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原编者按：我国坚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的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也迫切需要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武器，提炼和总结丰富的改革发展实践，揭示其特点和规律，将其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摆在我国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重大任务。本文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有着普遍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任务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日益丰富、体系更加完善的需要。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确立自己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线索，并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

实际上，早在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红线，应当以此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分析社会产品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问题，有的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有的主张从社会产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商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劳动开始，有的主张从企业开始，有的主张从消费需要开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问题，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的主张是经济效益，有的主张是经济利益，有的主张是剩余劳动规律，有的主张是必要价值规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的主张是净产品，有的主张是奖金，有的主张是V+M，有的主张是自主劳动等等。[1]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到了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以下几种代表性体系：

一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比较流行，以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流行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和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也是按照这种体系组织起来的。[2]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尚未成形，因而，这一思路演绎的成份较多，未能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二是按照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人的地位3个层次来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以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这一思路比较早比较多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进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分析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在80年代中期，因而，这一思路同样没有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的3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本质层次包括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运行层次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比较流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按这种体系建立的。比如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柳欣、林木西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的。这一思路的优点是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引入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较好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缺点是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之间经常是脱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4]

四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等。这一思路的代表性成果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卫兴华、张宇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杨承训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编写的，其主要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缺点是体系不够完整，理论阐述不够深入。[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是比较公认的:

1、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

2、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3、理论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4、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5、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概括起来讲，这种深化和发展是从以下3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从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范畴，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7]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8]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宪法》有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自由王国”、“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来概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概括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意义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都与不能正确理解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关，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认识不够。改革开放前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性，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就把制度当作了目的，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保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如何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等问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理论上的薄弱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识不够。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着一种片面认识，这种认识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原则，甚至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和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蜕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道德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贯反对空谈公平与正义，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平等的王国，并把是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理想出发当作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9]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弄清的，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的认识主要是从所有权的归属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开这些关系、过程和行为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就国有经济来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所具有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制度优势。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对于以公有制的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的问题。比如，对于公有资产的现有的各种统计都是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前提，对于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公有资产，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价值，就很难加以统计。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描述，使用了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但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本质内含。

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施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早已被写入宪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措施的保障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就有可能落空。而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控主体，由其负责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督促基本经济制度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所有制结构调控体系。

四、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

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是改变计划经济中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注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关于收入分配的上述理论，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遇也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比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含义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还是指参与按劳分配的社会成员在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指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大小，或者其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以什么为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从一般的理解来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居主体地位，因此，与这种主体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自然在多种分配方式中也占主体地位。但是，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往往被忽略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然带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有机构成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公有资产占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公有制企业中从业的劳动者也在社会总劳动中占优势，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存在着市场垄断。他们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腐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少数行业高薪、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治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固然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但都不是根本性原因。分析贫富差距，绕不开所有制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会产生分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

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是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问题：

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复杂劳动的收入高于其它部门简单劳动的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与现实中存在的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

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调节，则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根本因素。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是：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构建能够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局面，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0]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因而“‘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1]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呢?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把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是无差别无条件的结合，而是对立统一，有机结合。一方面，以分工和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天然具有商品关系的属性，从这个方面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由社会按照社会的需要计划组织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直接社会性。商品性与非商品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公有制的内在属性，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看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过早地压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性，许多人往往只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而忽视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有意无意地削弱和淡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特殊的目标、价值和要求，从而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这些特殊的制度规定既不能脱离开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就会压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则会使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形成，但仍不成熟、不完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那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仍存在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城乡体制分割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局部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六、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深厚，科技和工业水平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探索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现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

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最后一个方面的维度，是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会被瓦解，深化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前者是制度基础，后者是实现途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更好结合，是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明确概括，“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讲，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经济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制度创建。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对国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应用)。

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障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政府的上述这些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方面。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十八届三中会会《决定》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受“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错误主张的误导。

七、关于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但是，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因此，如何把经济全球化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造福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应当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实施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了挑战。当今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他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导致它们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概括地说，依附性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关键性部门被外资控制;技术主要依靠购买外国专利或设备、自主的核心技术缺乏;被动融入国际分工、局限于低层次的产业;金融体系依附或受控于西方，资本积累的能力低下;政策缺乏自主性，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

与此相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则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在对外开放中切实保障维护国家的利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确定货币金融政策，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致力于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势将逐步趋向平衡，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正在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在此新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概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还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现的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是要排除一切阻碍资本扩张的障碍，使资本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保证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由此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基本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全球化而反对独立自主，崇尚市场效率而反对社会公平，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崇尚无条件开放而反对独立自主。显然，这样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属于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收入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也明显扩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工人合法权益;生产劣质假冒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一些干部大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腐败盛行，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制度上，落实在政策上，转化在行动上，具体来说：

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特别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贯彻到国家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九、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剧变发生之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快速的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难以成功。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停滞衰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这样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概括讲，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目标，避免了颠覆性错误，同时又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方法，保证了改革的有效推进。坚定的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相结合，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丰富多彩，魅力无穷，显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包括：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尊重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循序渐进，分步推进，广泛采取双轨制等中间形式，使新旧体制在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平稳过渡。

——总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易到难，依次推进。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坚持问题导向、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改革的目标和方法。

事物总是在发展，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体制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目标和任务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改革的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人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二是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分歧也会加大，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三是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双轨制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协同配合，统一规范。四是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逐步完成，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上升，这就需要更加注意保障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

上述变化，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质和前进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新形势下夺取改革的新胜利，仍然需要中国的智慧，重要的是：

第一，注重不同制度要素的衔接和融合，创造新的制度优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继承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在这里,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特别是在基本制度方面，前后之间是相互衔接和有机融合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和自上而下、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方法，而必须把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自主与开放、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改革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等不同的甚至看似对立的因素或范畴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形成综合优势，汇聚强大合力。

其次，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激进式改革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紧缩货币、放开市场，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企业，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结果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中国的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实现发展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群众的福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可以为新体制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生长空间，同时可以为旧体制的退出提供必要的补偿，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极其复杂深刻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探索试验、比较反复、成熟定型的历史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慎重论证，循序渐进，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获得真知，把握规律。在此过程中，科学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是不可或缺的。但也要看到，社会制度的变迁，特别是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于修路盖房子，必须遵循给定的图纸和流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合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包容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改革的目的在于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是极其复杂、多种多样、既相依存又促进又相互冲突的，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只有使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为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强调统一步调，服从大局，又要包容各方利益及其制度诉求，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避免整齐划一，搞一刀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和境界。

[1]参见张朝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载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和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卫兴华、张宇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承训编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