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贴了三五张》--香港中大民主墙版

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墙，横七竖八贴着宿舍里出来的大字报。报里写的是“港独”口号，把墙身贴得很厚。齐栏的碎纸和垃圾给白腻的浆糊包围着，一坨一坨地，填没了这纸和那纸之间的空隙。

操场边上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小道。中文大学就在小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者的几副旧眼镜上。

那些戴旧眼镜的大清早撸管出来，到了操场，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港独五块，谣三块，”美弟NGO里的洋人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眼镜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谣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撸管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免煮柿油，小警察也不来作梗，一面墙多贴这么三五张，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贴的好，我们撕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洋人冷笑着，“你们不谣，民逗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谣，洋文，头几批还没贴完，BBB大媒体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谣，洋文，BBB大媒体，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卖那已经送到操场来的谣，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卖呢？肥皂方面的钱是要缴的，为了泡马子，买手机，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呆湾去卖吧，”在呆湾，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洋人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阴毛说道：“不要说呆湾，就是摇到乌克兰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港独五块，谣三块。”

“到呆湾去卖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呆湾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抽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抽，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NOG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卖价是七块半，今年的谣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

“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港独份子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洋人听得厌烦，把嘴里的可卡因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卖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养鸡场又有两批公知停在那里了。”

三四副旧眼镜从石级下升上来，旧眼镜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T恤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写在大字报里的字可总得卖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NGO。NGO里有的是洋钱，而破T恤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大字报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字数多和少的争持之下，结果操场边的大字报真个卖了个底朝天了；民主墙厚起了好些，填没这报那报之间的空隙的碎纸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眼镜朋友把自己写出来的谣送进了NGO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华盛顿，不行么？”黑黑的字换不到花花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香港曲辫子！”夹着一枝大麻的手按在键盘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便 士。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英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英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日本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NGO，另一批人又从操场边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满满的大字报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NGO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