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沃斯诊断全球化：习主席演讲的意义

1月17日，习主席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的看法。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习主席的讲话，将会有何种意义？ 

如果这个讲话是在前几年发生的，它的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请“达沃斯人”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并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会挑战现有的秩序。因为在那个时候，“达沃斯人”还处于强势地位。但在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之后，“达沃斯人”普遍情绪低落。在这个背景下，习主席就处于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演讲对既有的全球化路径作出了反思：

这既是在宣布，中国将坚持全球化，坚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而不是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那样执迷于“美国优先”；也是在批评，“达沃斯人”原来热衷的全球化模式存在根本缺陷，需要作重大修正。中国将致力于打造新的全球化模式，使之更具包容性。这就交代了中国的目标和意图，为“全球化”指出了一个新的、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方向。

“达沃斯人”（Davos man）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生造的词。它指的并不是瑞士达沃斯的本地居民，而是一群“从天而降”的外地人和外国人，他们是每年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小镇出席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的跨国精英，其中的主体是金融投资家、跨国财团与支持全球化的国际组织高层人士，也有一些大国政要。  这一论坛的创立者施瓦布（Klaus Schwab）1975年提出“全球企业公民”的概念，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个论坛已经成为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等西方世界向全球各地推行的价值观的重要讲坛，代表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道路自信”与“普世文明”的信念。“达沃斯人”也是“法律全球化”的鼓吹者，积极推动一套超越民族国家、并服务于跨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国际法规则的发展。

对“达沃斯人”的批判一直存在。每年世界经济论坛总是会遭遇到许多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议。2000年，产生了一个“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亨廷顿是美国保守派，他对“达沃斯人”的批判，是从另一个方向上展开的。“达沃斯人”，在亨廷顿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群众基础薄弱。在西方世界之外，拥有“达沃斯文化”的人其实极少，甚至可能少到世界人口的0.1%，认同这种文化的精英往往在自己的社会根基很浅，无法掌握大众。  

亨廷顿

而在西方世界内部，“达沃斯文化”是否就代表着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呢？亨廷顿对此也并不乐观。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的重点，就是给西方的乐观主义者们泼冷水。这本书的题目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亨廷顿要故意挑拨文明之间的冲突。但事实上，这是一本劝诫西方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边界、并节制自己的野心的着作。他指出，西方应该在内部保持西方文明的主导型，不能无限制地搞多元文化主义，从而造成大量内部矛盾；而在外部世界，就需要认识到西方文明并不是普世文明，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从而犯下“过度扩张”的错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完全可以在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不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与实践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成功，反过来，又会增强非西方社会自身的文明认同。面对非西方文明实力的上升，西方的明智之举，“不是试图阻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扞卫自己的文化”。

亨廷顿可谓先知先觉。2016年，世界的风向发生显着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达沃斯文化”在西方世界内部的地位。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在2016年10月5号的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新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

2016年12月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辛辛那提的答谢群众大会上呼应了梅首相两个月前的见解，高呼：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领导力量，英国是积极推动力量。相比于还保留着一些社会民主主义遗产的欧洲大陆国家，“达沃斯人”的价值观打着很深的英美烙印。但一眨眼的工夫，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却喊出了充满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的口号。这给人的感觉是，英美以“群主”的身份拉了一个“朋友圈”，原本是在不停地往里面拉人，突然有一天，群主公开指责这个群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这让所有的“群友”都目瞪口呆。

英国梅首相的演讲与特朗普的当选，进一步表明，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内部，“达沃斯人”也不是那么受欢迎。来到这里的“全球企业公民”，主要是各种各样的跨国财团，它们在全世界投资，获取超额利润；会议上也有“全球企业公民责任”的议题，但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能够代表全球人民向“达沃斯人”问责的主体；而跨国金融和贸易网络的发展，使得单个民族国家已经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向他们问责。梅首相和特朗普都宣告，不存在世界公民这回事，每个人是有祖国的。但特朗普的指责更严厉，正是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导致美国白人下层劳动就业岗位的流失，他要对“达沃斯人”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将企业迁回国内。从“达沃斯人”的观感而言，特朗普的举动就是一种“逆全球化”，是民族国家的民粹主义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的全球治理网络的粗暴干预。但是，不管如何，他赢得了白宫宝座，那就可以对既有的全球化进程施加重要影响，并引发其他国家的类似举动。

在本届达沃斯论坛召开之时，英国乐施会的一个报告在各国精英之间流传：全球最富的八个人的财产，就相当于全球最穷的一半人的财产。习主席正是在“达沃斯人”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发表演讲的。这个演讲，一方面是对特朗普代表的“逆全球化”潮流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批评，另一方面，中国不是简单地捡起美国自己丢在地上的旗子，举老旗，走老路，而是对“达沃斯人”们过去代表的“全球化”路径进行了批评，指出了新的道路。 

这条新的全球化道路，和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是契合的。中国政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开放的路径和节奏，既与跨国公司保持比较好的合作，又“主动作为，适度管理”，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向更多的人群释放全球化的红利，努力化解国际市场波动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正如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指出的那样，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1981-2008年期间，中国对世界消除极度贫困的贡献率达100%。尽管在高度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存在显着的贫富差距，但在近年来，贫富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使得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群。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中国也非常强调互利共赢，甚至鼓励合作伙伴搭“便车”“顺风车”，而这尤其有利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分享工业文明的发展成果。

当代中国需要从理论上总结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以自身的发展经验为基础，重新去塑造国际规则。但单个国家的力量是薄弱的，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着力经营自己新的“朋友圈”，打造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替被排斥的多数发出声音，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改造成一种更有包容性的全球化，将一个超级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转变成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体系。

因此，达沃斯，只是中国可以利用的讲坛之一，未来中国需要通过一系列与发展中国家更紧密的合作，将自己的主张，变成看得见摸的着的现实。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蕴藏在这样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