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如何“强起来”？有两种选择千万不能做

尽管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中国自近代以来就走上了力求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现代性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实现的过程。当今中国站到了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究竟如何“强起来”?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面对现代性的问题。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确认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相关研究，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溯源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只注重对现代性的批判？

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相关研究说成是“现代性批判理论”，这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马克思只注重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不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首要态度是赞颂，马克思对发端于欧洲近代的现代性首先是持肯定态度的，肯定其对人类文明的推进。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赞颂与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赞颂是相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对人类社会起着巨大解放作用的现代性的确立，是历史必然性的过程。正因为现代性的这种正面效应是必然的，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尽管现代性产生了如此大的消极影响，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仍应积极地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发展自身。

在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首要的态度是肯定这一点以后，必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肯定的是整体的现代性，而不是片面的现代性。与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历史视为一个不断总体化的过程相一致，马克思也认为现代性具有总体性特征。马克思所期望的现代性的实现应当是整体性的实现，即不仅仅是社会的某一领域实现现代性，而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现代性，社会在整体上贯穿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之所以加以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只是在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即经济的领域实现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视为“一元现代性”，即只是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那么马克思批评的正是这种“一元现代性”，马克思要求的是“多元现代性”，即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全面地赋予现代性的价值。

新中国的建立让我们“站起来”，此后中国走上了“富起来”的道路，特别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是走上了“富起来”的快车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富起来”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加以对照，不难看出，这种“富起来”主要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实现。与“富起来”相对应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走上“片面的现代性”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当今天中国站到“强起来”新的历史起点上时，就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现代性”，即必须实施“全面的现代性”。不全面地实施现代性，中国进一步走向“强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中国的“富起来”是与“片面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强起来”就应当与“全面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强起来”是“富起来”的升级版，与此相应，“全面的现代性”也是“片面的现代性”的升级版。“富起来”的中国往哪里去？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这“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如何从“片面现代性”走向“全面现代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的整体性的要求，中国必须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说“站起来”主要着眼于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层面，即着眼于为中国实施现代性创造政治基础，“富起来”主要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层面，即着眼于在经济领域首先实施现代性，那么，“强起来”则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整体概括，即着眼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全面地实施现代性。“片面的现代性”带给中国的只是“富强”这一现代性的元素，而实施“全面的现代性”，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元素的现代性。从“片面现代性”向“全面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其中根本的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提升。

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出现哪些负面效应

马克思对现代性持辩证的态度，在肯定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又对现代性的负面作用持批判态度。正是在辩证的思维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揭示了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在他看来，对现代性的进步的肯定与对现代性异化本质的批判是由现代性本身的辩证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性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对立、冲突、分离、悖论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他还指出，由于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受制于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现代的解放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抽象解放，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政治解放的现代解放使人们过着分裂的双重生活。马克思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洞见了现代性矛盾的经济学基础，并把这一基础看成是现代性的基本框架。这样，马克思一方面颂扬了现代社会巨大的经济成就和文化成就，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揭示了异化的现代性境遇，揭示了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与矛盾。马克思强调，现代的危机与动荡，正是产生于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产生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揭示，而不是出于“应然”立场的道德评判，将批判奠定在坚实的存在论分析基础之上。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马克思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

实际上，中国在利用资本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由资本、现代性本性所决定的那些负面效应在中国也日益显露。在致力于“富起来”的日子里，这些负面效应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可能时常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当中国人民在“富起来”的基础上走向“强起来”之时，这些负面效应就变得那么显眼，就成了必须正视的问题。人们的目标是个系统，不是单一的，由各种目标组合在一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突出某一目标而忽视其它目标，从而往往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而不惜采取一些损害其它目标的手段。为了“富起来”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对利用资本可能带来的有损于其它目标的实现这一点，暂时不加以过多考虑。现在在我们的目标系统中，“强起来”成了主要目标，那么对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但不能忽视，而应着重关注加以切实克服，否则就无从谈及“强起来”。

面对这些负面效应，我们千万不能做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崖勒马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选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是无奈之举。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却已把中国拖垮了。

中国人民为了“强起来”，必须做出第三种选择，这就是：正视、克服它们。

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超越现代性

对马克思来说，谈及现代，都必须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理解，现代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本身具有的历史性，决定了“现代”在人类历史演变中的位置和历史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也具有历史性，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失。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被一种新的社会、新的文明所取代这是必然的。所谓现代性，是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的内在规定及其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历史性又是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相一致的。马克思把“流动性”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强调现代性的流动性、历史性，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引人们超越它。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一是实现它，二是批判它，三是超越它。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批判现代性是为了超越现代性，而且实现现代性也是为了超越现代性。

如果说我们在致力于“富起来”之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如何利用资本，那么，在致力于“强起来”之时就应当较多地关注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中国真正“强起来”必然不是完全建立在实现现代性、利用资本上，而是必然与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联系在一起。按照“强起来”的内涵，其基本要求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如果仅仅停留于现代性上，是无法跨入“强起来”的境地的。立志使中国“强起来”的中国人民，必须思考如何从现代性中超拔出来。只有当超越现代性全面展开之际，中国才真正称得上“强起来”了。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富起来”的当下中国，完全有条件超越现代性，进行新的现代性建构。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对实现现代性的探索，本来就具有“另类现代性”的特性。中国人民本来就是一方面抱有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心理依赖和无意识选择;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现代性持有强烈的警惕。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曾被人描述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具有超越现代性，追求“另类现代性”的“文化基因”。

其次，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然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决定了中国对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及其内在弊端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拒绝姿态，决定了中国存在着对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超越。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和推进过程，我们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实现现代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超越现代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规划。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正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现代性不一样的“新现代性”，这是用另一种表述来说明中国正在超越现代性。中共十九大明确地提出中国进入了致力于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与此相应，十九大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方针也包含着超越现代性的因素。

比如，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显然是超现代性的，突破了现代性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已接近于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

再比如，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其中许多内容，都是超现代性的。此外，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对旧的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突围与超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这种判断和要求决不是局限于现代性的思维所能提出来的;表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决心，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这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和以天下为怀的胸襟，决不是属于崇尚个人本位的现代性世界观。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