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是美国政府的文化部和隐性宣传部

【摘要】中央情报局出版过文艺杂志，资助纽约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欧洲巡回演出，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实际上CIA可不是只懂暗杀、窃听、策划政变一类的“粗活”，美国政府的下设架构中没有文化部或宣传部，CIA则作为隐性宣传部填补这个空缺。CIA往往通过秘密资助等方式，鼓励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或是与好莱坞合作，塑造他们所需要的电影、电视剧等等，只不过这些行为多是借助貌似中立的基金会和文化交流会等名义展开，CIA则在幕后充当推手。

中情局是美国政府的隐性宣传部

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传媒评论” 作者：李剑诸

中央情报局CIA出版文艺杂志，资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欧洲巡回演出，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在世人心目中，CIA只懂暗杀、窃听、策划政变一类的“粗活”，哪会跟文人雅士打交道?

英国BBC文化节目的一个独立女制片人桑黛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最近写了本肯定令白宫及CIA直冒冷汗的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故事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有个叫“文化自由大会”的机构，拥有新闻社|、出版二十余种刊物、热衷举办艺术展和音乐会，实际上这个文化团体的幕后老板是经费充足到可以任意挥霍的中情局。

如果这本书是在冷战时期出版，肯定会是《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最畅销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尘封，那段发黄的历史还是吸引了传媒的好奇。

作者桑黛丝的经历非常简单，才三十多岁，毕业于牛津的圣安妮学院，既不是美国CIA也不是英国的MI5成员。1993年，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情局资助纽约国际学校的文章，她觉得很好奇，深入调查后写出她的第一本书，叫《Who Paid the Piper》(可译为：谁埋单?)，哄动一时。桑黛丝随后再耗了整整三年时间，翻阅可以堆成小山的资料，包括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教会、展览馆、乐团、艺术家的记录，甚至采访了很多“从阴影中走到亮处”的中情局退休特工。她以慎密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情局作为美国政府的隐性宣传部，在冷战前沿的欧洲，秘密操纵着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活动，其目的是培育大批以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导向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舆论和公共政策。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下设架构中没有文化部或宣传部，冷战设计者之一的George Kennan说过“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我看来，桑黛丝新着引人入胜的地方，不在于中情局扑朔迷离的手段，而在美国对宣传尤其是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灵活方式。

中情局最早成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可以说是美国人被日本人在珍珠港炸懵后的产物。原名叫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直接对总参(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负责。杜鲁门上台以后，OSS正式易名为CIA，即大名鼎鼎且臭名昭着的“中央情报局”。此局有很多杰作也有不少败笔。本拉登就是中情局培训出来的，现在“教会徒弟打师傅”，且很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天分。

美国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不搞宣传，实际上深谙此道。心理战专家Richard Crossman曾说过，上上之策是“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如果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强势人物关于“宣传”的言论进行基本梳理，不难看出来，不管是国会、白宫还是书斋学者，已大致上形成共识。1989年柏林墙倒塌，华约解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感慨道：“我国强盛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它对世界传媒市场的支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职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罗斯科普夫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应当是取得世界信息流动的胜利，主导传媒，就象英国当年控制海洋一样”。以促进文化交流而着名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创始人亦曾说过：“当今世界不能仅靠军力和外交，必须向其它国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一代”。影响下一代的工具，显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中情局并不总是阴森森的，有时它很阳光。中情局的网站甚至有少儿版，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与童心未泯的特工们玩乔装打扮和破译密码的游戏。

果真是影响下一代的宣传工具。

中央情报局(CentralIntellienceAgency)简称"CIA"是一个向美国高级政策制定者提供国家安全信息的独立机构。根据中情局官网，它的主要任务包括确定政府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收集相关信息并整理成诸如“总统每日摘要”等报告，提交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参考。

但是，中情局的工作可不止它在官网上写的这么简单。从震惊世界的“猪湾事件”到“棱镜门”曝光中情局对即时通信资料进行监听，以及解密的资料显示中情局曾试图策划暗杀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都证明这个组织在进行信息收集工作之外，还从事了大量“暗箱操作”的工作。特别是在美国政府的宣传工作中，中情局扮演了隐秘而重要的角色。

冷战宣传机根据英国刊物《国务新人》编辑桑德斯所着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解密，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从事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操纵了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的组织，来掩盖自己对欧洲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宣传的行为。在其鼎盛时期,它在三十五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 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 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 但实质上，这个“文化自由大会”不过是利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建立起来的，通过举办活动让西欧知识分子不再热衷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观点，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的机构。 这只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战中的小把戏之一。他们还对书籍等文化产品进行了影响。中情局隐蔽行动处的负责人说： “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其他任何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的武器。”据《纽约时报》称，冷战期间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包括帕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艾略特的《荒原》等知名作品。中情局秘密资助等方式，暗中鼓励这些“立场敏感的作品”的发表，并通过奖金等方式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但是这一切行为在那时都是借助貌似中立的基金会和文化交流会等名义展开的，没有人知道中情局是躲在幕后的推手。

《日瓦戈医生》为了隐蔽自己的行为，中情局与着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合作，首先将经费秘密拨到这些基金会名下，再通过这些基金会将资金“捐助”给中情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间，美国向一百六十四家基金会共拨发七百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总价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5600万美元)，其中至少有一百零八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还揭示了在冷战期间接受中情局资助的文化界人士名单，其中不乏知名哲学家罗素，以赛亚?伯林，汉娜?阿伦特，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文学家艾略特，奥威尔等，可谓“星光熠熠”。不过这些人中很多并不知道自己被中情局所利用，不过中情局充分利用这些文化界人士实现自己价值观输出的目的。 好莱坞合伙人不同于新闻报道，电影、电视剧等内容经常会被认为是娱乐性的，与政治和宣传无关。好莱坞的电影更是因为制作精良、情节跌宕而备受世界各国影迷的喜爱。但实际上，好莱坞是美国政府重要的宣传阵地，很多政府部门都在利用好莱坞做“看不见的宣传”，实现自身公众形象的塑造。詹金斯在《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一书中，就揭示了中情局是怎样塑造电影和电视的。 早在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就向东德输送了电视剧《豪门恩怨》，旨在向那里的居民兜售资本主义及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在近几年，中央情报局则与好莱坞展开了密切的合作，通过介入电影的前期创作，进而塑造好莱坞电影中的中情局形象。 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电影《特务威龙》、《全民公敌》、《逃离德黑兰》和电视剧《中情局风云》、《谍影迷情》等，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参与到了前期的剧本讨论中，对出现丑化中情局的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作为交换，导演们可以借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进行拍摄，并且还可以获得中情局的一些档案来作为创作素材，有时候甚至中情局的工作人员也会友情客串一些角色。在这样“各取所需”的合作下，这些颇具影响的影视作品都对中情局进行了正面的描述。

《特务威龙》海报以《特务威龙》为例，电影的制片人拜访了中情局总部的场地，并与公共事务办公室合作一年多来修改其剧本。在拍摄期间，中情局罕见地开放了自己的总部大厅供拍摄使用，将近60名中情局雇员自愿担任影片临时演员。为了配合电影效果，中情局官员甚至自己充当特技演员，高速驶过后门并在华盛顿特区的道路上高速行驶。

《特务威龙》海报这样的“合作”很大程度上为神秘的中情局塑造了良好的屏幕形象，增加了公众对中情局的好感。在电视局《中情局风云》上映期间，申请中情局职位的邮件是往常的三倍。可见中情局在自身形象的宣传上也是下大力气的，将中情局特工塑造成英勇、果断且技术手段先进的人。 但是，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中情局影响了电影内容，因为绝大多数合作是没有被曝光的，受众会认为一部电影很可能是完全独立而非政府资助的信息传递。实质上，你看的更有可能是“中情局监制”的一部“宣传片”。这样来看，中情局远比它自己所陈述的更为复杂和多样，它所运作的诸多“看不见的宣传”，在隐蔽的环境中向世界灌输着它自身所代表的价值观。这种包裹在各种外衣之下的宣传方式，是现在我们更加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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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美中央情报局及其文化冷战

作者：王绍光  来源：读书2002.5

作者 王绍光 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　江讲座　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着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着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2001年9月29日于香港吐露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