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诱惑，共产党能否经得住考验？

【摘要：我们既要认清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充分认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坚定不移发挥好市场经济的功能，又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重性，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会和党的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伟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有过不少教训。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认识上的突破相联系。我们遇到的挫折与教训，往往也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的认识不足有关。在总结改革开放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两重性，是自觉地驾驭市场经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改革，既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历史，也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重新认识的历史。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突破了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观念，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觉地运用市场经济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历史。

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中国那样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无论从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还是从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里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概括地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不搞市场经济，我们无法在经济发展中充分调动起千千万万生产者的积极性;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励企业创新和优胜劣汰;无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来谋取发展，不断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无法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和现代文明的因素;无法通过与其他国家、与跨国企业的竞争来不断壮大自己;无法提高驾驭市场经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能力;无法通过两种制度的竞争来证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甚至于也无法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推动建构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30多年来实践证明，不搞改革开放、否定搞市场经济、反对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无法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就很难使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就找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路。3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也就必须搞市场经济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解决了社会主义“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党对什么事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上的历史性突破。但同时，这又对我们党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发展好、驾驭好市场经济，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够避免市场经济固有的、与资本主义之间天然的逻辑联系，不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在这个方面我们走过许多弯路，有过不少沉痛的教训，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仍在探索的过程中。由于对这方面的问题与教训系统地分析、总结还不多，许多方面我们在理论上还处于盲目的、不自觉的状态。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今天到了有必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把问题归纳起来，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市场经济是否具有两重性?也就是说，除了在经济建设中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之外，对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方面是否还有负面影响?如果有的话，表现在哪些方面?应该怎样应对?

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有负面作用是一个共性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时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1]习近平同志在这里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针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负面作用。

这些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对于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也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途径，比如对目前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和建筑业等过剩领域的去产能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企业为逐利而乱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的整治，对于股市汇市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对于农业的扶持和监管，对于大众创业的支持与鼓励等等。在这些领域之所以需要政府发挥好作用，是因为市场经济存在着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外部性、生产者从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出发行为的短期性和盲目性、分散的生产者与需求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市场“惊险的一跳”、生产者和消费者、监管者信息不对称等种种缺陷和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要由政府发挥作用，通过法治予以规范和监管，通过规划引导，以及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自发性、外部性、必然导致的垄断、经济自发地金融化等问题;企业存在不惜牺牲消费者、社会、国家利益来逐利等问题，都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遇到的共性问题，必须要通过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来加以解决，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在此之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特别需要注意发展市场经济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必然造成分配不平等和社会两级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认识随实践而不断改变。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中期曾说过：改革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2]但是，当市场经济的逻辑逐步展开以后，两极分化问题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93年邓小平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将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关于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近年来已有很多讨论，不管用什么口径计算我国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在理论上，对于在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的讨论也还没有被充分展开。

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了重视。他指出：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受政治的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尽管现代社会有着强大的财富趋同机制(即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在推动着收入朝更为公正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更为强大的财富分化机制在推动着收入的分化，结果是财富的分配总是有利于资本，导致一小部分拥有资本的人取得了绝大部分收入的分配。他用一个简洁的公式r >g，即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来表达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来说明财富积累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和绝大多数人收入增长速度的原因，[4]并且指出造成这种财富巨大不平等的机制与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提高增长率毫无益处。[5]

皮凯迪的结论是他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数据所分析得出的，实际上是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我国也同样不能幸免。目前，我国政府正致力于稳增长，调结构，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对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完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极大地改善了收入最低部分群众和一般民众的福利。但是，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收入和福利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分配的不平等问题。财富向一小部分掌握资本的人手里集中同时也在发生。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怎样在发展中解决好分配的公正、平等性问题，防止、扭转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无法回避，也不可替代。

皮凯迪对于分配不平等提出的方案是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他指出实行这个方案的难处在于需要在践行公正、平等价值观上高水平的国际协作和区域政治的一体化。他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的民主上：“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押在民主上——在欧洲，是欧洲的民主。”“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使社会和财政政策更加现代化，发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只有区域政治一体化可以实现对21世纪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7]虽然这个解决方案从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但皮凯迪提出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不仅给欧洲和西方国家，更是给我们这样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分配不平等和两极分化问题对中国来说涉及的不只是社会与政治的稳定，还涉及到基本制度的正当性：避免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不只是执政党在推动改革开放时向全体人民的承诺，也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中的分配不平等趋势，反映了搞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具有的冲突性一面，需要高度重视，寻找破解的路径。

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与搞市场经济的冲突性还表现在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出现的资本与劳动者关系上的矛盾。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就不可避免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在这种市场经济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商品。按照波兰尼的说法这种市场经济带有自我调节的性质，把原来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货币都成为了商品。[8]这些条件今天在我国都已存在于现实的生产方式中。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争论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经济成分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这种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争论离开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关注的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拥有资本和依靠劳动力为生的两大社会集团出现了，他们通过市场而结合进行生产，也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虽然国家已经制定了《劳动合同法》，要求劳资双方依照法律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保护双方的合法权利。我们党也提出过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和工会对协调劳资关系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党还没有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劳资两大集团应该建成什么样的关系、怎样建设这种关系提出明确的方针。在现实生活中，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摆脱自发的状态，缺乏被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走向共同富裕轨道的条件。相反，这两大集团之间自发性的摩擦经常发生，往往以损害劳工的权益、欠薪、企业不履行对劳工社会保障责任、群体性维权事件等高社会成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心理层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更多是朝向对立与冲突的方向发展。

回过头来看，我们党对劳资关系指导思想上的缺失，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并没有预想到改革会引起阶级分化的认识有关。[9]这种认识妨碍了对于改革引起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认识，也妨碍了党对于这种阶级分化需要采取什么指导方针的思考。

今天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资关系既存在统一性和相互依存性——没有资方的投入就不能形成产业和带来就业，就难以加快发展，没有劳方的参与就无法组织生产过程，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同时也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性——劳动者收入和资方利润在分配中此长彼消。搞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如果有明确的方针，依靠我们国家制度的优势，完全可以把劳资关系纳入到走向双赢与和谐相处的轨道。但如果陷于盲目性而导致放任自流，也完全可能出现劳资的对立与冲突，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怎样处理好劳资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劳资之间的矛盾不断地以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而且“欠薪”这类在任何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允许的现象，在我国已存在多年。这些问题反映出带有自发性的劳资关系还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受到的应有规范。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劳资关系我们既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也有国际经验可循。

建国之后的过渡时期，我们国家曾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提出过“劳资两利”的方针。[10]这个方针以新民主主义时期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劳动者和资本的拥有者、经营者对生产力发展都是必须的认识为前提的。它既是一个指导经济发展的方针，也是一个指导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方针。遗憾的是这个方针实行的时间太短。但它给人以启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劳资两利的方针也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劳资关系的发展，把劳资关系纳入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轨道中来，避免其自发性。

国际上也有较好地处理劳资关系的经验。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曾经用强化“社会”观念，来统合社会中有利益冲突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处理好劳资关系。在经济领域他们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以劳资两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追求“社会和解”，“社会伙伴”，核心就是把劳资关系依国家制度规定纳入和平相处、相互合作的轨道。这种体制既承认劳资之间存在悬殊巨大的利益差别，更强调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同时还督促劳资双方谨记自己的社会责任。[11]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法律还规定了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大企业理事会，必须要有劳方代表的席位，规定企业利润不只是资方的收入，而且也包括劳方在内的“集体利润”。在政治层面，联邦德国的基本法规定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国家，社会性高于阶级的利益。这种既承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又用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制度设计来制约、引导和规范劳资关系，倡导了劳资之间的相互包容与合作，避免了劳资冲突，为经济上共赢、社会的团结和政治上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在社会主义社会搞市场经济改革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并不可怕，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但是它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2]关键是我们要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这种生产方式，认识这种生产关系，依靠我们国家的制度，借鉴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来处理好这种新的阶级关系。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必然会出现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矛盾。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改革并不只是引入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也在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使原有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它必然也会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必然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把个人确立为最基本的利益主体，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西方的微观经济学也叫个体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对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在理论上的抽象。它明确地把经济行为的主体界定为个体。虽然这种个体可以是个人、家庭、企业，但抽象到价值就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存在，它把个人主义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来推广，对人们意识决定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必然蔓延开来，与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市场经济以利益为直接的生产动力，同时也在塑造着尽可能多地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的人生目标。在市场经济中也以财富为标准对“成功人士”作出新的定义，炫富成为一种时尚，在财富榜上排名成为一种荣耀。我们党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这里指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类的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性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所激发的是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它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财富、各类可以想象的服务，也包括对一般等价物货币的追求，而与社会性的需要无关。这种对财富的占有和享受的欲望没有止尽，永远也无法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满足，反而会因贪欲的泛滥而造成社会性的不满情绪。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物质存在，轻易地就把人际间的关系简约化为利益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原来的人际关系是丰富的：中国传统的重亲情和友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建立起的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同志关系、在农村社区熟人社会中的行为自我约束和互惠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被冷冰冰的利益关系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被简化为利益的算计。

在这种从物质存在到社会意识都发生巨变的时候，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构建起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伦理：“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人民公社时期“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深入农村大地。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也是和“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的口号联系在一起。在机关事业单位，流行的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业战线所树立的典型大庆是在“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的前提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是前4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正确处理国家、社会、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之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成就，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之所以能以那么小的成本搞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搞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都得益于几十年来深入于人们心中的这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搞了市场经济之后，这些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迅猛发展的个人主义之间发生着冲突。防止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正确处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仍是今天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是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当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改变着经济基础时，必然也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化、以个人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公民社会、西方式的选举、政党政治，以及“宪政”的主张。这种意识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也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获得强有力的话语支持，试图占领意识形态的舞台。这种意识形态也必然要求重新解释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特别是重新解释近现代历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当性。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在政治上表现为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否定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在这种条件下怎样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打胜仗?都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诱惑与腐蚀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存在着腐败的风险。执政以后权力的诱惑和腐败的风险大大增加。防止共产党在执政以后腐败变质，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始终高度警惕，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的问题。

搞市场经济还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另外一个考验，那就是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诱惑和等价交换的规则对党的腐蚀。

在提出和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时，我们着重讲了搞市场经济改革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面，但没有对搞市场经济改革必然会对党带来的诱惑和腐蚀有足够的认识，加强在这方面的警示与预防，这与后来党内腐败高发有着直接的关系，教训非常深刻。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搞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但同时列宁很清醒地看到新经济政策可能对党带来的腐蚀，要求加强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13]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看到发展资本主义是进行抗日战争和建设民主共和国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又指出：“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做斗争”。[14]相比之下，对改革开放和搞市场经济可能对党造成的诱惑和腐蚀我们党在认识上是不足的。尽管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了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后在党的建设中也形成了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主线，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不断对外开放，重利益而轻理想信念的倾向在党内发展起来，等价交换原则也逐步渗透到党政军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蔓延开来，一些地区的政治生态严重污染，党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腐败现象。上至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到地市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党政公务人员、村干部，一大批党员干部被腐蚀、收买，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2013年由群众举报揭发出来的湖南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贿选事件表明，表明等价交换原则同样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具有自下而上选举程序的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15]等价交换的原则渗透到公权力的运行之中，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给钱办事”成为典型的表现。党的自我净化机制几乎难以发挥作用。

上述这些腐败现象、党性蜕变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素质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反映。作为决定着人们意识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党性与作风，改变着决定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腐蚀着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内生活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16]

面对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们比较多考虑的是从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党的纪律的角度去考虑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但对从思想认识上总结经验教训还很不够。只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对发展生产力来讲的不可或缺性，同时又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制度的原则、意识形态具有对立性和强烈的挑战性，对党具有高度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在思想上加强党性建设的自觉性和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这样才能既利用好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又自觉地提高对市场经济消极作用的警惕，进行预防、抵制和处置。

十七届四中全会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我们党所面临的“四个考验”：“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17]这“四个考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面临的考验来自两大诱惑：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权力诱惑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要经得起这两大诱惑的考验，就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搞好党的建设。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我们党领导的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在探索中我们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走过弯路，有过许多深刻的教训。对于弯路和教训我们还没有通过系统的总结达到比较自觉的状态。积30多年的经验，我们既要认清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充分认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坚定不移发挥好市场经济的功能，又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重性，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会和党的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党的历史表明，对错误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往往比经验的总结更为重要。对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市场经济这样伟大的历史性探索，学会用对立统一的两点论来看待问题，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是我们能够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保证。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95页。

[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139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364页。

[4]【法】皮凯迪：《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参看《导言》部分。

[5]皮凯迪：《21世纪资本论》，第591页。

[6]邓小平：《善于利用世纪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7]皮凯迪：《21世纪资本论》，591页。

[8]【英】卡尔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参看第六章《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9]改革“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139页。

[10]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发展经济方针，载《新华月刊》1949年第一期。

[11]【德】罗尔夫 哈赛等主编：《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中参看“社会伙伴关系”、“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和解”词条，卫茂平等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0页。

[13]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作用和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592-593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14]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3页。

[15]经查处，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76名省人大代表中共有56名存在送钱送物拉票行为，在527名出席会议的衡阳市人大代表中，共有518名收受钱物。见《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2月28日。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时报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173页。

[17]参看《人民日报》2009年9月19日第一版。

(原标题：认识和解决好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重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