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

缘起

从二战后经济发展来看，后发国家能够突破自身限制、迎头赶上，在较短时间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集中在东亚地区。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自此引发了对东亚模式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和讨论。东亚地区，除日本是在战前就开始工业化之外，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乃至中国大陆，都是在战后才开始实施工业化。尽管历经多次经济危机，日韩新台等东亚经济体，始终位处发达国家或地区之列，在科技创新方面仍然领先全球诸多国家。欧美日韩学研界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和讨论从未中断，直到最近几年，仍有相当重要的专着产出。

中国虽从经济总量和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已领先东亚诸国，但从经济质量和人均经济指标来看，仍与日本有相当差距，与韩国也仍有差距，在关键技术和科技创新方面，尤其是前沿科技创新所必需的基础性研发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种差距要超过大多数国民想象。尽管如此，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的进步其实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尤其考虑到庞大市场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互联网时代专业知识分享的全球化。真正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是仍然缺乏对全球情势能够进行长期深入研判的社科类学研力量，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资金和物力投入并不稀少，中国社科领域学研人员的待遇甚至超过相当多数发达国家。决定未来的最终不在于有多少技术力量，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过往、当下和未来。

选择以韩国为题，在于韩国具有东亚模式的共同特点，并且，韩国比日本起步更晚，无论是资源还是安全等方面的条件，都要比日本更差。但韩国从一穷二白，到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政策，再到汽车、船舶、半导体、新材料及其他高新技术发展，相关产业已处于全球中高阶段。同时，东亚诸国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内在联系，中国既是日韩的目标市场，也是日韩产业转移的目标国。从相关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日、韩、中分别处于高端、中端和中低端三个阶段，战后东亚的产业转移，也有从日本到韩国再到中国的现象。中国的发展，对韩国的影响更为直接。早在2012年，韩国《朝鲜日报》即清晰的提出，“韩国的危险在于处于一个‘夹心’位置，高端技术比不过日本，在中低端的制造组装方面又被中国赶超，由于产业转移，韩国国内制造业出现‘空洞化’”。很显然，韩国的危机意识比中国更强。

从更宏观历史视角看，东亚的现代化是东西方两种古老文明融合的典范。借用Carroll Quigley的文明进化史观来看，日本、韩国乃至新加坡，作为律令制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后，开始与西方工业文明主动融合，但保留了诸多自身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东亚模式的文明基础，通常的经济分析一般不会触及这个层面。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将日本和韩国看作是东方律令制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融合的“先例”。正如Quigley所言，一个文明的核心地带，在遭受另一种文明冲击后，并不会像这一文明的边缘地带那样可以及时转向，核心地带的转向往往更慢，因为存在大量既得利益因素，同时存在过往强盛的心理抵制因素。因此，中国的转向从近代开始，直到今天仍在进行。文明融合的过程，也是原生文明再生与成长的过程。我们仍然身处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之中。对日韩和整个东亚的研究与思考仍然非常必要，天朝上国的心态仍须摒弃。

写作本文，是自我认知提升的一个过程。最近一个多月，我集中收集和阅读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系统研究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近着作，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nn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Dwight H. Perkins教授、哥伦比亚商学院Huge Patrick教授以及韩国高丽大学朴英哲教授近年的专着，上述学者在东亚经济和社会研究乃至政策制订方面均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二是韩国总统和财阀的传记或评传，及对部分财阀企业研究的专着。

三是从普通韩国人视角反应韩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新近着作。

上述材料涉及专着16本、论文十余篇。

此外，我自己整理了韩国六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韩华、乐天）的发展历史，制作了大量图表（包括六大财阀的财务数据和股权结构），在国内尚属首次，在文中将逐一展示。

其他资料来源还包括：韩国统计局的相关数据，Fortune 500、Trading Economics、IHS Markit、DRAMeXchange、JATO、Eworldship的研究分析和统计数据。

本文所引用的各项数据及观点均在文中注明，参考资料来源附于全文末。

需要提及的是，“财阀”（Chaebol）一词，在中文里意含贬义，在国外研究资料中，Chaebol一词反应的是具有权势的巨富家族。现实情况是，Chaebol对整个韩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确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几个主题：韩国经济现状，韩国财阀经济的形成历史及其原因，韩式财阀政商关系的形成及其影响，韩国财阀的继承问题，以及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前两部分为大量史实和数据的整理与陈述，我的个人观点与评述将放在第三部分。

（一）

一、韩国经济现状

韩国国土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人口5,144万（2016）。以地区生产总值（GMP）计，首尔是全球第四大都市圈（8,459亿美元（2014）），仅次于日本关东都市圈、美国纽约都市圈和洛杉矶都市圈。首尔都市圈人口2,56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49.76%。

与普通国人观感不同，韩国今天仍是具有相当实力的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韩国2017年GDP总计1.53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12位；人均GDP（PPP）为39,387美元，是中国的将近3倍，位列全球第30位；制造业工资水平为4,092.4美元/月，是中国的将近5倍。

韩国共有15家企业位列Fortune 500（2017），包括：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15）、三星生命保险（413）和三星物产（447）；现代三大集团旗下的现代汽车（78）、起亚汽车（209）、现代重工（313）和现代摩比斯（323）；LG集团旗下的LG电子（201）和LG Display（479），还有从LG集团分立出来的GS加德士（486）；以及SK控股（95）、韩国电力（177）、浦项制铁（208）、韩华（246）和乐天百货（431）。中日韩三国都市圈及Fortune 500分布信息如下：

从超大型企业财务情况来看，韩国六大财阀2017年度总营收约为9,420.12亿美元（其中三星集团3,253.62亿美元、现代三大集团2,580.71亿美元、SK集团1,195.62亿美元、LG集团1,419.81亿美元、韩华集团554.67亿美元、乐天集团415.69亿美元，此项数据来源见下文各财阀财务数据统计表）。六大财阀年营收占韩国年度GDP超过60%，其中仅三星集团年营收就占韩国GDP超过20%。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集中度存在双高情况，一是首尔都市圈GMP占韩国GDP 60%，二是六大财阀营收超过GDP 60%。这种经济集中度是韩国过往发展的反应，也反应了韩国经济方面的问题，后文将详述。

产业发展方面，在半导体、显示面板、新材料、手机、汽车、船舶及相关零部件行业领域，韩国仍然位居全球前列。以2017年数据为例：

1、半导体领域

具有从材料、设计、制造到封测的整体能力。在尖端研发方面，三星电子与台积电、Intel等形成激烈竞争，居于行业领先地位。三星电子10nm级产品已经量产，用于高通骁龙和三星Exynos芯片，7nm级产品2018年也将量产。从半导体产品来看，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全球DRAM市场稳据70%以上份额，在NAND FLASH市场则稳据50%以上份额。由于下游产品市场占比非常高，使得韩国上游半导体材料公司也具有全球竞争实力，这些企业包括SKC、SK材料、KEC等数十家。

2、显示面板领域

9英寸以下的小尺寸面板中，三星电子和LG Display占据全球40%以上市场份额；在大尺寸面板领域，三星电子与LG Display占据全球25%以上市场份额。随着中国企业产能的扩大，韩国企业市场占比将会进一步下降。但就LCD显示面板的上游材料行业来看，在彩色滤光片、偏光片方面，三星SDI和LG Display基本实现自制，液晶材料和基板玻璃则由美国和日本企业垄断。在OLED显示面板领域，三星和LG是全球主要生产商，中国企业在未来也将扩大产能，但从上游材料行业来看，韩国的三星SDI、LG化学、斗山、SKC和欧美日相关企业（陶氏化学、UDC、日本德山及出光兴产等）占据了几乎全部市场。

3、手机领域

韩国手机在亚洲面临中国手机厂商的激烈竞争，就全球市场而言，三星2017年出货量占比为21%，位列所有手机厂商首位；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出货量占比分别为33%和24%，分列第一、二位。由于韩国企业在手机零部件（芯片、显示面板）领域的领先地位，整机利润率较中国企业更高很多。当然，众所周知，全球手机行业超过80%的利润都还属于Apple。

4、汽车领域

韩国主要有现代和双龙两大综合性汽车集团，以及韩泰等大型汽配企业。现代汽车集团具有汽车整车、零部件的完整研发和制造能力，在全球汽车市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以2017年营收计，现代汽车集团下属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和现代摩比斯三家公司，分别位列Fortune 500（2017）第78、209和323位，如将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两家整车企业作为整体看待，则在Fortune 500将位列第32位，排在丰田、大众、戴姆勒、通用汽车、福特和本田之后；如果再加上汽车零部件企业现代摩比斯，在车企中排名将仅次于丰田和大众。

以2017年销量计，根据JATO统计数据，现代和起亚销量分别为395.11万辆和251.13万辆，分列全球车企销量的第6、10位，如将上述两家公司作为整体看待，则将位列第3，仅次于丰田和大众。但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销量分别比2016年下降了9%和10%，面临相当压力。

从汽车零部件领域来看，现代汽车集团仍具相当实力。根据Automotive News，现代汽车集团旗下现代摩比斯、现代威亚、现代Powertech和现代DYMOS，分列2017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以营收计）第7、34、48和56位，若以整体看待，将位列第2，仅次于罗伯特·博世。此外，韩华集团旗下韩华高新材料在汽车轻量化材料方面也位于领先地位，GMT、LWRT全球市场份额第一，EPP全球市场份额第3。

5、船舶领域

造船产业正在从中日韩三国竞争逐渐走向中韩两国竞争。韩国主要造船企业包括三星重工、现代重工和大宇造船海洋，在高端造船尤其是LNG船领域，韩国占据优势。尽管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造船行业处于低谷，但2018年一季度全球成交的18艘LNG船，订单全部由韩国船企获得。

此外，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是，三星、现代、SK等公司，从1970年代开始，就已大规模进入能源输出国市场，参与了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伊拉克、土耳其、卡塔尔、伊朗、利比亚、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挪威、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众多国家大量的大型能源设施建设（包括炼油工厂、石化工厂、天然气工厂、发电站、油料码头、LNG码头、海上石油平台等）。海外建设领域，包括曾经和目前全球的最高建筑，台北101大厦和迪拜哈利法塔，均由三星建设负责建造。造船、航运与海外建设行业协同，共同构成了韩国的全球能源保障网。

从民众生活水平来看，韩国平均收入为3,544.24美元/月。但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大多数民众无法再获得长期雇佣类工作，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和生活成本的提升，大量老年人也需要继续工作才能维持生计。韩国普通民众在住房、教育支出方面也面临诸多问题，后文将逐一涉及。

二、韩国财阀基本情况

从前述经济数据看，韩国的经济运转系以财阀为主导。韩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日本除有财阀之外，还有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而韩国在财阀之外，中小企业大多数处于服务业领域，这是韩国经济一直以来的问题所在。在详述韩国财阀经济模式形成历史之前，我们应先对韩国财阀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关于财阀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将在后文详述。下列图表资料的整理，在国内尚属首次。

1、三星集团

李秉喆（1910-1987）于1938年在韩国大邱市创建了三星商会株式会社（Samsung Sanghoe），从事食品贸易。1947年李秉喆将办公地点迁至汉城，并与晓星集团创始人赵洪济合资创建了三星贸易公司。赵洪济与李秉喆因经营理念不同，后将公司分立，分别形成三星、晓星、韩泰轮胎和其他一些企业。1987年李秉喆去世后，第三子李健熙执掌三星集团。2014年李健熙因心脏病入院，未再公开露面。2018年4月30日，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Fair Trade Commission，FTC）认定李健熙因为丧失沟通能力，对三星集团下属公司无法有效控制，在5月1日决定将李健熙独子、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列为三星集团负责人。

（1）三星集团的财务情况

（2）三星集团的股权结构

李健熙家族透过十分复杂的交叉持股控制三星集团。三星集团前结构调整本部法务组组长（类似于三星集团总法律顾问）金勇澈于2007年爆出三星大量内幕，后出版《三星内幕》一书，掀起轩然大波，其中对于李氏家族透过交叉持股规避遗产税等安排有十分详细的叙述。韩国财阀代际传承及政商关系等问题将在后文详述。

2、现代集团

郑周永（1915-2001）于1938年在汉城创办了京一商社，1940年成立阿道服务（A-do Service）汽车修理厂，1947年创办现代土建（Hyundai Togun）。1950年郑周永将汽修与土建公司合并，更名为现代建设（Hyundai Constructions）。1996年，郑周永宣布次子郑梦九任现代集团会长，副会长由五子郑梦宪担任。1997年郑周永提名郑梦宪担任现代集团联合会长。1999年郑周永宣布引退，要求郑梦九一同隐退，遭到拒绝。1998年郑梦九领导的现代汽车集团脱离现代集团，2001年郑周永第六子郑梦准领导的现代重工集团脱离现代集团。自此，现代集团分为三家。同年，郑周永去世。因涉及金刚山开发事件，郑梦宪于2003年跳楼自杀，其妻玄贞恩继任现代集团会长。

（1）现代三集团的财务情况

（2）现代汽车集团的股权结构

（3）现代重工集团的股权结构

由于现代汽车集团和现代重工集团的独立，玄贞恩领导的现代集团目前仅存现代电梯、现代峨山、悦榕庄等少数企业。

3、SK集团

崔钟建（1929-1973）于1953年从韩国政府手中购买了在朝鲜战争中被夷为平地的“鲜京织物株式会社”用地，予以重建。1973年崔钟建去世，其弟崔钟贤继任鲜京集团会长。1998年鲜京集团以英文名（Sun-Kyung）首字母更名为SK集团，同年崔钟贤去世，崔钟建的长子崔泰源继任会长。

（1）SK集团的财务情况

（2）SK集团的股权结构

4、LG集团

具仁会（1907-1969）于1947年创办乐喜化学株式会社，1958年创办金星株式会社。1969年具仁会去世，1970年具滋暻接任第二任会长。1983年公司更名为乐喜金星，1995年更名为LG，同年具本茂接任第三任会长，具滋暻任名誉会长。2018年5月20日具本茂去世，养子具光谟拟接任会长。具光谟为具本茂之弟具本绫的儿子，因具本茂丧子，具光谟被过继给具本茂。

（1）LG集团的财务情况

（2）LG集团的股权结构

5、韩华集团

金钟喜（1922-1981）于1937年成立“朝鲜机修厂”（Chosun Machinery Shop），1953年收购了朝鲜火药共贩股份公司，成立韩国火药。1981年金钟喜去世后，金昇渊接任会长。1992年韩国火药集团更名为韩华集团。

（1）韩华集团的财务情况

（2）韩华集团的股权结构

6、乐天集团

辛格浩（1922-）于1948年在日本成立日本制果公司。在日期间，辛格浩与二战甲级战犯重光葵的外甥女重光初子结婚，获得日本政商资源。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1967年辛格浩在韩国投资成立乐天制果，乐天开始在日本和韩国分头发展。乐天集团现任会长为辛格浩次子辛东彬。

（1）乐天集团的财务情况

（2）乐天集团的股权结构

从以上财阀现状可以看到，韩国六大财阀在产业领域覆盖了石油、化工、燃气、制铁、建设、船舶、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半导体、物流、金融、医药、时尚产品等各领域，年度营收占韩国GDP超过60%，可谓掌握了整个韩国经济的命脉，对全球经济和相关产业有巨大影响力。任何一家财阀的关键产品如果出现供应波动，都足以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

（二）

韩国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财阀，三星、现代、SK、LG、韩华和乐天六大财阀2017年营收占韩国GDP超过60%，产业覆盖石油、化工、燃气、制铁、建设、船舶、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半导体、物流、金融、医药、时尚产品等各领域，控制了韩国经济命脉，并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这种以财阀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韩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又是什么，这是本节主要探讨的内容。

一、不同执政时期韩国财阀情况

1、李承晚、尹潽善执政期（1948-196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独立，以三八线为界开始南北对峙。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李承晚任首任总统。

在韩国成立之前，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和韩华创始人金钟喜的经营事业已开展十年，LG创始人具仁会于1947年创办了乐喜化学，乐天创始人辛格浩于1948年在日本创办了日本制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历时三年，1953年7月27日南北签署停战协议。朝鲜战争对各财阀创始人的经营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秉喆、郑周永和具仁会都离开汉城前往釜山。李秉喆在1951年创办了三星物产（Samsung Mulsan），1953年又在釜山创办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第一制糖是韩国首家制造业企业。郑周永从1950年开始在釜山经营物资运输，停战后，基于建设方面的经验，大量承接驻韩美军工程和战后重建工程，完成了洛东江高灵桥修复及汉江第一大桥重建等工作。具仁会在1953年创办了乐喜工业，主要生产合成树脂、塑料、牙膏等日用品，又在1958年创办金星公司，以生产收音机、电扇、电话等电器为主业。金钟喜在1952年收购了朝鲜火药共贩股份公司，成立了韩国火药，使韩国在1958年成为亚洲第二个拥有自主生产工业火药技术的国家。崔钟建则在水源接收了自己曾经任职的鲜京纺织，从事纺织、化纤工业。

在起步阶段，六家财阀创始人的经营事业与战后经济恢复紧密相关，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承晚自1948年至1960年担任韩国前三届总统，执政期间主要采取两项经济政策：一是维持韩元兑美元的高汇率，因当时韩国主要依靠美国援助，高汇率可使美元援助效用最大化；二是禁止与日本贸易，反应了韩国民众对日本殖民历史的反抗心理。在这一时期，韩国几乎没有出口，工业方面主要是为驻韩美军提供建设服务，以及进行战后恢复性建设。在1961年，整个韩国的工业增加值只有4.14亿美元。（Perkins，2013）

经济凋敝伴随着政治腐败，在1960年选举中，由于李承晚的舞弊行为引发民众反抗，暴发四一九运动，导致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夏威夷，1965年客死美国。1960年，曾任汉城市长、商工部长官的尹潽善当选第四届总统。但尹潽善领导的民主党新派与民主党旧派围绕总理提名开展激烈竞争，张勉仅以一票优势当选总理。

2、朴正熙执政期（1963-1979）及第一次经济危机

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率众发动兵变，组建革命内阁，1963年当选总统。朴正熙执政长达十八年，这个时期是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型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所谓“汉江奇迹”的开创期。在1961年，韩国整体经济实力与朝鲜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因此，全力发展经济，是韩国当时急需。自新罗统一后，朝鲜半岛就有文人治国的传统，历经100年左右的高丽武臣统治期是唯一例外。尽管民众支持，但朴正熙兵变带来的冲击，还是令韩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难以接受（赵甲济，2013）。1961年6月5日，美国总统直属的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提交了关于韩国兵变问题的综合报告书，该报告分析，“516兵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少数军人制订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加上张勉政府未能得到国民对其解决国家问题能力的信任”，并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尽力支援和指导，使这股力量转向社会改革”，进而提出今后应主要靠经济手段对韩国政府施加影响。（赵甲济，2013）这份报告直接影响了美国此后对韩国的政策走向。

朴正熙组建的革命内阁，平均年龄比张勉内阁年轻二十岁。当时，韩国军官约6万人，其中10%有赴美留学经验（赵甲济，2013），比原政府官员视野更广、能力更强。朴正熙的施政目标，在于通过去除政治积弊，集中发展经济。从1962年起，韩国开始实施经济政策“五年计划”，直到1998年金大中就任总统后不再制订。

在整个朴正熙执政期，主要有两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即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与之配套的，是直接导致韩国财阀产生的一项重要制度——综合商社制度。

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原因在于，韩国经济疲弱、国内市场狭小，李承晚政府严重依赖美元援助，如美国撤回驻军，则韩国经济难免崩溃。要实现经济独立，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但由于朝鲜半岛矿产资源集中在北部，而土地改革后，传统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已只能满足于国内消费，因此制造业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领域。但韩国缺乏发展制造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寄希望于由私人企业自行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为了发展制造业，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继续从张勉政府就已开始的韩元贬值，1955年1美元兑55韩元，到1964年已贬值到1美元兑255韩元（朴昌根，2012），在整个1960-1980年代韩元一直处于低估状态（但直到1986年韩国才实现贸易顺差，因为韩国企业需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进而取得国际市场份额）；二是进行产业保护，限制外商直接投资；三是进行利率改革，通过提高实际利率使银行储蓄增加；四是对特定行业实施直接补贴（包括出口补贴、铁路运费折扣、电费折扣等）；五是每月召开例会，由朴正熙、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检讨出口政策成效，在例会上，朴正熙会根据企业家的反馈，直接下令去除政策障碍；六是建立韩国科技研究院，吸引海外韩裔专家回国效力。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行业都受惠于韩元贬值，相当多数也受惠于直接的出口补贴。（Perkins，2013）

在此期间，韩国大企业都开始布局出口。三星建立了纽约办公室，向尼日利亚出口缝纫制品，向埃塞俄比亚出口军用织物；现代完成了泰国帕塔尼纳拉西瓦高速（Patani Naratiwat Highway）、关岛住宅区和越南一个港口的建设；鲜京织物收购了海外通商；乐喜在内罗毕、东京、纽约、新德里、汉堡和法兰克福先后成立了分支机构；韩华则成立了太平洋贸易公司。此外，受益于1965年韩日官方关系正常化，乐天在1967年进入韩国市场，创建了乐天制果和乐天铝业。同时，制造业也继续发展，现代汽车于1967年成立，1968年首款车型Cortina下线（与福特合作），由蔚山工厂量产；金星还生产出韩国首台冰箱、黑白电视、空调、电梯和洗衣机。

由于高利率政策，在1965年前后，即便是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出口商也需要支付高达20%的银行贷款利率，而此时外国贷款利率仅为12%，且外债实际由韩国央行（之后为韩国外汇银行）提供实质担保。同时，由于限制FDI，韩国企业的国外融资主要采取了银行贷款和供应商信贷的形式。外债和出口金额比率从1965年的6%上升到了1970年的30%。但随着韩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全球经济放缓，到1969年已有约30家韩国公司无力偿还外债。这是韩国第一次经济危机。韩国政府不得不与IMF协商制定了经济调整计划，包括在1971年将韩元贬值18%、废止大多数出口补贴及进一步放开利率管制等。由于推迟了国内债务的付息时间，减少了国内债权人的利息，使外债偿付得以维持。（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

此时适逢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于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宣布了新的美国策略，对盟国将仅提供核武器保护伞、物资和空中支援，不再提供地面部队支援，也即所谓“尼克松主义”。（Perkins，2013）朴正熙政府由此决心实现韩国的重工业自主，进入1970年代后，推出了重化工业驱动政策。1973年1月，朴正熙发表了“重化工业化宣言”，宣布韩国以在1980年代初达到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为目标，将加快发展石化、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化工业。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金融上扩大间接融资渠道，设立国民投资基金；税收上将列入重要产业的相关企业实施直接的所得税减免、扣减，对相关设施和原料进口设置减免关税优惠；在工厂用地和人力政策方面予以倾斜。（朴昌根，2012）

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朴氏政府相当积极主动。当朴氏政府认定要发展某一产业时，会主动找来相关企业，要求执行，并给予特殊优惠。例如，朴正熙曾建议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承接建造现代化造船厂的任务，以使韩国能自行建造巨型油轮，用于运输石油，满足韩国重化工业的能源需求。郑周永在完成对挪威、日本等先进造船工业国的考察后，认为任务过于艰巨。此时朴正熙委婉的表示，“好吧，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简单的事，我会表示理解”，这意味着现代集团将失去政府的支持。郑周永最终接受了建造任务，首艘油轮于次年下水。但此时OPEC油价处于高位，正值油轮行业的低谷，没人愿意购买韩国建造的油轮。于是朴正熙令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对使用韩制油轮向韩国运输石油者，给予特殊优惠，而韩国在施行重化工业政策后，已成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这就使现代集团主动买下了自己建造的油轮，并开始航运业务，韩国由此开始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造船业国家。（Perkins，2013）

韩国能源匮乏，石油几乎100%依赖进口。在此条件下发展重化工业，难度巨大。在“重化工业化宣言”发表9个月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10月17日，OPEC要求以色列从阿拉伯占领区撤退，决议每月减产5%，阿布扎比和沙特相继宣布中断对美国供油。11月4日，OPEC宣布减产25%。韩国因与美国的关系，被OPEC列入非友好国家名单。到1974年1月1日，石油价格同比上涨4倍。1974年，朴正熙政府决定让韩国企业进入中东建设市场，通过赚取石油美元来解决能源问题。在银行担保、减免50%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导向下，韩国企业开始有组织的进入中东建设市场，从1973年开始，到1978年共获得146.8亿美元建设订单，接下来三年又获得了266亿美元建设订单。在1978年顶峰时期，韩国建设企业在中东员工人数达到14.2万。但由于集中进入中东市场，1970年代末，已有58家韩国企业在中东建设市场展开恶性竞争，1980年代开始，韩国企业海外建设经营状况开始恶化。（赵甲济，2013）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韩国企业经历出口危机。1974年10月，三星和大宇提出参照日本建立综合商社，并向韩国商工部提交韩国综合商社育成方案。1975年4月30日，韩国政府正式颁布关于综合商社的规定，其最低资格标准为：（1）自有资本总额不少于10亿韩元（约250万美元）；（2）年度出口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3）出口产品7项以上，每种产品出口规模50万美元以上；（4）产品的出口对象国要在10个以上，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额不低于100万美元；（5）需有10个以上海外分支机构等（吴勇红，1997）。1975年5月19日，三星物产登记为第1号综合商社，5月27日，大宇、双龙登记。其后晓星物产、半岛商事、鲜京、三和、锦湖实业、现代综合商事和栗山实业均逐一登记。

韩国政府给予综合商社在进出口贷款方面高度优惠，而在出口导向政策下韩国企业本来就高度依赖国外市场，有资格登记成为综合商社的又只可能是少数大型企业，因此直接导致大量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被少数综合商社所并购。1970-1975年，现代、大宇和双龙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5%和34%（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韩国大型企业由此演变为跨界财阀。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营收的GDP占比已达48.1%（梅昌娅，2017）。

在1970年代，韩国的产业发展主要有三个突出表现：一是开始集中发展重化工业；二是开始进入中东建设市场，同步开拓海外能源；三是为了运输建设材料和能源产品，开始大力发展造船业和航运业。以上三点具有非常强的内在逻辑。除此之外，1969年韩国商工部提出了电子工业培养方案，标志着韩国电子行业的起步。甚至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当时也报考了电子工程专业。而综合商社制度的施行，直接导致大量中小企业被财阀并购，财阀兴起，经济资源趋于集中。此时期各财阀的发展情况如下：

韩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战后经济疲敝，既与北方对峙，又高度依赖随时可能减少的美国援助。在强烈危机感之下，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朴正熙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推行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使韩国走上了一条与其自身资源秉赋十分不匹配的经济发展道路，对韩国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朴氏政府的经济政策需要企业家去执行，为了得到企业家的支持，政策本身就内涵了经济驱动因素。由于资本匮乏，通过金融压制和高利率将资源集中于生产企业，创造出高负债率的财阀。这一时期的韩国企业家，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进取心和创业精神。可以说，当时韩国的执政利益与财阀利益以及普通国民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

朴氏政策促使韩国重化工业及造船、航运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壮大，另方面在石油危机中挺进中东等地能源输出国市场，保障了韩国能源安全，也使韩国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化，这些政策为韩国国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韩国GDP从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跃升至1979年的第49位。根据1978年一份韩国报刊的调查，在政府机构、银行和企业任职十年以上的韩国白领家庭，100%拥有电视、96%拥有冰箱、64%拥有洗衣机、42.7%拥有钢琴、2.7%拥有小轿车（Myungji Yang，2018），而在此十七年之前，韩国要比朝鲜还贫弱得多。

但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资源向少数财阀高度集中，财阀在扩张中承受的高额外债，最终还是由韩国政府予以隐性担保。1967-1978年韩国的年平均通胀率高达14.2%（Perkins，2013）。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韩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开始难以摆脱对少数财阀的依赖。

1979年7月6日，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身亡。如果阅读更多资料，可以得知朴氏执政后期韩国政治局势紧张。朴氏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汉江奇迹”，多年之后仍然能够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这种记忆甚至影响后人，成为朴槿惠独特的政治资源。但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军人，没有足够时间和环境去完善法治，导致韩国政府内部与财阀之间关系复杂，利益交换严重。此后韩国执政更迭的焦点问题以此为滥觞，影响至今。

3、全斗焕、卢泰愚执政期（1980-1988、1988-1993）及第二次经济危机

朴正熙被刺身亡后，崔圭夏短期就任总统。1979年12月12日，韩军保安司令、陆军中将全斗焕发动兵变，掌握军权。全氏动用兵权就任总统，逮捕金泳三、金大中等人士，遭到韩国民众反对，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变爆发。全氏执政伊始，韩国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

韩国第二次经济危机与1970年代的重化工业政策密切相关。韩国财阀在资本密集、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时期，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FDI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1980年代，韩国间接融资比例高达79%（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这导致韩国制造业的债务权益比（也就是杠杆率）激增，从1974年的300%持续上升到1980年的近400%。1979年韩国外债占GDP比例上升至33%。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外国债权人担忧韩国国际收支情况，开始缩短贷款期限，短期贷款到1980年上升到15%。1980年因美国经济衰退引发全球衰退，以国际市场为依赖的韩国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韩国政府被迫再次与IMF达成协议，实施韩元贬值和财政紧缩政策。为了摆脱困境，全斗焕政府还强势削减劳动力成本，以在维持高额投资的同时降低经常账户赤字和减少外债。（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消费物价指数从1970年代的16.2%下降到1982-1987年间的年均3.5%，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成功。全氏政府减少对财阀补贴的尝试遭受失败，因为在重化工业政策期间，政府已对财阀许以承诺，在遭受困难时将施以援手。（Perkins，2013）

1988年，迫于国内压力，全斗焕宣布不再参加竞选，其助手卢泰愚当选总统。1990年，卢泰愚启用金钟仁担任总统经济首席，着手处理财阀膨胀问题。1990年5月8日，卢氏政府发表针对十大财阀的对策，引发反弹。1991年现代集团抵制补缴税款，遭受舆论压力。1992年1月8日，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媒体通告，自朴正熙时代开始，每年须向当局缴纳数十亿韩元政治资金，举国哗然。两天后，郑周永宣布成立韩国国民党、参加韩国大选。郑氏建党遭到舆论“金权政治”、“财阀政党”的质疑。在1992年3月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31席，在12月总统大选中，郑周永失败，金泳三当选总统。（梅昌娅，2017）郑周永是韩国第一个参选总统的财阀。在郑周永参选总统之际，他应未曾想到他的下属，时任现代建筑会长的李明博，将在十六年后，实现他的总统梦。

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期间，韩国财阀在重化工业、造船业等领域继续开拓全球市场。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674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438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63年的9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普及，根据1987年的一项调查，韩国中产阶级家庭中，超过90%拥有冰箱、彩电、电话和相机，超过一半拥有钢琴，42%拥有小轿车（Myungji Yang，2018）。

财阀虽然规模扩张迅速，但财务状况并不理想。李健熙直言：“1986年的三星是一家垮台的企业”（宋在镕、李京默，2013）。此期间，部分财阀着手产业调整，开始将视野聚焦于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此时期各财阀的发展情况如下：

韩国虽然再次渡过危机，但高度依赖债务发展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为了维持外债融资，开始挤压劳工利益。这一阶段，在重化工业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化，使中产阶层大量出现；但另方面，劳工问题开始突出，不断爆发劳资冲突。卢武铉和文在寅就是在此期间担任劳工律师，逐渐走上韩国政治舞台的。卢执政期开始，韩国执政阶层利益开始与财阀利益捆绑，逐渐与民众利益形成对立，为此后韩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根本性问题埋下伏笔，“青瓦台魔咒”不断。

韩华创始人金钟喜、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分别于1981年和1987年去世，金升渊和李健熙接任会长。韩国财阀开始步入“二代”。

3、金泳三执政期（1993-1998）及第三次经济危机

金泳三于1992年12月当选韩国总统，是自朴正熙以来首位非军人出身的总统。金泳三以民主化人士身份当选总统，施政目标在于清除腐败、促进廉政、发展经济。金泳三下令彻查全斗焕、卢泰愚执政期间的秘密政治资金问题，全、卢二人分别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17年，后由金大中于1997年特赦。

金泳三将经济全球化摆在其经济政策的最优先位置，通过实施金融去监管和市场开放来放松和逐步停止对资本账户下交易的管制（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受惠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1996年韩国成为OECD第29个成员国。加入OECD，韩国需要去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尽管相关限制看似被去除，但实际执行中仍有非常多的障碍（Perkins，2013）。在此期间，财阀的高负债运营模式并未得到改变，1990年代韩国的间接融资比例仍然高达54%（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从产业布局来看，与前一时期相比，部分财阀开始在高新技术领域蓄力。

长期负债模式下，到1996年，韩国成为东亚利润率最低、资本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为了弥补非常有限的留存收益，必须有巨额的外部融资。1988-1996年期间，韩国公司的负债水平实际是世界最高的，达到348%。Meredith Woo Cumings认为，韩国1997年面临的情况与1979年有相似性：资产收益率较低、销售增长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价格竞争残酷、负债多（Meredith Woo Cumings，Stiglitz，2013）。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其债务权益比已达到518%的惊人程度，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1990年代中期，韩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经济增长放缓叠加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为了维持高投资率，外债增长迅速。不平衡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导致韩国企业偏好短期债务，短期外债增长到超过外汇储备300%的水平。（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

1997年，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相继爆发经济危机。韩国采取加息扞卫韩元。由于亚洲经济局势恶化，外国银行开始收紧放贷，逐渐不再向韩国企业续展短期贷款。韩国的银行-财阀体系开始崩溃。（Perkins，2013）利率和货币冲击使49%的韩国企业出现流动性困难（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从韩宝钢铁破产开始，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席卷韩国，三美、真露、大农、起亚等财阀相继宣告破产。到1997年底，破产企业总数高达3万。危机的顶峰，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走上破产之路。韩国政府被迫向IMF再次救援，这是二十年来首次由OECD国家向IMF请求援助，对韩国的自尊心造成极大打击。期间，爆出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高层因收受贿赂而未对贷款进行严格审查，金泳三之子金贤哲收受斗阳集团等企业政治献金的事件也浮出水面。财阀与执政者的瓜葛并未因自诩为“民主化人士”的当选而停歇，金泳三民望跌至谷底。

4、金大中执政期（1998-2003）

1997年12月，金大中当选总统。金大中是自朴正熙之后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总统。金大中对韩国政府与财阀之间的关系十分了解。自朴正熙时代以来，韩国政府已逐渐形成对财阀的依赖，没有财阀的支持，任何经济政策都难以施展。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使韩国财阀处于最虚弱的状态，令金大中有机会对整个韩国经济进行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改革。

根据韩国前国家银行行长朴升的披露，1998年6月，韩国不良债权上涨到136兆韩元，超过贷款总额的20%，不良债权总额中的60-70%处于韩国银行界，而韩国银行全部实缴资金总额还不到15兆韩元。（朴升，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12）。经评估后，5家银行无法偿付债务，被其他银行合并。接下来的两年，另有6家银行被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方面，超过一半的互助储蓄银行和财务公司，以及25家租赁公司中的10家最终倒闭（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

金大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禁止财阀附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贷款担保，提高管理层透明度，降低公司债务权益比至250%以下等。由于财阀大量负债，因此财阀改革必然要与金融监管改革同步。1997年修订了《韩国银行法》，经由立法设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下设执行机构“金融监管局”（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FSS）。FSS合并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非银行金融业的所有监管职能，直接向韩国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

FSC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法。对于排名第6至64的中型财阀，制定自愿解决方案，以重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避免因大量破产导致社会动荡。与之配套的是FDI自由化，通过了《公司重组条例》，由6家大银行负责，以延期偿付、债转股、降低利率、放弃债务、出售非核心业务等方式推进财阀重组。对于最大的5家财阀，金大中政府施以关键政策，要求主要财阀互换子公司。其目的在于减少重复投资、削减过剩产能，使每家财阀在其核心竞争力领域更为强大，着眼于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例如：要求大宇将电子企业交予三星，而三星将汽车企业交予大宇（大宇汽车交易因大宇破产而受阻）；要求现代与LG的存储芯片公司进行合并等。尽管财阀对部分政策予以反抗，但囿于经济危机，金大中政府以信贷威胁，最终重组得以推进。前5家大财阀的债务权益比下降至200%以下。（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

金大中改革使韩国国民经济和财阀获得了重生。通过金融改革，金融不良债权从136兆韩元下降到2001年底的约19兆韩元，1997年末降到3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增加至1,080亿美元。2002年开始，韩国经济摆脱危机，开始强劲复苏，GDP从1998年的-6.75%，增长到1999年的10.9%，2000年保持在9.39%（朴升，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12）。在金大中执政期内，三星电子在TFT-LCD、闪存设备及PDP工业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半导体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二，研发出全球首款全彩AMOLED。现代汽车吸并了起亚汽车，成为全球主要的汽车企业。LG在LCD屏研发和制造领域，位居全球前列。此阶段六大财阀的产业发展情况如下：

从另方面看，金大中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重组导致了劳工大量失业，仅前5大财阀就解雇了约10%的员工（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排名第二的大宇集团破产。金融改革后，银行数量从33家减少到20家，银行员工人数总计减少40%（朴升，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12），金融失业人口达到6.85万（Myungji Yang，2018）。韩国总失业人口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人，上升至1998年12月的170万人，1999年较1996年新增贫困人口将近300万。（Myungji Yang，2018）由于接受IMF援助，整个改革方案是在IMF指导下做出，韩国民众对于损及普通民众利益去拯救财阀的重组方案产生极大反感，社会舆论将此次危机称为“IMF危机”。改革之后，大多数企业开始削减长期职位，替之以短期雇佣，企业只承担少量薪酬（同样的工作，非正式雇工平均只能获得正式雇工51.3%的时薪），提供很低社会保障，几乎没有福利。包括短期、兼职和计件工在内的非正式雇工，在21世纪之初占到韩国用工总量的一半，在服务业则占到60%-90%，为OECD国家之最。可以比较的是，英国和美国同期非正式雇工比例只有28.4%和16.1%。（Myungji Yang，2018）在金融机构和财阀获得新生的同时，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金大中个人对韩国贡献甚巨，但仍受家庭成员贪腐之累。在金大中卸任前，2001年其长子金弘壹爆出经济丑闻，2002年11月其三子金弘杰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2003年2月其次子金弘业因受贿和逃税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金大中为此多次向国民致歉。

5、卢武铉执政期（2003-2008）

2002年12月，以劳工律师身份出道从政、代表韩国社会中下层的卢武铉，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卢氏执政期间，掀起第四波金融自由化浪潮，旨在将汉城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需要资本账户交易的完全自由化、韩元可自由兑换及国际化，以及允许以韩元进行离岸交易。韩国并不具备实现上述目标的客观条件，政策难以推进。针对渐增的货币升值压力，卢氏政府决策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一系列措施诱发了大规模的短期外债增长（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短期外债规模占到GDP的20%。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10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资金大规模流向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去杠杆催发境外资金低价抛售韩国资产，韩国股市和汇率暴跌。韩元从2008年7月的1美元兑换不到1,000韩元暴跌到11月的1美元兑换不超过1,500韩元。IMF危机以来的韩国金融自由化，使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美国对冲基金持有韩国股市总市值的约50%，而卢氏改革又为资本外流打开方便之门，在全球金融市场失控时，韩国门户大开。

经历金大中改革之后，财阀集中优势发展，到卢氏执政期间，在多个行业都开始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电子产业及半导体方面：三星研发出全球最大80英寸、102英寸FHD PDP、全球最大17英寸AMOLED、40nm 32G NAND闪存、50nm 1G DRAM、全球最早实现AMOLED量产；LG研发出全球最大尺寸20.1英寸LTPS AMOLED、全球最薄2.4英寸手机用屏、全球首款14.1英寸彩色柔性电子纸及全球首款100英寸FHD屏。造船业方面：三星建造出全球首艘极地钻探船、全球首艘北极穿梭油轮、全球最大的26.6万平方米LNG轮；现代完成全球最大螺旋桨推进器（直径9.1米）建造，制造出全球最大动力的船用发电机，建成全球最大的LNG运输船，建造全球最大电子制御式大型发动机（10.9千万马力）。此期间六大财阀发展情况如下：

卢武铉以劳工律师出身，以微弱优势获选总统，并无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资源，在经济政策方面乏善可陈。卢氏以代表社会中下层为其政治依凭，但家属和核心下属在执政期均卷入与企业相关的贪腐案件，后遭检方调查，卢氏在卸任后也多次接受调查。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选择跳崖自杀，悲情谢幕。

5、李明博执政期（2008-2013）

2007年12月，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李明博曾在现代集团旗下现代建设任职27年，并曾担任过汉城特别市市长。在竞选时，李明博提出“747”的口号，即实现经济增长率保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万美元、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七，从这一口号及当选结果，可以看到韩国民众对于经济现状的不满和对发展的期盼。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韩国再次进入被动调整阶段。

李明博执政期，试图通过积极减税、放宽限制去培养新的增长动力。但韩国民众和舆论对此的理解是，“削减企业所得税是对大企业集团给予优惠”（韩国《朝鲜日报》2011年9月9日），李明博本人又是长期供职现代集团的高管，叠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终减税政策无法推行。金融危机传导至韩国后，2008年11月的韩国股市比一年前下跌了60%以上，韩元半年内贬值超过40%。现代重工集团宣布2008年1-10月订单量减少50%，8月份韩国汽车对美出口创5年最低。韩国央行在10月13日与美联储签署了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10月20日开始总额达1,3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并为2009年6月30日前到期或新借的本地银行外债提供总额为1,000亿美元的3年期付款担保，同时动用外汇储备，通过外汇市场向韩国的银行和企业提供300亿美元资金，增加市场外汇供应。此外还出台了降息、增加财政预算开支、为非首都区新房提供消费税优惠等经济刺激政策。

此期间，韩国对外净债务几乎为0，外汇储备接近短期债务总额的一半，且企业杠杆率已经从金大中时代的250%下降到50%，总体而言，所受冲击要弱于1997年（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

金融危机期间，部分财阀主动调整结构、逆势扩张，使韩国企业在电子产业和半导体领域继续扩大领先地位。三星研发出全球首个40nm DRAM、在中国苏州建立7.5代 LCD工厂、大规模生产20nm 4G超高速移动DRAM，同时收购了医疗设备公司Medison和德国OLED材料企业NOVALED等。LG研发出全球最大的19英寸柔性电子纸、全球首款55英寸电视用OLED面板、全球首个6英寸UV LED晶圆、全球首款105英寸曲面UHD电视面板，并实现FRR 3D液晶屏、6英寸LED晶圆和6英寸可弯曲OLED的全球首次量产。SK则在2012年收购海力士，一举切入半导体存储产业，实现了与SKC、SK材料等上游材料部门的协同。此期间六大财阀的发展情况如下：

当人们一度认为李明博逃脱了“青瓦台魔咒”时，2018年3月22日，韩国首尔中央法院签发了对李明博的逮捕令。韩国检方认为，李明博涉嫌从三星电子收受DAS公司在美国的诉讼费68亿韩元、从前友利银行金融控股会长李八成等人收受贿赂，涉贿规模达11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10万元），并涉及DAS公司设立的约350亿韩元（约合2.05亿人民币）秘密基金问题。李明博案仍在审理。

5、朴槿惠执政期（2013-2017）

2012年12月，朴槿惠当选总统。朴槿惠系朴正熙的长女，她的当选，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韩国民众对已成过往的“汉江奇迹”的再度期盼。

朴槿惠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经济改革三年规划，包括去除积弊、稳固经济基础，发展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创造型经济”，以及刺激内需、均衡内需与出口。在朴正熙时代，韩国政府商工部提出电子工业培养方案，朴槿惠恰逢其时的选择了西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可以说对电子行业的发展十分了解。而进入2010年代后，三星、LG、SK在电子、半导体和显示面板等信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信息科技时代的深入，自然使朴槿惠将所谓“创造型经济”纳为自己的施政主要目标。此阶段部分财阀之间进行了重要产业重组，三星集团将化学、军工防务和航天板块（包括旗下三星综合化学、三星道达尔、三星Techwin和三星Thales）整体出售于韩华集团，这一重组使三星将优势进一步集中于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而韩华集团在军工防务和化学材料领域的优势也得以扩大。此期间六大财阀的产业发展情况如下：

朴槿惠最终未能逃脱“青瓦台魔咒”。2017年2月28日，负责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认定，朴氏与其密友崔顺实，从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处收受贿赂。同一天，备受质疑的三星集团未来战略室（前身为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宣告解散。除李在镕外，特检组还调查了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SK高管金昌根和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作为证人传唤了SK会长崔泰源、LG会长具本茂、韩进集团会长赵亮镐等。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氏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成功弹劾的总统。检方随即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对其提起公诉。

很难说，到底是韩国执政者在为国民经济施策，还是韩国的财阀经济模式在选择和摒弃韩国总统。基于本篇梳理的历史，在下一篇，我们将集中讨论为何韩国屡现“青瓦台魔咒”，而财阀却可以“长盛不衰”，以及韩国财阀经济模式对中国会带来哪些启示。

（三）

在资源匮乏、追求经济独立的目标下，朴正熙政府制定了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在经历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的韩国出口危机后，综合商社制度正式确立，大型企业趁机兼并大量中小企业，韩国经济资源开始高度集中，财阀成型。

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政策使韩国必须具备足够的能源储备，而韩国石油几乎100%依赖进口。以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契机，朴正熙政府引导韩国企业进军中东等能源输出国市场，赚取石油美元。在此过程中，韩国石化、造船、航运、汽车等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到全球领先，为后期电子和信息科技发展所需的材料等上游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执政利益与财阀利益和民众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府产业政策与财阀市场行为互为依存。尽管不同时期执政者对各家财阀的侧重不一，但由于韩国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因此在全球竞争压力下，韩国企业的产品只能以质优、价廉取胜，无法以劣质或者大规模侵权来实现全球扩张，这是对韩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约束所在。由于初期韩国国内资本不足，产业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同时财阀不希望控制权被稀释，而重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投资，因此除了依赖韩国政府主导下的银行债务融资外，还高度依赖外债。杠杆率过高使韩国先后经历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国内经济危机，都依靠IMF救助和压制国内债权人以及劳工利益才维持了外债偿付的正常。但即便到了1980年代，韩国间接融资比例仍然高达79%，制造业杠杆率高达400%。随着1990年代以后韩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劳资矛盾日益提升，执政利益、财阀利益和国民利益开始分化。

1997年亚洲危机引爆了韩国前三十年积累的高负债问题。金泳三政府不合时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使短期外债比例不断提升，而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外国银行信贷收缩，不再向韩国企业续展短期贷款，49%的韩国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1997年危机削弱了韩国财阀对政府的议价能力，给金大中实现财阀经济结构调整以重要契机。

金大中改革的实质是对韩国财阀经济结构进行全面调整，通过财阀之间的重组，合并同类子公司、减少重复投资、去除过剩产能、集中优势资源，最终实现面向全球的核心竞争能力，金大中深知韩国经济的根本只能是制造业出口。但改革本身不得不继续强化财阀利益，大量中小企业不在直接受益范围，IMF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此次结构调整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韩国企业大范围缩减长期雇佣职位，短期、兼职和计件工作占到全部工作一半以上，民众收入锐减，超过一半人口失去长期工作保障，落入临工经济状态。这为工业化后本已大量成为中产阶级的韩国民众带来直接创伤，也抑制了本不发达的国内需求。金大中在极其有限的改革窗口期努力使韩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经济活力，但韩国经济资源进一步集中于财阀，使之后的执政者再无力对财阀进行足够约束。财阀垄断经济资源的后果，一方面是中小企业不振，大部分集中于服务业；另方面是进一步导致阶层分化，除财阀家族处于财富顶点之外，中产阶级中进一步区分出“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财阀长期雇员、公务员、教师、金融业者和律师成为新时代的金饭碗，而其他从业人员则只剩下“中产阶级”的名义。韩国网络这两年甚为流行“炸鸡猜想”，这个讽刺话题想说明的是，无论今天韩国的年轻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码农、工程师或建筑师），无论在中产阶级队伍中处于如何“潮”的位置，最终也只能以炸鸡店主的身份作为人生收尾（Myungji Yang，2018）。

由于长期的产业政策依赖，韩国财阀的成长总是伴随韩国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切割，韩国历届政府都通过向不同财阀切割经济资源，去引导和换取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这种切割在发展初期十分有效，但持续长达数十年之后，使财阀与韩国不同时期的执政者之间出现普遍的利益交换，并与国民利益逐渐造成严重对立。三星集团前结构调整本部法务组组长（其地位相当于三星集团总法律顾问）金勇澈，在《三星内幕》一书中爆出大量不为公众所知的信息，其中最为核心一条，就是三星集团通过其总部（即未来战略室，前称结构调整本部，在朴槿惠受审后已经解散）实现非法资金筹集，大规模用于腐蚀政府官员和法检人员，以为李氏家族牟取私利。这种挪用资金的安排，并非三星之个例。截至目前，除LG集团外，三星、现代、SK、韩华和乐天五大财阀企业的会长都曾因筹集秘密资金、挪用公司资金、逃税等罪名遭受刑事审判。令人惊异的是，绝大多数终审判决都采取了缓刑而非实刑。名义上是担忧韩国经济遭受影响，金勇澈则认为各家财阀都很可能如三星一般早已染指韩国法检系统。因韩国一任总统只有一届五年，财阀却是终身且可继承，加之即便总统本人清廉，其亲属或者下属都难免落入财阀围猎范围（金大中和卢武铉即是如此），下任总统还将有赖于财阀的支持，因此韩国法院对财阀的审判一直是轻判缓刑而不敢入实刑。1996-2018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李在镕、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SK会长崔泰源、韩华会长金昇渊，共有过9次生效刑事判决，其中6次为缓刑，仅有崔泰源和金昇渊有过两次实刑，并且所有这些刑罚，最终都被时任总统特赦：

韩国总统的特赦权，已变成与财阀进行利益交换的工具。民众基于不满选出的下任总统，即便施压将财阀送上审判席，最终也难免被法院轻判。“青瓦台魔咒”本质上是韩国财阀经济在政治上的反应。Meredith Woo Cumings认为，韩国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选择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阀，主要的原因是与“后”发展的习惯有关，即过分强调“结果”，而不重视法治。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也对韩国曾做出类似评价。只是到了今天，由于存在地区和阶层对立，依靠选举，已经无法改变韩国财阀体制下政治经济的残酷现实。

韩国在其资源最为欠缺的领域，也就是重化工业领域作为其发展的起步，从其经济体量和资源秉赋来看，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既是归因于工业化决策方向的正确，更是归因于发展初期举国上下一心同体，归因于在资本极其欠缺、高度依赖外债的前提下，广大国民对低收入增长的普遍接受，这是韩国安然渡过多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样的情况，已然不复存在。当韩国政治经济与财阀利益高度捆绑之后，当韩国的执政、财阀和民众对于国家的共识被不断打破之后，信赖问题，就成了根本问题。

中国虽与韩国在体量、制度上存有不少根本差异，但韩国在过去七十年间逐渐形成的财阀经济模式，也足以给中国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一、如何看待产业政策

长期以来，东亚模式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对产业政策的认识。韩国产业政策最初学习日本，后被中国所学习。对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由于从发展阶段上比先发国家慢了多轮，起步阶段依靠产业政策集中经济资源，重点突破某些产业领域，已被证明能够达到在局部实现快速发展的效果。这种快速发展有赖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动，但这种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要达到预期效果，绝对离不开市场竞争。与中国拥有广阔国内市场不同，韩国一开始面临的竞争就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竞争构成了对韩国产业政策的市场化约束，使韩国企业即便领受了国内产业政策的利益倾斜（例如减税、直接补贴和其他金融便利），最终也不得不遵从全球市场规则。这种外部约束，叠加不具有先天的庞大国内市场，使韩国财阀企业要非常努力的追求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才可能在全球市场保有一席之地。换言之，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其产业政策的直接目的虽然是集中资源形成优势产业、打造优势企业，但最终目标，仍是要直面激烈而残酷的全球市场竞争，这是资源欠缺的后发国家的生存根基所在。

与韩国乃至日本不同，中国广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基数造就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国内市场。正面看，资源优势明显；反面看，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关起门来抢市场，就可以活得有滋有味。中国企业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与自身体量相比，可谓屈指可数。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所谓“新经济”，绝大多数都以满足国内市场为目标。事实上，只要满足了国内市场，的确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和通俗意义上的“成功”。看看Fortune 500的中国榜单就知道，无论所有制性质，无论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还是作为新经济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无不是在向国外投资者不断诉说着中国的美好故事，而它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真实影响，究竟已有几分？

如果能够实现新时代的闭关锁国，这样的发展模式还真可能持续。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市场，国门再不可能关上。中国模仿日韩，在工业化初期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作为后发国家而言成效显着。这与过往数十年重视基础教育，打破计划束缚，不断解放国内市场的进程相匹配。但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的是，中国与日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企业由于有国内市场作为依托，只要你给它塑造一个封闭的、可享受的内部市场，它一定没有动力走出国门谋求更大的发展；反过来讲，没有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对技术革新的追求大部分时候将仅限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就是我们身处今天这个拐点所看到的，当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时，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的，大部分仍然只是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以及，伴随中国“先富一点”那部分出境人群所需的产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往数年，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宁愿付出成百上千亿的打价格战，寻求国内市场的垄断，再去资本市场做收割，也罕有愿意主动挑战全球者。外国进不来，本国不出去，互联网企业融资出海、业务不出海的模式，却可以让中国的互联网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达成利益一致，在过往数年尽享“封闭”带来的红利，这样的游戏不亦乐乎，新贵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追捧。境内市场的劳动力价格高度扭曲，地产、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吸纳大量各行业人才，但这些人才的汇集并没有为未来新的就业领域开拓打下足够的基础。这样的好日子会长久吗？如果一个企业或者行业可以在本国市场饱和之后不再追求市场的继续扩张和技术的革新，那就意味着它一定会追求实现局部垄断，而获得垄断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如同韩国财阀一般，通过自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以就业来要挟获得特殊政策，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产业的变革，最终源于科技的创新。信息科技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仍处方兴未艾。与资本欠缺、经济落后时期需要集中经济资源搞建设不同，今天已是资本泛滥的时代。不应再像穷苦年代那样继续对那些已经成型的大型企业（无论所有制性质）给予不断的倾斜，尤其对于那些处于行业下游、直面终端用户的企业。应将政策精力集中在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尽力塑造一个奖善罚恶的市场机制。对于市场竞争性行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早日去除产业保护限制，使其直面全球竞争，过多的保护，在封闭的国内市场轻松赚快钱，只能是继续be evil。同时，对于金融自由化应当慎之又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观念，在金融领域是绝对不能够存在的。

中国产业政策之难，在于足够广阔的国内市场足以承受一定时期的价格扭曲，进而产生大量“弯道超车”的错觉。与日韩产品必须去占领全球市场不同，中国如果关起门来搞产业，在短期的确会出现“兴旺”局面。正如前期对电动车领域的补贴，其结果自然是大量套利行为的产生，而初期反应在上报材料中，则是“产销两旺”的喜人气象，最终要取消补贴时，产业就开始以就业相要挟。当共享单车被吹捧成“新四大发明”时，内部人无不在嘲笑某些媒体的无知，对外却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就差决心要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以官方背书抬高估值的大戏一演再演，这本是资本的游戏，却一再为塔西佗陷阱助力。产业政策应当如何实施？很显然，关起门来谋发展，直接补贴终端是最糟糕的方式。政策施行应当是针对主要企业都无法承受的基础研发领域，如果主要企业能够自行研发，那么应当让市场去决定，而不需要政策施以援手、干扰定价。官方媒体和政策的初期起草者应当与任何新概念和新话题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官方媒体，应当继续作为舆论监督者而存在。这些新概念话题的制造，几乎无一例外出于资本炒作的需要，这样的故事一年又一年，怎么也该看明白了。

我们应十分理解政府对于通过发展某些行业来振兴经济的期待，也能十分理解因此产生的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重视和依赖。但我们更应通过韩国长达七十年的财阀经济发展史清楚的认识到，长期实施产业政策的惯性，难免培养出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最终将影响到良好市场机构的形成。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中国的大型企业以国有为主，在其问题丛生时，仍能以中国特有方式去强势调整，那么放在今天来看，信息时代的大型企业几乎都是私有为主，如果不尽早尽快建立有效的法治环境，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仍然希求部分行业和企业能在新时代靠着口头承诺去永挑“就业”重担，只能使这些行业和企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形成以此要挟政策的惯性，届时又该以哪种方式予以管控？当我们曾经最优秀的民企现在都要通过高喊扞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口号来争取政策支持、而不是努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时，我们应当知道，时代真的变了。

二、大企业应何为

在阅读关于韩国财阀的大量资料时，我心存疑问，超大型企业究竟是属于谁的？李秉喆在创办三星之后，倾其毕生精力将三星发展为韩国大型企业；在李健熙时代，又将其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大型企业。即便是因为三星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韩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胜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后发国家的特点，是大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获得特殊的政策支持，或是直接的补贴、减免税款、政府采购倾斜，或是采用外资限制来保护国内产业等其他方式。因此后发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政策的“护航”。简言之，无论所有制性质，后发国家之中，恐怕没有一家企业可以说自己完全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胜出的。

在三星发展成庞然巨物之后，旗下三星电子、三星生命保险、三星SDI、三星SDS、三星重工等16家企业纷纷上市，李氏家族的持股份额一再减少。为了维持其控制力，透过十分复杂的交叉持股，以最小代价去实现了对整个集团的控制。韩国舆论对于财阀企业的继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财阀企业的发展在第一代主要依靠创始人的努力，第二代开始已经需要借助大量外聘管理者，而第三代则完全是含着金钥匙出身。他们何以能够不经选拔，直接继承一个影响整个国家的庞大帝国？如果这样的继承能够顺利实现，与王朝时代有何区别？多年的现实是，财阀的第二代、第三代，纷纷因为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政治献金而遭受刑事审判，要不断依靠收买法检系统或者通过总统特赦才能免于刑罚。在韩国现有政治经济体系下，这个问题难有答案。

对中国而言，至今还没有韩国财阀那样能够对国民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私人家族企业，这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过于庞大，更是因为一直以来，私人产权保护在中国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近两年还在通过司法纠错重塑企业家的信心。但这并不代表政策没有对某些行业或者企业予以倾斜。事实上，每个阶段总有一些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要超过其他企业。我们更要理解的是，互联网新时代的特点，是无论谁掌握了足够的网络力量，就可以左右社会焦点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可以将某些话题屏蔽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更可以让人们认为某些新颖的概念就代表这个世界的未来。这样的游戏周而复始、不分国界，甚至极其低俗。当你能够影响上亿人口时，你真正想做的就只是这些吗？

Jeff Bezos在接受采访时，可以坦然的讲，“在Amazon，我们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之上建立一些东西。所以，当我在1995年创办Amazon并开门运送第一批包裹时，我们不需要打造一套交通网络；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依赖这些基础设施。所以你看，为什么互联网上有那么多年轻的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因为它的成本其实很低。繁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与质疑，因为中国新经济的新贵们，根本做不到像Jeff Bezos那样去公开承认平台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廉价劳动力，是过往扭曲的投资所馈赠给他们的，而这些投资，则是来自所有民众几十年的辛劳与汗水。

东亚模式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它不过是在农业时代环境下，先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去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再通过打开国内外市场去实现工业发展，回头再来补足农业发展部分。信息时代能有多少进步，全然在于基础设施的优劣，和制造业还能发展到何种地步。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主要区别，是本国市场巨大，但正是因为有如此巨大的市场，我们本应获得的，应当比现在多得多。东亚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全然依赖于全体国民数代人的辛劳与忍受，并非每个国家的国民，并非地球上每个地区的人类，都能够长期忍受这种辛劳与付出。中日韩三国，一直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三个国家，一直也是国民最为辛劳的三个国家，甚至即便是中国企业去收购欧美企业，都要在自己的大半夜去跟被收购方开电话会。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无法复制，蕴含着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国家、企业与普通国民的共识，才是发展的根基。如果不能明白这点，如果新经济的新贵们认为所有资源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政府应当用财政去补贴的，都是可以拿就业要挟去换取的，那些辛劳的国民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才处于今天的社会地位，那这个文明之下的发展共识，就将进一步撕裂。韩国，足以为戒。

这是一个新老问题并存的时代，如何在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不再出现新的“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如何使自身的安全感不主要来自于政策的认可，如何能够真正突破本国市场保护的局限，如何不再通过Do Evil去赚取最后一个铜板，对中小企业而言，或许可能是受制于外界环境的问题，但对新经济新贵而言，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良性政商关系的实现，乃至于，企业家、尤其是所谓新经济企业家对社会的真正推动，有赖于新贵们对自己所处环境及其形成历史的深刻认知。我们没有去揭开新贵们所有的遮羞布，仅仅只是因为期待新兴的市场力量能够主动对社会做出良性的推动。但社会永远都会保护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足以去对抗市场对社会的撕裂。如果新贵们仍然不能在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与国民取得充分共识，仍然没有能力思虑长远和宏观，仍然只能局限于个别群体的私利，仍然只热衷于创造一个又一个概念，仍然只是醉心于在封闭的国内市场去打造尽量不承担责任的平台百年老店，那么激烈的调整，不过只是时间问题。说到底，中国并不存在韩国那样可以允许财阀存在的社会土壤。

三、社会科学何以重要

在一个半月前开始准备写作本文时，我还不如绝大多数国人对韩国的理解更多，因为极少看韩剧，不热衷于影视八卦，至今也还没有踏上过韩国土地。当时突发的兴趣，不过在于恰逢有人跟我提到三星在半导体领域的收入又创新高，我想一探究竟。

行文至此，我已可以稍不谦虚的讲，这三篇关于韩国财阀经济的文章，已经可以算近年来中国大陆关于韩国政治经济发展少有的全面文章。至于非公开的内部资料，或许有，但并未见。在中国，无论是半导体、通信、汽车或者船舶行业的从业者，还是对产业政策情有独钟者，韩国都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当那么多产业政策热衷者醉心于以韩国为例，那么多行业研究者以韩国个别企业为研究目标时，竟然没有一篇公开文章能够看到韩式政商体制的来龙去脉。所谓“师夷长技以自强”，不过仍然是切片式的引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六经注我而已。一个对韩国十分陌生者，仅通过公开途径，利用一个半月休息时间就能完成的任务，竟然无人去做。这不是因为作者有能力，恰恰是因为作者仅仅是一个普通人，才足以反证中国社科类学研已经严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闭到可怕地步。该上天台的何止是国足。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吗？难道通过大规模出境旅游，这个国家的人们就能够真正了解世界吗？当看到大量的东亚研究英文资料时，当看到欧美日学研界对中国分析时拥有详尽的数据时，真不知道究竟是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何以能说我们了解他国？我们的学研界甚至要通过翻译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我们企业家的无知，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正是学研无知的某种传递吗？

希望这三篇文章，让中国学研和实务界今后对韩国资料的引用，对韩国政商和产业观点的认知，发生足够的改变。至少，我们能够非常清楚韩国财阀经济体制的来龙去脉；至少，我们不用再羡慕以全体国民为代价而形成的财阀模式；至少，我们明白为什么会有“青瓦台魔咒”。

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是远远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今天的中国，看似互联网传播发达，个体所面对的信息量之大，令人心生惶恐。其实，相当多数都是以讹传讹，更多的，是让人在广告中畅游的各类软文。在新的传播方式下，冷静思考的声音已经少之又少，所谓“圈层经济”，首先消灭掉了让你头脑清醒的那个圈层，也就是有深度的思考和报道群体。互联网时代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独有，但以中国普罗大众的智识水平，应当是最无抵抗力的那个群体之一。年薪十万和年薪百万的人群没有任何差别。

这是我第二次尝试进入一个对自己来讲完全陌生的认知领域，从最基础的资料收集做起，再到形成历史的、完整的观点，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讲更像是智力挑战的游戏。本文之后，休息几日，我将写一篇稍微轻松的文字，分享如何在垃圾信息充斥的今天，利用互联网去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

以上。

附：

全文参考资料

一、着作类

1、Perkins，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前哈佛亚洲中心主任Dwight H. Perkins所着East Asian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Perkins教授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en教授和韩国高丽大学申宽浩教授合着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3、朴英哲、Huge Patrick，韩国高丽大学杰出教授朴英哲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日本经济与商业中心”主任Hugh Patrick教授联合主编的How Finance is shaping the Economies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朴英哲教授曾任韩国总统经济顾问。

3、美国海军学院编着The Institutional Rise of the Chaebols Throughout South Korea’s Transitional Vulnerabilities 2018。

4、Stiglitz，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Shahid Yusuf主编、王玉清等译《东亚奇迹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编《韩国研究二十年（经济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6、朴昌根，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创办人朴昌根教授着《解读汉江奇迹》，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Myungji Yang，夏威夷大学韩裔助理教授Myungji Yang着From Miracle to Mirage: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1960-201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8、赵甲济，赵甲济着、李圣权译《总统朴正熙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9、金大中着，王坤译《金大中自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10、李明博着，焦国华译《李明博自传：全力以赴》，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

11、朴槿惠着，陈冰冰译《朴槿惠日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12、文在寅着，王萌译《文在寅自传：命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3、梅昌娅着《财界总统郑周永》，辽海出版社2017版。

14、宋在镕、李京默着，李永男译《三星之道》，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5、朴常河着，李永男、杨梦黎译《李健熙》，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16、金勇澈着，卓惠娟译《三星内幕》，大牌出版/远足文化2013年版。

17、吴勇红，《韩国综合商社的发展及其启示》，《亚太经济·亚太企业》（1997年第3期）。

二、数据资料

1、三星、现代、SK、LG、韩华、乐天官网披露文件及信息。

2、韩国统计局相关数据，Fortune 500、Trading Economics、IHS Markit、DRAMeXchange、、JATO、Eworldship的研究分析和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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