以2005年为基数100），但同一时期台湾的劳动报酬率却从的55%下滑到48%（美国是70%，其他国家也在60%上下）。广大的受薪劳动者的工资不升反降，而台湾企业实际所缴的税赋仅占当年GDP的2.6％。

同样的，20年多来台湾的租税负担率从1990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12.6%左右，远低于大陆的17.9％、南韩的25.5％和日本的27.5％，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更下滑到17.9％，对教育、社会福利和基础建设产生预算排挤的效应。更严重的是，台湾目前在海外投资的资产有1兆多美元，全世界排行第四，更有将近200万高所得、高消费的青壮人口在中国大陆从事经济活动，但因为反服贸运动和蔡英文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影响，导致两会协商机制中断，「两岸租税协定」签署无期，台湾当局从他们的身上课不到一分一毫的税收。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而一个政府的货币和财税手段更是实现国民收入和分配统一的不二法门。政府的财税收入越大，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就越多，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就越强。想要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应该从调整分配、改革税制、开渠引水入手，而不是堵死下水道，在军公教退休人员的荷包上猛刮地沟油，否则赢了选举，输了「国家」，淹死在脏水里的，绝不会只是民进党当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