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质？

引言

人类思想的产生和良性发展往往有赖于两大条件：(1)有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2)存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思想和学术氛围。

一方面，任何时代的实践和任何个人的行动都受人类所积累思想的支配。事实上，凯恩斯很早就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得到的政见，但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并不重要的学者的思想中提取来的。”[1]相应地，思想交流和理论发展就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剂和润滑剂。只有塑造出一种纯洁的学术风气和执着的学术精神，才可以出现真正的思想交流，才可以促进实质的理论发展。

另一方面，要避免受前人思想的支配和奴役，就有赖于一批具有高度理性和坚定意志的先驱者，有赖于一群具有社会责任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基础就在于思想的提升，自由的学术探究又是思想发展的先导，因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洞见在任何时候都有赖于这种具有高度学术理念和学问精神的知识分子。一般地，这些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承担这样的作用：首先，在“为己之学”冲动的驱使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当下社会的现实展开系统而自由地探索，并由此获取不同于传统智慧的新见解;其次，基于高度的社会关怀和学术使命而将这些新洞见传之他人而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

因此，自由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存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为此，这里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基本特质以及应有精神作一阐述和剖析。

一、知识分子的批判特质

一般地，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理性化程度较高的人，他们可以洞悉社会的内在秩序，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现存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取向，并具有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责任。同时，任何社会制度在发展中都会与其本质发生某种偏离，从而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异化;相应地，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向也就是不断地朝其本质回归或向理想状态前进，以异化程度较轻的制度取代异化程度较重的制度。显然，对制度本质、异化的认知以及对社会改进之徒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每个时代中“理性”程度相对较高的知识分子。根本上，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就在于：置身于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象牙塔”内，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静静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致力于挖掘社会制度等存在的缺陷并剖析其原因，然后将他的发现和认知告诉给社会大众;并且，与社会大众共同来探询修补这些缺陷或改进社会制度的途径，从而缩短异化了的社会重新回到其正确发展轨道之时滞。

正是基于这种洞察性、前瞻性和批判性，知识分子往往就呈现出某种“反社会”特征：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掠夺性市场，在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反对集权官僚。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反社会者而只是现实批判者：他通过反思“现实”来关怀“人类社会”，致力于剖析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的异化状态，并提出积极的改革途径。显然，由于知识分子诞生于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公民社会中，其内在本质就产生了这样的诉求和使命：挖掘现实资本主义和市场竞技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并基于社会发展和人文关怀而努力改进它。由此，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应有这样的认识：(1)学者们并不只是拒绝和敌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反，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的亲睐和推崇;(2)西方学者之所以倾向于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原教旨市场主义，甚至敌视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原因并不是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新古典自由主义倡导者所认定的“是物质回报不符合期待的原因”，[2]而是根基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任务。

显然，针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为何知识分子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等着作和观点，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和媒体专栏往往进行明显误导却非常流行的解读，这里，我们就此作一再解析。事实上，布东写《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主要针对并适用的对象是西方社会情形：由于自由主义秩序在西方社会是主流，因而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与这种主流拉开距离。正如布东写道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他出于自己角色的要求而签定社会缺陷并提出在他看来恰当的解决方案。然而，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这个角色才被承认，知识分子才具有一个真正的社会重要性，所以，他们对该社会特有的特质——自由主义和它的伴生物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批判的态度是很正常的。”[3]该书的“中文版序”作者徐贲也写道：“在西方，非自由主义的‘社会性’因素与知识分子定位以及学术影响、潮流有关。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代表着主流秩序，知识分子与它保持距离，是与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批判转帖和异议者角色一致的。自由主义秩序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更会坚定他们的这种思想和立场地位，也成为他们非自由主义的主因。”[4]

不过，根基于本身所固有的特定意识形态，布东和徐贲等人对其周边知识分子的认知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有失偏颇。例如，布东承认，自由放任主义会衍生出一系列堕落效应：以效率牺牲公平、庸俗同质化、实用媚俗化。但是，布东依然宣称，自由主义更注重机会平等而非实质平等，目标是建立并维护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这种机会平等的社会有利于人们努力拼搏赢得自己的命运，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并且还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很多恰恰是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没有得到贯彻的缘故。这种认知客观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战后恰恰是政府的经济干预使得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自由放任政策则使得收入差距逐渐下降。同时，布东还宣称，堕落效应在其他社会同样存在且比自由主义社会更加严重，他举的例子包括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等。问题是，这显然是拿另外一个历史中的极端情形来为资本主义现实辩护，那么，这种辩护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吗?它能够由此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潜含的社会问题吗?更不要说，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性扬弃和改进，并不必然导向权力的专制，它只是为了纠正金钱权力过分集中所引向的新型极权。[5]

此外，徐贲还将当前中国社会中反思和批判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称为政府的依附者和顺从者，是专制的同路人。显然，这种态度否弃了我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制度的同时必须加以审视和扬弃的应有态度，蔑视和打压了那些对人类社会做更全面审视的中国学人，这不仅凸显出了更为浓重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也根本上曲解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本色就在于他的批判特性，这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极为宽广的人类关怀精神。哈耶克就写道：“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6]相应地，真正的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商业经济所滋生的学术和思维的庸俗化和从众化，揭示批判精神在大众时代和民主社会中的式微。然而，针对这些批判，布东却指责，它“将那个由知识力比多指引的批判精神同那个由信仰伦理支配的‘批判精神’混淆起来;将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意涵的批判同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对社会不满的、情感意涵的批判混淆起来。”[7]问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关注现实问题的，而不应局限在象牙塔内，也不应痴迷于复杂模型的构建。试想，仅仅自得其乐地从事展示智力的逻辑游戏，这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

尤其是，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在认同个人自主的同时，也致力于挖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内涵的问题。哈耶克就写道：“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站在纯粹的知识分子论证的立场上，他总是能够使自己处在比他那个阶层中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更为优越的地位上。”[8]究其原因，(1)目前甚嚣尘上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它将生物界的物种竞争简单地引入到人类社会的经济竞争中，并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一切现象都视为合理的，从而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能力;(2)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借鉴自然科学的还原思维而将社会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并通过数学符号和形式逻辑来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从而进一步导致学术的庸俗化;(3)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者还进一步将“自由主义”一词“口号化”和“政治化”，将质疑和反对者都称为自由主义的敌人，称为反自由主义者。实际上，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自由主义者，因为它不能容忍自身思想受到约束和统治。问题，当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盲从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甚至也根本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更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复杂化趋势及其当代要求。为此，笔者致力于从学术和哲理上来阐述和解析自由主义，致力于恢复自由主义的本来面貌。

当然，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中也包含了更多的建设性成分，而绝非是“反社会”所隐含的破坏性。从根本上说，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是现实主义的，他必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关心社会和谐、关怀人类进步，时刻担负起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的责任。在学术层面，学术本身就主要为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知识分子所引领，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长期发展和普遍的社会正义，而不是关注特定政党或群体的利益得失。尤其是，经济学者所提出的任何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都涉及到社会大众的福利，涉及到公共领域的社会秩序，因而本质上也必然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必然应该关注现实中的问题以及改进之道。最后，公共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的发展，基于社会正义和合理性的认知来引领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地去“适应社会、顺应社会”，并把自己牵涉到个人利益的谋取之中，更不能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把自己视为社会大众的普通一员而遵循“经济人”的方式行事。

最后，正是由于一群真正“知识分子”的存在，独立于“治统”的“道统”才得以型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起源学上对“知识分子”加以梳理和认知。“知识分子”一词可以追溯到l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当时，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如包括左拉、雨果等站出来为因犹太人身份而遭到诬陷的上尉德雷福斯辩护，并于189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因次，后世往往将那些有教养且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群社会精英称作“知识分子”，这也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处事良心的基石。不幸的是，随着现代社会识字率的迅速提高，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逐渐被填平，以致逐渐失去了公认的话语领袖;同时，文化上的多元化使得不再有统一的“知识场”，知识被分割为一块块碎片，每一个掌握知识的人都只掌握一个碎片。此时，知识分子就不再是文化的立法者，而只是文化的阐释者;同时，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时尚，是大众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话语权的就不再是前瞻性的洞察和精微的思想，而在于能够体现好社会大众的偏好，唤起社会大众的热情;此时，个别善于讨好观众、善于修辞与表演的识字分子就被推上前台，他们充分地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技术，而不时显现出超人的智慧。

然而，尽管“识字演员”们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替代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但他们却丝毫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真正作用。事实上，尽管由于媒体的刻意塑造，这些“识字演员”的形象甚至一个手势都显得富有极大魅力，但是，他们留下的永远只是影像，一旦把他们的话语转换为文本，一切光辉顷刻间消失殆尽。[9]而且，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和高度的责任，这些“识字演员”的工作仅仅是迎合社会大众的趣味和心理，从而也就无法站在公共视角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现实;相应地，由媒体和新闻知识分子所引领和主导的学说，就不可避免地会日益世俗化和庸俗化。这一点在当前中国社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不是努力探究人类的理想状态并以此来引领社会进步，相反却刻意地迎合社会;同时，那些所谓的“学者”在研究时往往牵涉到太多的个人利益，并把西方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极端地与“践行”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尼采早就警告过我们：任何由大众做决定的地方，真实性就变得多余、可悲，变成一种无益之物。正因如此，笔者一直呼吁，只有存在一群具有真正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当前的学风才会改进，学术才会进步，社会才有希望!

二、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

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和历史使命就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揭露和促进社会的改变和进步。显然，这种行为必然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的利益，必然会引起那些权势者的不满，从而也必然会遭到当政者的迫害。同时，在引领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遭受很多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的误解，甚至会遭受群体非理性的攻击和迫害，这也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诺思就指出，“获取纯粹知识的激励不仅受到货币报酬或惩罚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对这种发展的容忍程度的影响。从伽利略到达尔文，长长的一串富有创造性的人的名单足以证明了这一点。”[10]在这种情形下，要不为由此而来的各种迫害或利诱所屈服，知识分子就需要具备一种强大的学术理念和独立精神，需要有一种长期蛰伏与学术象牙塔的意志。相反，如果由于害怕其观点可能得罪某些人而不敢或不愿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由于存在某些物质利益就刻意地去迎合而抛弃个人的立场，这就推卸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社会责任。费希特就强调，“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关注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11]

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哲学王，他虽然不直接治理社会，但其思想却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例如，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人类社会，迄今依然在全球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同样，哈耶克的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方世界，撒切尔、里根等都宣称是他的信徒，并将它的思想推行到社会政策之中。也正是认识到学术的价值和思想的意义，像德谟克立特这样的学者“宁愿发现一条因果律，也不愿做波斯王”;[12]杰斐逊也希望人们把他纪念为“独立宣言的撰着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规章的起草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同样，爱因斯坦也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的邀请而至死专心于他的理论学说，因为他知道政治仅是昙花一现，而一个方程则会永垂不朽。

同时，也正是对思想创见的重视和对学术精神的推崇，西方社会诞生出一大批诸如莫尔、休谟、卢梭、斯密、斯宾诺莎、李斯特、西斯蒙第、康德、费希特、尼采、叔本华、霍布森、凡勃伦、哈耶克这样的学者;在他们的思想指引下，西方社会不但推动了知识逻辑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的不断进步。与此不同，儒家社会却崇尚内圣外王，把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达则兼济天下”几乎是所有儒家的抱负，而着书立说则被视为不得已的退隐选择。王国维就写道：“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己!孔子答政治家也，墨子答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13]事实上，正是由于儒家社会崇尚政治权力而忽视知识权力，导致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其他公共的或技术的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与政治脱离的学术路线;同时，由此也偏重于实用技术而忽视科学原理，从而导致科学有萌芽而无发展。

当然，在任何时期，掌权者主要考虑自己的短期利益，从而往往热衷于对新思想进行压制和扼杀。显然，这也正是人类社会的可悲和不幸之处，因为它极大地延缓了人类社会前进的速度和方向。例如，在极权主义年代的前苏联，长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者康德拉捷夫在遭受莫须有的指控被捕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曾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而具有崇高声望的普里奥布拉仁斯基也被枪毙了，而其他如对福利理论提出重大贡献的斯卢茨基也只好不再发表论着。事实上，在192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除了斯大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写过一本经济学教科学，从而也就造成了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萎缩和退化。再如，在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不仅像卢森堡、希法亭之类的左翼学者被残酷毒打致死，而且像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以及波兰尼之类的右翼学者也不得不流亡海外，也同样导致德国学术的急速衰落。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很多的缺陷，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批评家的存在，如经济学界就有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霍布森以及凡勃伦等各个时期的异端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多元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并在经历剧烈的动荡后重新焕发起生命力。

显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权势者的行为是非常短视的，他们因为害怕新观点会给自身利益带来短暂的冲击而加以禁止或消除的种种措施，最终的结果都是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已经得到太多的显而易见的认识。譬如，正是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导致了西方在1000多年时间内生活在“黑暗”之中，以致当时主持宗教法庭并杀害许多“异端”的大法官托尔克维马达身后的荣誉被教廷断然驳回，他的名字也被天主教史学家视为耻辱;穆勒在分析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宗教改革后200年间的情形时就说：“当欧洲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在不断前进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民族精神上还是在物质文明上都在衰落，这固然可以归因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却有一最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宗教裁判’制度和它所代表的精神奴役制度在这两个国家颇为盛行”。[14]

同时，也正是意识到思想压制所带来的长远而深重的危害，费希特强调，“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因此，每一个学者，以及每一个选择了特殊阶层的人，都本能地要求进一步发展科学，特别是发展他们所选定的那部分科学。……(学者)应当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它不应当休息，在他为能使自己的学科所有进展以前，他不应当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只要他活着，他就能够不断地推动学科前进;要是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他遇到了死亡，那么，他就算对这个现象世界解脱了自己的职责，这时，他的严肃的愿望才算是完成了。” [15]正因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制衡强权的体制，存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事实上，一个进步的社会首先必须容忍自由思想家的存在，只有存在思想的自由才有社会的不断进步!

纵观人类发展史，思想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思想者往往要面临肉体的和精神的迫害和摧残。然而，正是坚强学者精神的存在，使得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是影响西方社会几千年走向的哲学王，尽管他一生清贫，但对其理念充满热情;并且，只要认定是正确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既不害怕，也不讲情面，从而教导出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一生也不得志，但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却一直没有减少，其思想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

当然，尽管人类后代的一切文明生活都拜他们所赐，但他们自身却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还要为此而蒙受各种困苦。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奔波数千里，历时十余年，但最终“为汉立制”而造就了统一的中华帝国数千年。苏格拉底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宁愿选择被处死，但也正是他的这种选择终于使得古希腊后期的社会思想焕然一新，古希腊社会终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孟子说：“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孟子.尽心下》)显然，正是那些“即使不是为学术而生，但愿为理念而死”的孤独的哲学王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如此哲学王的孤独存在，乃后人之幸也!乃全人类之幸也!

不幸的是，即使在集权和专制时代，一大批学者都坚持住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独立精神，都维持住了道统的独立性;但是，过去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发展却改变了学者的心态，使得导致学术研究的实用化、世俗化和媚俗化，并产生了“利统”对“道统”的支配和控制。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逐渐离开了学术的象牙塔，而向社会大众靠拢，并极力迎合社会流行的风潮;这样，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学术思想都越来越同质化，这也就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状态。显然，正是这种学术取向和风气，使得知识分子逐渐融入到社会现实当中，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甚至越来越成为世俗力量的同路人;与此同时，也就越来越偏离了知识分子的本质，越来越丧失了矫正社会偏颇和防止社会异化的职能。所以，有学者指出，“现在，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事件少见了，这并非知识分子受重视的佐证，恰恰相反，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漠视。我想起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说过的一句话：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些。”[16]

三、结语

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致力于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关注个人利益，他们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他们拥有崇高的学术理念，既不会盲从于任何教条，也不依附于任何流派，更不愿屈从社会势力，而是倾力于真理的追求，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探索。为此，他们往往不顾世人的不解，也不惜长期遭受边缘化，而甘愿作为学术的异端者和社会的牛虻。显然，追求思想之独立和学术之自由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苏格拉底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卢梭如此、李斯特如此、西斯蒙第如此、威克塞尔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

同时，任何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又不可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斯密如此、李嘉图如此、马尔萨斯如此、穆勒如此、马歇尔如此、凯恩斯如此，哈耶克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并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不是仅仅粉饰它。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流行的几大思潮中，无论是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其代表人物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试问：有谁能否定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麦金太尔、德沃金、桑代尔、泰勒是自由主义者吗?而且，那些知识越渊博、思想愈深邃的学者，人本主义精神就越强烈，越会全面地审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试问：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博学者如斯密、西斯蒙第、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加尔布雷思以及森，有谁会附从简单化的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政策吗?

根本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有赖于这样一群具有高度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很多程度上也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更换史。(1)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学者的不懈探索，最终影响了后人的心理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组织结构。[17]例如，即使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犯了很多暴行，但美国社会之所以还是坚决支持以色列，很大程度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的思想和舆论往往为犹太裔美国人所控制，如很多经济学大家都是犹太裔。(2)一个由思想武装的人往往是不可屈服的，而一个由思想武装的民族也是不可战胜的，这也可以从无数的历史事件中得到明证。米塞斯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思想和思想家更为强大，与思想作斗争，仅仅只能使用思想武器。……(而)依靠武力是愚蠢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那些手持武器的人顺从他们的意志的时候，武力才能奏效，反之则不然。再则，所有的武力和统治的基础都具有思想的自然本性”，而且，“凡是能在思想领域取得成功的事物最终都能在生活中获胜，任何迫害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18]

当然，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先驱和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要出巨大代价：不仅要忍受学术上的误解、歧视、冷落和嘲讽，而且要承担生活上的各种压力。从学说史上看，沉醉于学问者往往有两类人：一是家世比较雄厚的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诺思、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等;二是一些脱离于社会并根本无法享受正常家庭生活而孑然一身的人，如斯宾诺莎、洛克、休谟、斯密、康德、叔本华、尼采、埃几沃斯、凡勃伦、维特根斯坦、庇古等。而且，即使一部分思想家结了婚，但也往往因埋头科研而穷困潦倒，以致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典型人物就是马克思。然而，正是凭借着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热爱，他们对各种困难都能淡然处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述而》)，“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同样，苏格拉底也强调，真正的哲人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的，在所有人类之中，哲人是最没有死亡恐惧的。感怀于古之哲人的意志以及知识分子的理念，更加坚定了笔者在当前这种混乱学术中的使命感，更有勇气去承担学者之社会责任，因为我活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