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关于《春秋》大义和以德治国一

关于《春秋》大义和以德治国(一)

时间：2015年8月11日至12日

主办单位：横渠书院

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凤凰岭风景区横渠书院第一届夏令营

主持人：周强

主讲人：郑彪

尊敬的横渠书院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各位导师、专家学者，各位来自滦县三中的老师以及来自各地的营员朋友们，大家好!

东西方都普遍认可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换言之，毛泽东是最善于思考也最善于行动,包括建国、治国的超级大师。然而，毛泽东逝世以后，也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外表光鲜而实际上危机深重的时期。说它外表光鲜而实际上危机深重，是因为从那以后，世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一个外表光鲜而内里思想苍白的时期。这样一来，世界实际上日益失去方向，加速走向了危机和没落。人的脑袋有两个功能：一是吃饭，二是思考，进入这个时期之后，世界上很多人脑袋的功能逐渐只剩下一个，只会吃饭，不会思考，一味跟风——学者、媒体跟着美国，跟着西方，崇尚普世价值，学者、官员更不必说老百姓，大都跟着媒体、名流、西化学者、网络大威，独立思考的很少。人类社会，任何国家、民族这样继续下去，就离灭亡不远了。且不论主义，中国自古讲君子小人，大我小我。作为个人，没有方向，没有思想，只为自己，吃喝玩乐一生，看起来似乎风光无限，说好听的叫“成功人士”，但如果成功只为自己，没有国家民族，没有公心，一味自私，实际上只是从地球和社会上多攫取了一些资源，多消耗一些资源，而已。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以“控制人口”为掩护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洗脑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及其后代傻瓜化，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理论、知识和信息，使其丧失分析能力，被自私自利、享乐人生、游戏人生等价值观误导，过把瘾就死，或被转基因食品消灭，剩下的最终将乖乖地接受西方的人体芯片植入计划，使世界人口最终剩下5%的所谓精英。现在相当多数人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洗脑，这是为被植入芯片做的前期准备，不自觉，还说人家被洗脑，是很可悲的。现在觉悟，还来得及，如不猛醒，再迟十年，彻底完蛋。我们是横渠书院，中华民族不甘于灭亡，还要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就要坚持马列毛主义，也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包括横渠先生着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也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要包括采撷西方文化好的东西。但一定要有主心骨，要善于比较和鉴别，要为我所用。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社会涌流着一股不小的崇尚西化的思潮，包括盲目崇尚西方所谓法制社会，盲目照搬西方所谓法制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来治国理政，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种走邪路的不正确倾向，可能导致“颠覆性的错误”，近年来已经引起中枢高度重视，且正在下大力纠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党对现阶段改革认识的真正深化和系统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48页)众所周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反映。因为西方历来要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且亡我之心不死。前三十年，他们没有办法，后三十年，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实际上也确实来了，而且西方在中国的和平演变，但最终不能得手，中外敌对势力正在遭到致命的狙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外形势总的看是向好的方向发展，问题仍然成堆，斗争更加激烈，内外形势仍然严峻，但政治上正义对于邪恶在政治上已经取得压倒优势。深化改革，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开始端正政治方向;治国理政，也有了明确和高明的思路。例如，长期以来，以所谓“人治”否定了中国历史特别是前三十年，又高唱和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以法治国的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于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以宪(法)治国”，这一招，从根本上说，具有一剑封喉的威力，且高明之至。其次，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改革国家治理体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同上，第49页)这个问题和习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太重要，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提供学术支撑，看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是怎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不可能在这里进行全面阐述。中国几千年以德治国的体系模式，博大精深，本人才粗学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着重就中国自古以德治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脉络和若干要点，做一点管窥蠡测的探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根本是由人类社会不同的政治文明决定的。什么叫政治文明?我体会，就是不同文明特别是不同价值观决定的政治态度和组织形式，它表现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政治和政治学的祖先，包括是人类社会治理体系(或称模式)最伟大的成功的先行者和创造者。政治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权力和组织关系。在中国，按照传统文化，政治是道德的延伸，故曰“为政以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是两个词，“政”是管理公众事务的统治权力，子曰“政者正也”，不正则众心不服，统治不了，更不能长期统治，历史上例子太多，如夏桀、商纣，等等，现代社会也有。所谓正义，“正”之为“义”，这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历史上鲜有人去总结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却被西方人一眼窥破。15世纪末西方在东亚传教的鼻祖沙勿略曾向教廷报告说：“据曾到过中国的葡人介绍，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方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方豪：《方济各 沙勿略》，《中国天主教人物略》第60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西方早期传教士多是饱学之士，有时候能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现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社会开始力图摆脱“一切向钱看”的泥潭，是一件好事，用意是好的，但有关方面搞了二十四个字，将“富强”二字置于首位，这就与西方价值观混同起来，没有突出中华文明大义，似乎有些不得要领，也记不住。另一方面，正义作为中国政治的突出特征，离开必要的强制，历来实行不了，这也是常识所能了解的。子曰“政者正也”，并不排斥必要的强制。孔子从地方官(宰)升为鲁国大司寇，有铁腕的一面，上任一周，就诛杀大肆鼓吹异端邪说的少正卯，以稳定意识形态的乱局。

崇尚正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孔子修《春秋》具有重大意义。“孔子着春秋，乱臣贼子惧”，几千年都是如此。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一本正史，也要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是非，征恶扬善，弘扬正义。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统治者无论真假，要想站住脚，得人心，都必须讲正义，所谓“口衔天宪”，即使是伪装，也必须伪装成正义。何况皇上也必须“修身”，也不完全是虚伪，当然实际上修不修是另一回事。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称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或曰“以孝治天下”，历史上法家一般也不排斥德治、礼治的意义作用，历代朝廷从不提“以法治国”的口号。新中国前三十年也不喊这个口号，不迷信法治。将“以法治国”抬到天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引进的，是西方编造的神话。西方没有以德治国的历史，也从来不曾有过这个观念，甚至不愿意承认人类曾经有以德治国的历史这个伟大的文明成就。后来中国人不幸被忽悠了，少数人数典忘祖，舍本逐末，实践上是法越多越乱。法是死的，甚至可能是错的，法有善恶，善法恶法，看对谁有利，维护谁的利益。钱能通神，也能买法，富贵不畏法，民众不敬法，法再多也难以治国。这个教训极其深刻，需要拨乱反正。

上面说了政治的“政”。政治的“治”，是实施“政”的统治的步骤、方法、制度等等，从属于“政”。“政”是核心，是根本，是方向;“治”是从属，属于操作层面。治也是手段，是“止于至善”的手段。以“政”求“治”，“以德治国”，特别重视教化(育)的作用，但政治包括教育，却不同于教育，教育是劝善，政治则要有手段，要有明确的赏罚，奖善惩恶。其前提是有明确的是非，最大的是非就是要有正义，对社会上下要给出明确的正确的信号。现在许多事是倒错的，信号也是倒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反向的，有时候甚至奖恶惩善，是自掘坟墓，不乱才怪。或者不论是非，如最近有些地方对事件的处理，如文登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客观上是助纣为虐，主观上要么是政治思想水平低，分不清是非善恶，或者是不敢选边表态，以为可以糊弄过去，或是其它，不从政治上看问题，这是要栽大跟头的。不同的价值观决定，有不同的政治文明。“政”决定“治”。不同的“政”，有不同的“治”，西方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从来没有“政者正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能在西方出现，但在西方实行不了，而在中国可以实行，指导现实政治，这是因为中国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东西方政治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根源，再往前一追溯，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学西渐，中华文明的影响。西方的政治学，自称从亚里士多德讲奴隶主的家政学开始，是奴隶制的政治，到今天根本上仍然是垄断资本的政治，完全是另一路。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漫长的，也是很不平衡的。其发展的时间先后和空间不同，都不是决定性的，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所孕育的人类文明的类型不同，其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也大不相同，故生命力也不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源最早，最辉煌灿烂而又持续至今的唯一文明，绝不是偶然的，必然与其优秀而独特的文明孕育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大关系。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和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在当代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文明自觉，重要的与时俱进。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就必须批孔，刘邦把儒冠作尿壶，很有名。但从汉武帝起，有了统治地位以后，又把孔子请回来，历代都是如此。“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毛泽东，引自毛远新谈话)这说明毛泽东也看到了，孔子和儒学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贡献，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治理体系。毛泽东说：“千载都行秦政制”，其实，同时可以说，千载都行孔德治，以德治国的体系，也是总体上是根据儒学创立的治国模式和体系。说“外儒内法”也好，内儒外法也罢，其实是儒法并用。内圣外王，内圣是啥?王道是啥?根本是以德化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治国理政要能出以公心，故曰“天下一家”。特别是在当代，进入21世纪，在近代西方近几百年的引领下，人类文明已经进入死胡同，研究中国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创造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真正提高治理能力，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取得建设和治理方面伟大的成就，举世公认;近些年来，特别是金融海啸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再次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对此，美国官方和主流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而且哀叹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尽管百多年来各方面主要受西化、盲目现代化的影响，各方面变化很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历史传承，中国的说法叫一脉相承。只不过，许多人对此不注意也不自觉而已。今天，回顾这个“一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环顾全球，中华文明和治理体系，虽然近代落后了，不过一两百年，总的说还是资格最老，最讲道义，成就最大，在文明问题、价值观问题，包括对治国理政，等等，最有发言权。而西方乃是晚进后起，古语叫新进小生，后来居上，成就虽大，却是被神化得厉害。亨廷顿承认近代西方形成实在很晚，英语诞生至今才五百年历史，西方文明云乎哉?西方文明主要是近代特别是工业化以来的成就。所以，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孜孜西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说“三个自信”，最近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其实也可以叫文明自信，也更符合中国人的话语习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已经将人类带上悬崖，走进死胡同，出不来，正期待中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自古崇尚“立功立德立言”，所以，时代呼吁中国人来共同作这个大题目，作这篇大文章，是为大功德。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无论历史还是现今，与人类的不同文明相适应，有一些各不相同的模式。但是概括起来，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几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也最为冲突的文明，是中西两种文明。这样讲，并不排除前苏联创造的伟大的苏维埃文明对现代世界的积极影响，前苏联是20世纪的一个巨大的伟大的历史存在，无可否认。但苏联解体了，夫复何言?就国家的治理体系来说，两种文化各有不同的治理理念、制度和体系，中国叫做“以德治国”。与道、德相联系，还有另一种提法，叫做善、恶。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就需要时间，时间短了，来不及历史积淀。工业革命和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就露出败象，地球已经难以承受。这是指长周期，还有短周期，中国经验一般以一代人左右为一周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主要讲政治周期，是短周期。 文明有长周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不是长周期?西方崛起至19世纪末开始衰落，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西方其实总体上走向彻底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被科技革命涂上了油彩，政治上文明上，确是如此，看他的文学，现在堕落为商业文明。西方从16世纪崛起以来，至今已经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