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市场化和现代经济学的错乱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目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经济学者的水平与其市场回报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任何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公共品性质，它很难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充分的价值回报;即使是像经济学这类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学科，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很难获得稳定生活的保障。因此，我们在对经济学家的市场能力进行剖析时，需要进行两类区分：(1)需要严格区别理论经济学家和政策经济分析师，(2)需要区分局限于私人领域的技术经济分析师和关注公共领域的政策经济学家。不幸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这两类经济学人却被严重混淆了，结果我们不再区分经济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也无法区分技术经济分析师和政策经济学家，乃至往往以前者来取代和界定后者，从而就造成了真正经济学家的消失和学术的失范。

(一)经济学人的角色错乱

一般地，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和从事的活动是不同的：其中，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理论经济学家，其次才是政策经济学家，而不应该成为技术经济分析师，这是学者的基本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究其原因，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根本上在于公共领域，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福利，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贫困化问题，因而这种创造公共品的活动是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发财致富的;相反，纯粹的私人领域根本没有经济学家继续作用的空间，因为那些从事实务的人比呆在书斋里而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具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效用、成本和收益，也更能够灵活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因而即使是那些关注于微观企业或市场信息的研究者也难以凭借他的研究而发财致富。[1]

然而，自边际效用革命始，经济学却逐渐把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局限于私人领域的经济学讨论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从而将一门探究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促进人类福利提高的学科转变成了一门个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但也正是这种转向，无论是在微观经济活动还是宏观经济导向方面，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经济学家的角色就开始了两个方向的转化：(1)那些掌握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员开始大量地进入私营研究所、投行、基金公司或者其他咨询机构以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货真价实”的经济分析师，不过却也往往被误称为“经济学家”;(2)一些经院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当成了自然科学来研究，使得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日益偏盛，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一些人士展示其智力的游戏，经济理论与现实也就越来越相脱节了。

正是由于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蜕变为，给青年学子或社会大众传授被视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从而原本以探求学术和承担社会责任为已任的学者也就转变成了纯粹传授知识的职业教师，原本“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岗位也蜕变为一种普通的职业。确实，在欧美国家中，那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除了从事一些基本的上课、编写教材等活动之外，就是接受象牙塔里的智力挑战，不断地把一些常识性知识加以模型化，而不再关心具体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1995年卢卡斯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几家电台搞了一个采访面谈：一位节目主持人问卢卡斯，你认为美国经济怎么样?卢卡斯马上说道：还可以(It's okay)，而没有再往下说一个字;节目主持人呆了，问他：没有任何话要讲了?卢卡斯回道：我已经说了It’s okay。于是，一分钟不到节目全部结束。

显然，正是由于经院派经济学家乐于接受远离现实的经济人假说，以此为前提并结合数理逻辑进行模型推导，因而他们也就抛弃了经济学家本应承担的公共责任。何宗武说，“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活生生的经济人之生活世界及漠视经济学这门职业的社会责任。”[2]正因为现代经济学如此脱离现实，很多经济学专业学生花了本科四年、硕士两年甚至再加上博士三年，还是对现实经济现象不甚了了，乃至对本学科的好感度也就非常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查就称，如果说从学生对专业的好感度，是否有继续深造意愿，旷课率，考试是否靠突击，学生打算退学率来给专业好坏打分的话，那么，经济学绝对是坑爹指数五颗星。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专业能有经济学这么稳定的表现，每一项都能排进倒数三甲里。其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中，58%的人对经济学没有好感(倒数第二)，30.6%的人打算考研(倒数第二)，仅60.8%的学生没有旷过课(倒数第一)，65.7%的人考试靠平时积累(倒数第二)，竟然有14.2%的人想要退学(倒数第三)。[3]

当然，与西方经济学者热衷于纯粹逻辑游戏并以此展示其智力不同，中国经济学人一方面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支配而集中研究私人领域的理性逻辑问题，另一方面在强盛的市场主义引导下而倾向于将经济学研究与个人的发财致富联系起来。结果，不会赚钱的经济学家往往被视为不实在的，从而也绝不是好的经济学家;相反，那些能够在学、政、商各界游刃有余的人则被认为是真正懂现实的经济学家，从而也为新闻媒体、官方机构、学生等各类人士所追逐。正因如此，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学者、商人、官员、媒体人这几种角色就被严重混淆了：一个官员退休后可以被聘为经济学的教授，一个成功的商人也为经济学院延聘为客座教授，媒体人也成为经济学讲台的嘉宾;但是，一个长期沉寂于思想梳理和学术追索的人，却在大学越来越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二)经济学界的评价错乱

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将自己的角色与娱乐明星等同起来，不仅通过充当电视、报纸中的名嘴而受益颇丰，而且通过名嘴角色成名之后又可以兼任高校的职务。但实际上，学者与娱乐明星在市场中的回报与其价值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一方面，就娱乐明星而言，他们通过博取现世人的欢笑而获得市场报酬，特别是，他们竭力博取欢笑的是那些富裕阶层或者那些依赖父母的“寄食”青少年;因此，娱乐明星所获得的市场回报远高于其所创造的价值，以致那些他们往往可以在短期内积聚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就学者而言，他们所探究的学问和知识本质上是公共品，从而无法获得等值的市场回报，特别是，它所影响和改造的主要不是现世人，而是对人类子孙后代服务;因此，学者所获得的回报根本无法与其所创造的价值相比，以致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大师往往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当然，尽管学者与娱乐明星在生前所受到的物质待遇如此不同，他们在死后所得到评价往往又完全反了过来。一方面，就娱乐明星或政商大贾而言，尽管他们享尽人世奢华，也因拥有或可以支配大量的财富而受到世人的追捧，但死后却马上为人们所淡忘，除非他们能够像诺贝尔那样设立具有永久意义的慈善基金。另一方面，就真正的学者而言，尽管他们生世清贫，但人们最终会感恩他为人类的付出，从而往往声名远扬。之所以形成这种反差，就在于，那些娱乐明星或政商大贾仅仅具有聚集社会财富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真实贡献却甚低;相反，学者的工作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但他们所获取的却如此之少。

不幸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导致学者的学说水平以及理论价值也以市场化程度来判定，这就将学术研究者与文体明星混同起来，乃至以媒介上的曝光率来判断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价值。在这种激励下，几乎所有经济学者都倾向于模仿“主流”学术的研究范式和行文风格，都努力走市场化的学术道路;这样，这些学术明星实际上蜕化成了技术分析师，成了新闻媒体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其博客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从事所有投行的人应该称为首席经济师，而不能翻译成首席经济学家，这些人-首席经济师-是对搞学问、当教书匠的经济学家或教授这一尊贵称呼的侮辱;高盛、美林……在纽约的首席经济学师也都是不能搞学问的混混，更不用说在香港和大陆的了，搞学问、教书的怎么有时间在美国上电视评论股票市场和经济波动?”事实上，我们环顾四周，当前那些热衷于市场交换或赚钱的学者，有几个在从事真正的理论研究?他们又有多少时间会呆在书桌前?

当然，这些媒体新闻经济学家也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鼓吹经济学研究要为社会服务，要为市场服务，从而积极参与热点的谈论和政策建议的撰写;但实际上，这些务实于市场功利的学者本身并没有为社会创造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只是在失范的社会和混乱的制度中充分利用其高校的平台以及教授的虚衔到处招摇撞骗，或者只是在媒体上发表一些哗众取宠的行为和言论。然而，就是这一群对公共制度建设几无作用、对具体市场实务又不甚了了的“主流”学者，却不断获取并迅速积累了与其贡献远不成比例的物质和声誉上的报酬。其主要方式有二：(1)通过在当前远不成熟的市场上翻江倒海以名正言顺地获取市场交换报酬;(2)又通过当前远不健全的社会制度来“合法”地获得财政分配收益，实现其学术价值。某着名大学的“着名”经济学教授甚至宣称，只有等他们这种“着名”学院的教授都有了名牌轿车和豪华别墅，才标志中国社会的改革成功了。

其实，这些经济学人往往竭其所能地把学术价值与所获收益联系起来，宣称他们的行为和收益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试问：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少对具体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宏观经济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相反，他们充分利用当前极端不合理的市场机制，并凭借那些垄断或不对称的信息，来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的回报绝大多数都源于那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即使那些股市、房市评论家等看似是“以知识或信息换报酬”的市场行为也是如此。试想：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些私人领域具有强大的预见能力的话，能够预期资产的未来价值的话，那么，也就必然可以通过资产转换等迅速发财致富，但为什么那些学者不是通过这种途径发财致富的呢?他们自己有几个在股市或房市商的投资回报率比那些专职从业人员更高?他们的资产中又有多少会投资在他们自己大肆吹嘘的那些盈利资产方面?

(三)经济学科的制度错乱

在失范的学术环境下，不仅个人以追求名利为能事，而且高校自身的一切行为也都以名利为杲矢，并以能为教师提供社会活动的平台为荣。(1)各大学尤其是经济学院热衷于采用各种激励措施来纵容其教师的功利行为，不断奖励那些市场化的工作成果，用学术基金来奖励那些社会活跃分子。事实上，当前各种评价体制都与时事和世俗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实用化和媚俗化倾向，它不是为了发展真正的学问，而是追求时事所关注的评价指标。(2)各大学尤其是经济学院致力于与市场或社会相勾结、共谋，从而获取各种利益，这不仅体现在获取政府资金、社会资金，也直接体现在盈利性教学“产业”上。事实上，当前大学校长或经济学学院院长亲自抓的不是提高真正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而是把精力投在与各地政府课题合作上，把精力放在与私人老板合作举办赢利性教学上，乃至发展各种实体产业上。

同时，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各大学和学院的科研奖励越来越高，但它并不是追求真正的学术，而是为了某种排名。正是为了这种政绩，各高校推出的奖励体系日益极端化，具有明显的锦标赛特征，它旨在刺激学术研究的“量”而非提高学术的“质”，主要重视特定学科和个人而非真正关怀学者的生活。试问，当前那些规模不断壮大、盈利不断提高的那几种学科和专业中还有多少教师在搞基础研究?这些学科中近年来出现了多少真正有价值的理论着作?但是，这些学科的课题却不断增多，培养的学生也在与日俱增。正是由于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当前的高校把教师的基本工资设得很低，而大量的收入则要来源于课题、奖励以及“创利”班的教学;这样，通过种种制度安排，各高等院校都在逼使那些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也根本不能安心于研究，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失范的制度安排，近几年来高校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急速拉大的局面：(1)大部分兢兢业业而埋头于学问探究的青年学子往往一贫如洗，不得不在各种压力乃至屈辱下从事艰难的学术探究;(2)那些实属不学无术但擅长于社会关系而游刃有余学界、商界或学界的多面人士却可以通过开设一些“装腔作势”的实务课程(如给MBA学生)或者承接一些毫无用处的课题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且这些人竟然还占据了各种学术岗位或学术荣誉，从而进一步误导了学术的走向。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人根本不再关心公共领域，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而且，也已经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但是，他们却依然被尊称为“经济学家”，而且还往往被社会大众和媒体塑造成大名鼎鼎的“学者”或“思想者”，他们也正是借助这些桂冠才得以在舆论上混淆视听。

事实上，只要静下心来反思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中充满了多么明显的矛盾呀!即使那些以一贯信念着称的人士，他们的认知也是多么肤浅呀!那些往往片面地宣传和鼓吹某特定流派或个人的思想，却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家”，思想也太不值钱了。正因受这种风气的支配，真正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在中国学术界反而无法为人所理解、所尊重。要知道，真正的思想或理论的要体现一个人对(社会或自然)的系统认知呀!这种系统认知往往需要一系列的理论专着来阐发，但中国社会有几个人做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号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系列的个人专着而单凭一些翻译或几篇形式主义的文章就开始到处演说，并竟然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家”，这是对“思想”的严重玷污!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学术混乱之所在!

最后，正是基于对名利的追求，各高校和学院还尽其所能地引进海归经济学人，因为这可以提高知名度并获得政府资金;都在大力鼓励文章的发表和课题的承接而不是鼓励埋头学问的精神，因为这同样可以提高学校的排名;都在极力推销和包装本校有社会活动能力的教师以申报国家课题、荣誉和职衔，动用学术发展基金来挖其他院校的博导、院士而不是努力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才;都在大力发展可以赚钱的“产业”，而放在基础理论上的精力则越来越少。根本上，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理念，离开了这个理想，一切实证就会飘在空中;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那些社会理念往往就会无处可施。显然，正是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当前学术界产生了一种以市场来判断学术价值的取向，最终导致了学术畸化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媚俗主义，今日之情正是如此!

(四)结语

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本身属于公共品，它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而发财致富。那么，目前为什么会出现一大群爆富的“学术”明星呢?显然，这不是由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那些具有生产性的研究成果，而在于他们在与政府以及社会大众的交流中坑、蒙的高超技能，这些人也就是邹恒甫极力鞭挞的方术士。其实，学者需要的是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而不是超高的富裕地位，否则必然会使得学术探究失去独立性和深刻性，从而也会降低学者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肯尼迪指出，“如果教授(或他们的机构)突然变得富裕和精明起来，象牙塔和普通公众之间的融洽的社会契约就会破裂。”[4]正是由于当前学术界以市场报酬来衡量教师的贡献和学术价值，通过各种市场化的激励来驱使教师的日常行为，从而激起社会大众对高校及教师前所未有的批判，高校似乎成了社会的另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化的报酬和激励制度造成了时下的学术困境：高校往往以极为低廉的成本为学者提供一个平台，结果往往是那些对学术毫无兴趣又不学无术之徒争相进入高校，然后以此为平台在社会中到处招摇撞骗，而那些真正有志于学问的而不愿折腾的学者则生活在极为清贫的环境中。特别是，基于这种氛围，学生们也开始效仿他们的导师：把学术当成一个掌握其他资源的敲门砖，而越来越少关注真正的理论探讨。

因此，要塑造浓厚的学问风气，促使理论的实质发展，就需要改变时下实行的依靠市场回报决定一个学者或学术之价值的评价体系;并且，要选择一些耐得住寂寞并以学术为志业的真正学者，并给予他们安定的学术空间和物质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道统”的独立性，使得“道统”不会为“利统”所侵蚀。当然，好的制度离不开人物，钱穆就指出，“论教育事业，注重制度，更该注重人物。制度可以坏而复修，人物则不可坏。制度可以随时而变，人物则自由一不可变之典型。有了制度无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无制度，可以随时创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现”。[5]譬如，正是基于相似的环境，斯宾诺莎拒绝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和着书立说被正式的讲课打扰。正如布劳德所说，目前学校里创设的博士学位制度，使得“那些有能力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却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指导那些永远不会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们的功课上。”[6]因此，要扭转目前这种学术走上，根本上还在于学术制度的改革。不幸的是，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的各级官员对此熟视无睹，不仅听之任之，甚至是推波助澜，共同铸成了这种学术泥潭!

[1] 朱富强：“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台北)2005年版，第417-172页。

[3] “大学生心中最好高校：清华胜北大”，http://www.horizonkey.com/c/cn/news/2014-10/15/news_2593.html.

[4]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5]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6] 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