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需求与经济学

经济学是为社会的人服务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但是人需求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不能不分好坏一概满足,更不能以满足恶性需求来拉动经济。两极分化,对基本需求和合理良性需求供给不足,对奢侈恶性需求供给充足过剩,这样的经济不是健康的经济,而是危机四伏不可持久的经济。

供给需求与经济学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中诗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为什么自己冻得要死,还要希望天气更冷呢?因为卖炭翁属于“供给侧”也。有供给,当然就要找需求,并且希望需求越多越好。那时木炭是用于取暖的,所以天气越冷,需求就越大。因此卖炭翁很自然地就希望天气寒冷才好。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卖炭翁心理。依靠天气来拉动需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靠边天吃饭。

供给侧只是被动地靠天吃饭,当然是不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情况和卖炭翁有点相似,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希望把火柴卖出去,不过天气虽然很冷,但是并未能拉动需求,小女孩只好点燃一根根火柴取暖,最后悲惨地冻饿而死。

这种依靠天气拉动需求的经济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例如盛夏,街头卖西瓜的小贩顶着烈日酷暑,却希望天气越热越好。但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作场所和家里大多有空调,所以现在夏天西瓜的销量大减,西瓜的价格常常比冬瓜还低。

景阳岗酒店有“三碗不过岗”的规矩,行人必须结伴才能过岗。因为景阳岗上有老虎,县衙有告示。因此过往客商只能住店。这倒不是店家和县衙官商勾结,而是利用当地资源而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老虎吃老虎,现在很多农民也在利用当地山水资源搞农家乐旅馆,这叫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生意经。

但是靠天靠地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能不能主动创造需求呢?活人不能叫尿憋死,需求也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卓别林的电影中就有过介绍,先是一个孩子用石块打破了楼房窗户的玻璃,然后,配玻璃的“正好”路过。怎么这么巧?因为孩子和配玻璃的是一伙的。窗户的玻璃难得破损,配玻璃的供给侧就很难找到需求,所以要人为制造。类似的还有补车胎的在路上撒碎玻璃或图钉。当然,这种用破坏的方法人为制造需求,太缺德,风险也大。

有没有更聪明更隐蔽的方法呢?当然有。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就是一种。人家腿好好的,当然不会有用拐的需求。他硬是能把人家忽悠瘸了,再把拐卖给人家。这种人为制造需求的方法,现实中也很常见,各种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中就常有忽悠,什么养生保健减肥美白之类。某些医院中的某些医生也会这一手,“知道高秀敏不?知道侯耀文不?还有马季,还有那谁谁谁,都是心肌梗死啊”。听他如此这般说了一通,患者能不害怕吗?那就装支架吧。装个支架就得好几万元,以后还得终身吃药,这辈子都离不开对医药的需求了。根据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的说法,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装支架是不必要的。这样人为制造需求,似乎也不大地道。

当然,人为制造需求的方法还有很多,例如行政性强制,例如搭售和捆绑销售,例如用托,例如发放赠品,等等,这方面高手多多,在下就不班门弄斧头了。

供给侧要找需求,需求侧也要找供给。当需求很迫切找不到供给时,也是很恼火的事。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男人和女人不同,大人和小孩不同,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富人和穷人也不同,等等。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处境也会有不同的需求。这就是需求的多样性。但是不管多少种需求,都可以归纳为基本需求,良性合理需求,奢侈恶性需求这三类。生理上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基本需求,在基本需求之基础上,适当地好一点,多一点,是合理良性需求。超过人的生理需要和承受能力的物质精神享受,则是奢侈恶性需求。基本需求对于监狱中犯人和太空中的宇航员都是一样的。监狱里的犯人罪过再大,也不能饿死冻死。宇航员要配备昂贵的生命保障系统,但也不能山珍海味穿金戴银。奢侈恶性需求超出了人的生理需要和承受能力,不仅浪费破坏资源环境 ,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是疾病污染之源,而也是违法犯罪之源。现代文明社会,应当保障基本需求,适度满足合理良性需求,限制打击消灭奢侈恶性需求,这才是健康和谐的社会。无论某些经济学家把经济理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堕,无论他们把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说得多么高深神秘,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损害和制约大多人的基本需求,使其不能得到保障和提高、以满足少数人奢侈恶性需求,并以此来拉动消费,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灯红酒绿繁华昌盛经济增长财源滚滚,其实迟早都会化为镜花水月明日黄花过眼烟云,这种病态畸型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侧有卖炭翁心理是必然的,人为制造需求,走向极端,就会产生砸玻璃撒钉子式的经营和卖拐式忽悠,甚至人为垄断或强制供给。而作为需求侧,为了保证自己的需求,也会使出各种可能的手段。其中必然会产生动用权力以保证自己的需求的现象。《卖炭翁》中的“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就是动用权力巧取豪夺。这种直接损害供给侧利益来满足自己需求的做法,不仅吃相难看,而且也只能一次性有效,不能保证长期稳定的供给。人家吃了亏受了气下次不来了,你抢谁呢?卖炭翁们没有钱,就不能去购买柴米油盐,这样其他的劳动者也挣不到钱,官府也就收不到赋税,社会就会产生危机。当然,统治者也会吸取教训。所以聪明的大内管家会把卖炭翁的炭全包下来,让卖炭翁定期送炭来,这样大内的供应得到了保证,卖炭翁的供给也有了稳定的需求,这样就实现了双赢和谐。事实上,到了明清就有了专门为大内烧造瓷器的官窑,有专门为大内制作奢侈品的造办处。即使到现在,也还有特供存在,不过是对特殊人群的供应,例如对宇航员的供应。卖炭翁们有了收入,就有能力购买柴米油盐,这样市场就繁荣起来,官府的税收自然也就多了,也就有能力兴办公益事业,社会就得到发展,政权也得到了巩固。

但是社会是很复杂的,经济发展了,需求的数量和花样随之大量产生。供给需要找需求,需求要找供给,就样就产生了市场,农村在很早就有了集市 ,每逢集日,农民就会去赶集,一方面出售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有时还会下个馆子理个发听个小曲看个戏,这样商业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这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共生关系。

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农民自己又种又卖,以物易物,这对供需双方当然都很不方便,于是就有了中间商,一方面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集中起来向需求侧销售,从中赚取差价。这对供需双方都方便了。商业的发达,货币流通代替了以物易物,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当丰收年份时,供给充分有余,中间商就会压价收购。产生谷贱伤农现象。例如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有生动的描写。当灾年时,中间商特别是粮商又会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使得小民无法生存。于是便产生吃大户抢米风潮和农民起义暴动,不断导致改朝换代。虽然很早就有人看到了小农经济的弊端,也采取过种种防范措施,例如早在隋朝国家就设立了许多粮仓,以作救灾之用,一些开明士绅也会在灾年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皇帝也会严令官员救灾,但是在封建官僚体制之下,这些措施往往杯水车薪且落不到实处,仍然无济于事,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仍然频频发生。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大多数民众的最低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或者面临严重威胁时,社会必会发生动乱或革命。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中,就差一点爆发革命。幸亏是当时罗斯福总统坚决提高了失业人群特别是退伍军人的补贴,这才平息了事态。所以,在特别时期,必须采取保障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坚决措施。事实上,在二战后很多国家都采取过配给制或票证制以渡过难关。我国在解放后经济恢复时期,同样也采取过类似措施。汶川大地震后,震区救灾首先需要的是食物饮水帐蓬这些生存的基本保证,而不是山珍海味金银珠宝和五星级宾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先解决生存然后才能谈到温饱,先解决温饱然后才能奔小康。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也是要先解决供水供电就业居住教育医疗这些基本需求,而不能先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消费。

基本需求也是稳定的需求,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供给侧希望有稳定的需求,需求侧也希望有相对稳定的供给。例如街头早点摊,摆的时间长了,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群,其收入也会趋于相对稳定。如果又来了一个早点摊,稳定就会被打破,就会形成竞争。这对需求侧来说,价格降低了,又多了选择的余地,节省了等侍的时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供给侧来说,收入降低了,如果不合算,就开不下去了,只好关张,这对供需双方都不利,所以这种竟争也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谓自由争,必然会导致无序化恶性化,而背后受害的则是整个社会。

显然,对于大宗稳定基本需求的供给,不能完全放任给市场。例如对于粮食,当丰收年国家就要保护性收购,而当粮价过度上涨时,就要适当抛售以平抑粮价,以安定社会,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食盐也是人的基本需求,人的生存必不可少。但是每天需要量很有限,多了无用有害。这种稳定又涉及国民生存安全的需求,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中国历史上2400年以来,一直是由政府专营的。食盐供给放给市场,政府就面监的如何防止假盐毒盐泛滥,如何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如何控制价格等一系列难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供给侧会滋生卖炭翁心理,这既可以利用,更需要引导和控制。不要使这种以心理走向极端,产生砸玻璃撒钉子之类危害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对于一些公益性的职业,根本就不能允许从业者有卖炭翁心理。例如:

第一,医生,不应当抱有病人越多越好的心理。但是有的医院实行"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的制度,医生为了完成医院的经济指标,多拿提成多拿回扣,就要多开方,开大方,甚至不惜小病大治,过度检查治疗,不需要装支架的也连哄带吓地让人家装上支架。这就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良心,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权反人类的恶意行为。有很多医生也反对这种制度,有人愤而辞职,有人打出标语"跟共产党走,不做资本家的狗”表示抗议,更多的人是暗中进行抵制。这种制度倒退缺德,丧尽天良,当然要被国家所禁止。但是如果对医院的职能和医生的职业的性质不能正确的定位,把医院当成财政的负担,仍然要求医院自主经营自负赢亏,医院又把经营风险转嫁给医生,要求医生搞创收,医生又取消了事业编制,让医生背着沉重的谋生和下岗双重压力,只好向患者痛下杀手,这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只有保障医生的基本需求,如住房及基本生活水准,在这个基础适当满足他们的合理良性需求,使其生活处于社会的中上等水平,这样才能使他们彻底消除卖炭翁心理,一心一意为患者服务。如果有的医生不满足于此,就是要追求高档奢侈的生活呢?那就让他到专门为贵族服务的高档医院去好了。什么割双眼皮补处女膜之类,可以随行就市,随便怎么收费,反正与老百姓没关系。

第二,教师。教师怎么会有卖炭翁心理呢?如果学校要搞创收,如果教师要通过补课来增加收入就会。收费补课办班当然希望来补课的学生越多越好。于是正课就不好好上,而在补课时才认真教,这样学生就不得不去上补习班。这也是违背教师职业道德和做人良知的缺德行为。面向权贵富豪贵族学校可以市场化,普通学校应一律面向大众,不得搞创收。

第三,军队警察和公务人员。如果靠罚款提成增加收入时也会产生卖炭翁心理。为了多罚款,就会希望违章的人越多越好,甚至会钓鱼执法。这当然也是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要把罚款当成创手段和政绩考核呢?为什么要把罚款与个人经济利益挂勾呢?除了故意捣蛋之外还能有别解释吗?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基本需是有保障的,良性需求的满足度也是较高的,为何还要再搞创收?

第四,导游.导游的收入需要靠游客购物提成来实现,这就迫使导游软硬兼施尽一切可能让游客去购物而不是去观光。由此产生大量纠纷和事件。这能怪导游或游客素质低吗?这种以谋生压力让导游自行创收的行业规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行业规则吗?

第五,拖车公司。这是一个新兴行业。高速公路上出了事故,就需要要把受损的车辆拖走。这样就有了拖车公司。拖车公司要有生意,岂不是希望事故越多越好?但是事故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于是碰到一次就狠宰一下,正常情况下,拖一次车要好几千甚至上万元。央视报导,一个拖车公司拖一次大货车,竟然要收费八万多元。人家出了事故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还要宰人家一刀,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拖车公司是企业,不是慈善家,市场经济随行就市,你不服也没用。其实高速公路是收费的,出了事故,理应由公路管理部门来拖车,因为你有清除障碍保证道路通畅的责任和义务。公路不拖,那也应由保险公司来拖,因为你要在第一时间评估损失和理赔。保险公司不拖,那也应当由四爱司店来拖,因为这是售后服务。或是修理厂来拖,车坏了你修理厂不来拖,坏车怎么能交给你修呢?拖车公司拖到停车场,然后再拖到修理厂,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是市场经济还是强盗经济?

第六,杀毒软件商。有电脑病毒才有杀毒软件的需求。黑客和杀毒软件商是辅相成共生共荣的关系。所幸软件商不是靠杀毒吃饭,否则像配玻璃撒钉子的那样,先传播病毒,再卖杀毒软件,岂不是很可怕。

第七,律师。没有固定工资,要自找案源,当没有案源时,就面临着生存问题,这就必然会有人饥不择食,甚至沦为讼棍。这在公证业有过教训。过去公证处的公证员也是要自找饭吃,产生很多弊端,终于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彩票事件,后来公证处就不再由个人自找业务了。

此类行业就不一一列举了。国外法律界有个期待可能性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在生存处于威胁之下,不得己而触犯了法律,那么对行为人是可以宽宥的。典型事例是这样的,一个马车夫发现马有坏习惯,是安全隐患,建议老板更换。但老板不同意,而且说如果车夫坚持要换就解雇他。车夫为保住饭碗便不再坚持,于是有一天果然出了事故。法官按期待可能性理论判车夫不承担责任。按照这个理论,那些没有固定工资靠业务提成的从业者,在生存压力下,产生卖炭翁心理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有违规违法行为也是可以宽宥的。蔡明演的小品中那个售楼小姐,卖不出房子就没有收入,还要被炒鱿鱼,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对顾客坑蒙拐骗。导游小姐千方百计算计游客。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宽宥呢?至少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法避免和消除的吧?旅游纠纷不是仍然时有所闻吗?

除此之外,为数众多的人找不到正当的谋生出路,在谋生的压力下干起了非法和犯罪行当,例如制假,卖淫,传销,黄牛,诈骗,盗窃,抢劫等。而要防范打击处理这些违法犯罪,就必须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同时又会滋生腐败和冤假错案,这样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再看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香烟的危害,可以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但是香烟仍在销售。作为供给侧,当然希望吸烟的人越多越好。但是政府又强令香烟盒上必须印上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吓唬大家不要吸烟。烟草行业是纳税大户,税收当然越多越好。这就陷入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尴尬境地。

当年中国深受鸦片之害。中国原不产鸦片,只有少量进口供药用和皇家上层享用,百姓并没有吸食鸦片的需求,是英国美国荷兰等西方人大量走私运来,造成大规模泛滥。他们自己不吸,不向非洲人推销,也不向印度人推销,也不向日本人推销,唯独向中国人推销,并且赚了大把银子,又毒害了无数中国人。中国要禁烟,英国人美国人和西方列强就发动鸦片战争,非要保持这种供求关系。现在,鸦片贸易是没有了,但是既赚中国人的钱又毒害中国人的替代品却并未断绝。

如果政府被供给侧绑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例如美国枪击案频频发生,人们生活在惊恐之中。但是禁枪法案就是通不过。因为没有了枪支需求,供给侧的军火商就要遭受重大损失。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总是希望到处打仗。为此不惜砸玻璃撤钉子,到处制造动乱支持恐怖组织甚至发动战争。当今世界所有战乱的背后,都有美国的黑手。

由此可知,在全球化的今天,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早己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和政治密不可分。其实,个人对自己的需求并不一定清楚和理性。例如小孩子不懂事,冷暖饥饱的需求都要由大人掌握。好的父母不会满足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孩子都喜欢吃甜食,但是父母不会让孩子多吃,无论孩子如何哭闹,也不能顺着孩子,否则就是害了孩子。即使长大成人了,也不一定就能理性对待自己的需求。都知道烟酒和过量饮食有害,可是很多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投机性奢侈性和各种畸型消费,不仅对自己身心有害,而且也是社会的危害。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爱民如子,不仅应当保障基本需求,适当满足合理良性需求,还应当管控恶性需求和投机需求。各地为什么要出台房产限购政策?就是为了抑制投机性需求。当然是否有效还要另说。当年满清政府和民国政也想严控鸦片的需求,禁止民众吸鸦片。但是由于腐败无能而无法做到。直到解放后才彻底禁绝了鸦片,消除了这个流毒百年的祸患。

解放初期,国家处于积贫积弱和长期战乱之后,就如一场大灾变之后,首先需要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首先要让人民能活下来,要救助灾民饥民流民,要稳定社会治安,要恢复交通生产,要控制传染病,要推行新法接生,等等,百废待兴。所以当时必须采取配给制,先保障最基本的需求,不可能去搞五星级宾馆洗头房之类的玩意。就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不能先吃大鱼大肉。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对合理良性的需求也在逐步加以满足,例如票证的种类在不断增加,基本需求的花色品种和标准也在逐渐增加。当然,一时间还不能满足人们改善提高生活的迫切愿望。好在当时的干部和党团员还能起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大多数人并无太大怨言。要说出问题,那是在双轨制之后。

现在经济是大大发展了,不差钱了,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但是仍存在保障基本需求的问题,例如扶贫问题,就业问题。而管控恶性需求和投机需求的任务更加迫切和困难。因为投鼠忌器,因为内外掣肘因素太多。但是不管控是不行的。过去,有的有钱人家因为烦孩子哭闹,就给孩子吸食鸦片,结果把孩子养得像瘦猴,害了孩子一辈子。现在,因为生活奢侈而产生三高病人逐年增长,恶性需求和过度消费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如果对有钱人的任性奢侈恶性需求投机需求也听之任之,最后不仅害了他们自己,也会危害整个社会。

人类是共同体。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人类仅仅满足基本需求和良性合理需求,那么地球还可以承受,可以和人类达成和谐。但是人类无休止的恶性奢侈畸型需求,地球肯定是承受不起的。地球作为最大和最终的供给侧,已经一再发出警报,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经济学是为社会的人服务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但是人需求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不能不分好坏一概满足,更不能以满足恶性需求来拉动经济。两极分化,对基本需求和合理良性需求供给不足,对奢侈恶性需求供给充足过剩,这样的经济不是健康的经济,而是危机四伏不可持久的经济。

(201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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