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赶超时期严格限制外资

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一国在建国初期，面临由低收入和低储蓄带来的资本匮乏，难以带动经济发展，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立国之初，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曾明确提出：“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外国投资，而不应该只把它视为敌对者，因为它们的进入，有利于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能增加大批企业。”然而史实证明，有些外资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有些外资却使一国沦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关键是要对外资的结构进行分析，这对今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利用外资具有一定教益。

19世纪美国对外资区别对待

阿布拉摩维兹、大卫和赖特将19世纪美国与工业化同期的欧洲相比，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属于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主要依靠较高的国内储蓄。1860年流入美国的外资仅4亿美元，1880年为20亿美元，1890年为35亿美元。1898年，美国人欠外国投资者的债务约34亿美元。至1914年6月30日，美国仍旧是国际净债务国：外国在美国投资总额为72亿美元，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总额为35亿美元。同期在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中，直接投资(FDI)仅为13亿美元，只占投资总额的18%;而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中，直接投资为27亿美元，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77%以上。美国的国际净投资虽然呈现负值，但是自从有了直接投资这项统计，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就一直呈正值。

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差别，原因在于美国在19世纪末取得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之前，对外资采取的区别对待政策。“国债如不过分，就是国家的幸福”;而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控股，美国持歧视的态度，认为它们可给不发达国家带来短暂的繁荣，但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却非常有害。

赶超期以间接投资为主

从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在赶超时期，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一直很小，如1843—1869年始终维持在2%以下;相反，间接投资在同期的比例却很高，1869年达到总投资的89%。

间接投资以国债投资为主。1784年，美国从荷兰借款2200万荷兰盾，1790—1794年又从荷兰借款数百万美元。美国国债在内战时期为应对高额战争开支而急剧增长，1860年为6500万美元，1863年已超过10亿美元，1864年战争结束后，飙升到27.56亿美元，是1860年的43倍。经济史学家约翰·戈顿描述了国债市场对美国经济、金融和整个国家战略的重要性：“18世纪70年代，国债帮助我们赢得独立;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国债为美利坚赢得最高的信用评级，欧洲资金得以滚滚流入美国，助推美国经济快速成长;19世纪6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合众国;20世纪3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美国经济;20世纪4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全世界。”

与此同时，贷款与私人有价证券也是美国筹集进口资金的重要方法。工业化过程中，美国对外部资金有较大需求，用高利率等手段吸引外资，第一和第二美国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海外。19世纪初，英国出口商人以赊销的形式给美国进口商人大量短期贷款。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美国商人发现，向英国银行借款更为有利。更主要地，美国通过有价证券的形式募集资金。1838年，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证券总额高达2亿美元，主要由英国资本家购买。俄林对此现象研究后得出结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大量资金由英国流向美国，几乎完全缘自美国利率高于英国，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或股票，比在英国相同的投资有利。”

引进外资的结构性战略成就美国产业帝国地位

美国在赶超一开始，就制定了上述引进外资的结构性战略，颇为深谋远虑。

争取经济主权。政治独立后的美国，在经济上并没有独立。为摆脱英国经济的殖民统治，美国通过合理的外资结构安排，掌握了经济主权。反之，一些后发国家却因为没有合理利用外资，丧失了经济主权。如20世纪70年代后，巴西利用的外资中主要是FDI，丧失的不仅仅是产业主导权，更是国家的经济主权。如果说美国是利用外资，巴西则是被外资利用。这是美国在19世纪排斥FDI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在二战后崛起时，排斥美国FDI的主要原因。

锻造“美国体系”。亨利·克莱发明的“美国体系”包括三部分纲领：保护性关税、国内改善和国家银行。首先，美国利用国债修建运河和铁路，通过国内改善，实现基础设施的赶超，统一和扩大国内市场，降低了交易费用。其次，当时美国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斗争异常激烈。第一和第二美国银行的大部分资本来自海外，而大多数美国商人发现，向英国银行借款用作进口的资金更有利，但美国国家信用的完善，最终刺激欧洲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最后，极为有限的FDI也使美国保护性关税成为可能。

成就产业帝国。作为世界首富，英国曾是货币资本的主要输出国，占据了海外金融业的霸主地位。英国的资本输出一方面获得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却抑制了其国内工业生产的投入，“产业空心化”愈演愈烈。而美国利用外资最直接的目的是自主发展本国的产业。在高关税的长期保护下，美国摒弃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后发国家具有比较劣势的工业，最终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排斥FDI，目的是使国内产业避免冲击，从英国手中夺取“产业帝国”的统治，进而成就了世界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