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论中国

最近关于中国有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道，中国在2011-2013年消耗了六十六亿五千一百万吨的水泥，而美国从1900-1999年所消耗的量也不过四十四亿零五百万吨。在美国，我们铺设了大量混凝土，如今的中国人肯定肆无忌惮，到处铺设混凝土。这背后的机制和原因是什么?它又会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本书旨在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让我们先理清基本事实，然后看看我们能否为理解当下提供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框架。

(David Harvey, The Ways of the World, Profile Books, 2016。)

2008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出口贸易大幅缩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据估计有三千万)失业，因为美国(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大幅下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要么失去自己的房屋，要么面临止赎的威胁，这样他们自然不会再去购物中心消费了。美国从2001至2007年的房地产繁荣与泡沫是对2001年的互联网股市泡沫的回应。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启动了低利率政策，这样从股市迅速提取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作为理想目的地的房地产市场，直到房地产泡沫在2007年彻底破裂。结果就是，资本危机的趋势开始转移。2008年危机主要由美国西南(加州，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和南部(弗罗里达和佐治亚)的房地产市场所导致，但是在2009年初让中国工业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

中共很清楚，必须让这些失业者重回工作岗位，不然就会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截止到2009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刊出一份详实的联合研究结果，据估算，中国因为危机而导致的总失业人数在三百万左右(美国是7百万)。而中共在那一年创造出了两千七百万左右的就业岗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表现，如果不是前所未有的话。(哈维的意思是，因为出口的影响，其实有三千万工人失去工作，但因为中国又创造出了两千七百万岗位，所以最后只有三百万工人失业。——译者注)

那么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在基础设施上发动了大规模的投资浪潮。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目的是，在东部沿海活跃的工业区与相对落后的内地之间建立交通网络，从而在空间上整合中国经济，同时加强南方和北方的工业和消费市场之间的关联，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其实是比较弱的。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大规模的强行城镇化，例如建造全新的城镇，同时扩建已有的城镇。

(高铁建设者，图片来源：网络)

这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并不新鲜。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将豪斯曼带到巴黎，让他重建城市，目的就是在经济崩溃和1848年的革命运动之后恢复就业。美国在1945年依样画瓢，将增长的生产力和剩余资金都用来建设所有主要城市的郊区和城区，同时通过建设洲际公路系统，将南部和西部在经济上整合起来。美国和法国所采取策略的目的就是为资本和劳动的剩余创造相对充分就业，从而确保社会稳定。2008年之后中国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但是水泥消耗的数据表明，他们在规模上有所变化。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先例的：罗布特·摩西(Robert Moses)(美国城市规划家，主要重新规划了纽约——译者注。)所规划的区域比豪斯曼男爵要大得多，后者只负责城区规划。2008年之后，中国GDP构成中起码有四分之一来自于房屋建造，如果加上全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公路，大坝和用水工程，新的机场和集装箱码头)，那大概会占到中国GDP的一半。我们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增长(直到最近都保持在10%左右)都来自于对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投资。这就是中国走出萧条的方式。我们现在明白为何中国会消耗如此多的水泥。

中国这些做法的连锁反应是引人注目的。中国在2008年之后消耗了全世界60%的铜，一多半的铁矿石和水泥。对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那些提供矿物、石油、农产品(木材，大豆，皮革，棉花等)的国家正在迅速摆脱2007-2008年的经济崩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且开始迅速增长(如澳大利亚，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向中国供应高端机械产品的德国经济也复苏了(但法国并没有)。解决危机方法的出现和危机出现的趋势一样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平衡发展在地理上的迅速转移。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2008年之后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对建成环境的投资，引领全球资本主义走出了灾难。

(集装箱，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人是如何做的呢?基本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使用了债务融资(debt-financed)的手法。中共中央命令银行不计风险地往外借钱。市政府以及地方和村政府都要尽最大能力进行开发，无论投资者和消费者买房子是为了居住还是投资，贷款条件一律放松。结果就是，中国债务的增长让人大吃一惊。自从2008年以来几乎翻倍。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经位居全世界前列。但与希腊不同的是，中国欠的都是人民币，而非美元或欧元。如果有必要的话，中国的央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偿还债务，并且能够随意印钱。中国人接受了里根(令人吃惊的)观点，那就是赤字和债务无关紧要。但是截止到2014年，大多数城市都破产了，一个影子银行系统成长起来了，来掩盖银行对不盈利项目的肆无忌惮的贷款行为，而房地产市场也成为投机性资本流动的赌场。房地产价值贬值的威胁以及在建成环境内过度积累的资本开始在2012年变得突出，并且于2015年达到顶峰。

简言之，中国遭遇了在建成环境内过度投资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是可以预见的(正如豪斯曼在1867年的巴黎和罗伯特·摩西在上世纪60年代末所遇到的问题，以及1975年的纽约财政危机)。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浪潮应该在中国的经济空间内，促进生产力并提高效率(如美国上世纪60年代建设洲际公路后所产生的效果)。将新增GDP的一半投进固定资本，结果却导致增长率下滑，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令人容易接受的结果。中国增长所产生的积极连锁效应就这样被逆转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商品价格下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尔、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也产生了混乱。

那么面对建成环境内的过度积累和急剧攀升的负债率，中国人如何处理过剩资本的问题呢?答案就像中国的水泥消耗数据一样令人吃惊。首先，中国计划建设一座能够容纳一亿三千万人口(这是英国和法国人口的总和)的城市(哈维的信息可能有误，他所指的可能是京津冀一体化计划。——译者注)。这个通过债务融资的项目以北京为中心，并且在跟肯塔基州差不多大的区域内通过(如马克思所说，“通过时间消灭空间”)高速交通和通讯网络进行整合，其目的在于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我们都想知道这会消耗多少水泥，但无论如何肯定是巨量的。

建设这种项目的，绝非中国一家。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类似的较小规模项目。海湾国家最近触目惊心的城市化也是一个明显案例。土耳其计划将伊斯坦布尔改造成可以容纳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现在是一千八百万左右)，并且在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北岸开启了大型的城市化项目。现在已经着手建设新的机场和大桥。与中国有所不同，土耳其不能通过借土耳其里拉来贷款，国际债券市场对其中的风险都很警惕。这个项目很可能半途而废。在全球范围内，建设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房地产价格和租金的上升几乎在每个大城市都随处可见。纽约市就是如此。西班牙也有一个，直到2008年经济崩溃。当崩溃到来时，人们才认识到半途而废的投资计划是多么的浪费和愚蠢。马德里南边的雷阿尔城建造了一座全新的机场，价值10亿欧元还不止。但是没有飞机着陆，这个机场项目彻底破产。2015年春天竞拍的时候，这个机场项目的最高竞价只有一万欧元。

但对中国人来说，对城市建设下双倍的赌注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放眼国外，来寻找途径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于是就有了重建在中世纪通过中亚连接中国与西欧的所谓“丝绸之路”的项目。 Charles Clover and Lucy Hornby在2015年10月12日的《金融时报》上写道，“打造古代贸易线路的现代版本，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具有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铁路网络会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内蒙和蒙古国以及中亚国家，一直贯通到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然而再通到整个欧洲和莫斯科。现在中国的商品通过这条路线只要四天就可以到达欧洲，之前通过海路却需要七天。丝绸之路带来的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在未来有望让中亚空旷的地区变成繁荣的大都市带。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Clover和Hornby要为中国的项目提供合理的解释，而他们也注意到了中国吸收巨大过剩资本和对水泥与钢铁这样的原材料的迫切需求。中国人在过去三十年先是吸收然后又创造出了不断增长的巨额剩余资本，现在他们迫切需要我所提出的“空间修复”来解决过剩资本的问题。

但是让中国人热衷的，远非这一项全球基建项目。2000年启动的南美区域基建一体化提议就是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旨在为12个南美国家的资本和商品流通建造运输基础设施。跨洲际的连接贯穿着10个增长极。其中最有野心的项目连接西海岸(秘鲁和厄瓜多尔)和(巴西的)东海岸。但拉美国家没有金融。这时中国进来了，因为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让巴西向自己开放贸易，这样就不需要在海路上绕路费时。2012年中国与秘鲁签订协议，开启了从安第斯到巴西的路线。中国人也乐意出资修建贯通尼加拉瓜的新运河，从而与巴拿马运河相竞争。在非洲，中国人兢兢业业(使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去整合东非的运输体系，并且有意建设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的跨洲际铁路。

(中国资本的海外扩张，图片来源：网络)

我列举这些事实，意在阐述世界地理经历过且正在经历的改造、再造、甚至是破坏，这些转变起到的作用就是迅速吸纳积累起来的剩余资本。可以对这些事实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有这个需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些进程在社会、政治和环境方面所产生的后果采取批判性的评估态度，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否能沿这条路走下去，抑或我们是否应该审视或者消灭资本与生俱来的无限积累的冲动。这是本书看似散乱的各个章节之间的共同主题。

世界地理环境的创造性破坏一直在进行，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能亲眼见到，能在媒体上读到，也能在每天的新闻上听到。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繁荣一段时期，然后就衰败了，其实很多城市都是如此。冰山融化然后森林萎缩。但是为了理解当下，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事实描述，而且也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事情发生”的方式和原因，这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点点的革命意识。例如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时，一般都会认为地理是固定不见的有形区域，经济力量就在这片区域上运转。有什么比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脉或阿尔卑斯山更为坚固的吗，有什么比大洲的形状和气候带更加稳定的吗?近年来，像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Time ，2005)和戴蒙德(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这样令人尊敬的分析家在他们的畅销书中都表明，作为恒定不变的自然环境的地理是我们的命运。萨克斯注意到，国家财富间的差异，与国家据赤道的距离和是否拥有通航水域相关。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着的畅销书《国家为何失败》反驳了这个观点。两位作者认为，地理和国家财富毫无关系。在文化和历史上构建出来的制度框架才是关键。一方会说，欧洲变得富裕，并且孕育市场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其雨量型、锯齿状的海岸线以及区域生物多样性，而中国被平滑的海岸线和水文状况所拖累，前者抑制了航海冒险，后者导致了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国家治理，而这和自由市场和个人拼搏原则是相违背的。另外一方会说，强调私有产权和国家与区域权力分散行使的制度创新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只是出于偶然，因为欧洲要对世界其他人口密度超高的地区(如印度和中国)进行攫取性的帝国主义控制，直到最近还在压制这些地方的经济，而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类型的殖民主义的开放性特质则激发出了自由市场的经济增长。人类历史很多时候是通过类似的主题而建构起来的：想想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汤因比认为环境的挑战和人类的应对就是历史转变的根源，或者最近非常热门的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其中认为环境决定一切。

(欧洲的海岸线，图片来源：网络)

我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观点与这些传统完全相反，倒不是简单的因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这些观点之所以是错的，不是因为支撑观点的细节存在问题(中国的海岸线是否平滑，欧洲的海岸线是否锯齿状，完全取决于地图的大小)，而是因为它们对地理要素的定义根本就说不通：哪个是地理的，哪个不是地理的，这取决于笛卡尔主义对自然和文化的人工分割，但问题是，在大地或大街上我们无法分辨，自然在何处终结，文化在何处开始。人为制造二元对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地理学表现的是文化与自然的统一，而非通常所认为那样的，是某种因果互动的产物。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与社会灾难。

正如中国最近的历史所表明，世界地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例如，时间上的转换和运输的成本永远在重构全球经济的相对空间。如果没有新的运输技术(尤其是铁路和轮船的出现)和军事统治的出现来改变全球经济的时空轴，就不可能有18世纪以来财富从东方向西方的转移。关键的不是绝对空间，而是相对空间。汉尼拔想要让他的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真是难如登天，但辛普朗隧道(位于瑞士伯尔尼至意大利米兰的铁路线上，在瑞士布里格和意大利伊塞尔间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铁路隧道。——译者注)让欧洲大多地区与意大利北部之间的商品流通的人的往来变得易如反掌。

在本论文集，我想就改造与再造我们地理的进程，及其对人类生活和地球环境所产生的后果提出可供理解的框架。我说的是“框架”，而非具体详尽的理论，是因为地理总是在变动，而地理之所以在变动，不仅是因为人类在创造有利于自己生产方式(如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环境时是积极的主体，而且也因为地球的生态系统在其他推动力的作用下会产生自发的转变。有些(绝非全部)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想想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臭氧空洞，恶化的空气和水源质量，海洋垃圾，下跌的鱼存量，物种灭绝等等。另外，新的病原体和病毒(艾滋，埃博拉，西尼罗病毒)层出不穷，过去的病原体要么被消灭(天花)，要么像疟疾那样，在人类的努力下变得更加顽固。我们所栖居的自然界不断在变，正如板块运动会喷出火山熔岩并产生地震和海啸一样，而太阳黑子会以多种方式对地球产生影响。

再生产我们的地理环境有很多途径，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一般认为，豪斯曼所设计的巴黎大道是一种军事设施，其目的是对传统上不安分的城市人口进行军事和社会上的控制，而当下土耳其建造大坝浪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淹没自治的库尔德运动的农业基地，来破坏他们的运动，另外交叉往返安纳托利亚，用一系列的护城河去遏制寻求库尔德独立的起义游击队运动。建造大道和大坝也会吸纳过剩的资本和劳动，这个事实看起来只是一个偶然结果。文化认知和风俗会不断以具体的方式吸纳到风景地形中，而风景地形本身则会成为昭示城市身份和社会与集体意义的所在(如巴黎的圣心大教堂或者勃朗峰这样的山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的山顶城镇和乡村与韩国光秃秃的山顶截然不同，后者被视为是神圣的不可触碰的。将这些诸多不同的特征融汇进单一的理论中是绝无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生产彻底不可理喻。这就是我要提出“框架”的目的，即去理解新的地理空间的形成，城市化的动态机制，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为何有些地方繁荣，有些地方衰落)，以及从大处来说对地球上的生命、从小处来说对社区、城镇、区域中的日常生活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若要提出这种框架，我们必须采纳以过程为中心的探索哲学，并且接受更为辩证的方法，在这种方法内，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如自然与文化)变成了历史和地理的创造性毁灭的一个中间流程。虽然这很难把握，但并非不可能去定位时间和进程，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预言，如何去探索危险的海域并进入到未知的大地。当然，不能保证这个框架就可以让我们安全无虞。只要看看当下中东各种关系和互动的复杂网络，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提出的认知地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抓手，来考察这些混乱局面如何发生，并且或许还会启发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困境中逃脱。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语。但是在当下的艰难岁月中，需要胆量和勇气，才能有所突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肯定会犯错。学习意味着拓展和深化我们头脑中的认知地图。我在过去四十年的工作、思考以及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所绘制的认知地图还不够完善。但它们可以为我们批判性地理解复杂的地理奠定基础，我们就生活和存在于这个地理。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下一个问题：我们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想生活在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都市中吗?到处浇灌水泥，从而让资本远离危机，这是明智之举吗?无论是从社会、环境、美学、人文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新城市的远景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在这种发展的大潮下，想要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或意义注定是要失败的，结果只会产生巨大的异化感。我无法想象，我们中会有很多人在个人层面上会期望、推进或者规划这个大潮，但很明显的是，有些未来学家为这些乌托邦远景煽风点火，有些严肃的记者也接受了这种远景，并且积极撰写报告，背后则是控制过剩资本的金融家，他们迫不及待得想要利用那些闲置资本，并且尽早实现那些远景。

我在上一本书即《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与终结》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从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去严肃考察全球变动中的地理，这是当务之急。如果维持和再生产资本要求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到处浇灌水泥——事实似乎的确如此，那么现在我们起码要质疑这种体系——如果说不是拒绝的话。不然当下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就得证明，资本的再生产可以采取不那么暴力、不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手段。我衷心期待读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