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阳：经济全球化真的逆转了吗？

一、引言

近两年来，逆经济全球化现象在欧美国家有逐步抬头的趋势。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提出“美国优先”战略，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筑边境墙，并且陆续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全球性合作协定和组织，这些举措都无疑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除此以外，英国公投脱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移民政策收紧等都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其成员国已经总共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其中美国更是尤为明显，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共计624项，数量为2009年的9倍。[1]以至于逆经济全球化成了从媒体到学界再度热议的话题。

从经济全球化的数据指标来看，逆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通常衡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WB）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31%提高到2008年的顶峰51.86%，而到2015年则又下降到44.9%，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2]另外，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显示，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在1990—2007年为6.9%，在2008—2015年平均增长约为3.1%，在2016年，全球贸易的增长率不仅低于全球GDP的增长率而且只有后者的80%。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增速在过去50年里只遇到过五次，而现在则是连续四年低于3%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测算表明，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而近年来，同样的经济增长则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1]种种数据和迹象表明，逆经济全球化从现象层面看的确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学界也对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作出了不同视角的解读。

高柏（2016）在援引卡尔·波兰尼、阿瑞基和哈罗德·詹姆斯三者理论的基础上，从组织生态学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视角出发，指出组织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因组织内部具有的强大惯性而无法做出及时的重要调整，进而认为经济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因果机制在于政府未能及时满足保护社会的要求。[3]陈伟光、郭晴（2017）从主权国家和经济全球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认为本轮逆经济全球化现象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主义”思想的回归，在“国家主义”者看来，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主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当主权国家的利益诉求过于强化时，最终就会导致逆全球化的产生。[4]黄仁伟（2017）则认为，逆全球化的原因在于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和全球治理的制度障碍，同时，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对民族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互联网政治的兴起对民粹主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因素都是此轮逆全球化兴起的原因。[5]佟家栋、刘程（2017）认为，历史上和目前的“逆全球化”现象，“本质上都是全球化缔造者（也是其早期核心受益者）在后期失去利益分配主导权后的反戈一击。”[6]而此轮“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化的缔造国出现了以下三种负面结果：工作机会的不断减少，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在代际间的流动性持续下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以上几种观点都从一定的视角对当前的逆经济全球化现象做出了解读。本文在综合借鉴这些观点的基础上，首先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做一考察，并理出其基本特征，然后对逆经济全球化现象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最后对本轮逆经济全球化指出“中国方案”的解决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世界市场”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帝国主义论、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新帝国主义理论等几个方面。这些理论从整体上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勾勒出了基本特征。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伊藤诚和阿里夫·德里克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考察了经济全球化问题[7]，虽然在术语上并未使用“经济全球化”一词，但是其“世界市场”理论已经在内容上对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分析。从马克思在“六册计划”的写作安排中把“世界市场”放在最后一册也可以看出，“全球化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8]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世界市场”是资本对利润无限追逐的空间表现之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9]35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离开了对外贸易、离开了市场由国内向国外的拓展是根本不行的。一方面，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需要从国外取得，另一方面，源源不断生产出的商品也需要新的销路和市场来消化，离开世界市场，资本积累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第二，“世界市场”使各个生产要素得到了充分流动和有效利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10]278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得商品的价值有了国际价值的表现形式，国际价值不再取决于单个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世界各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单位，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体现，各国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得到配置，打破了生产和要素流动的地域界限，使得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

第三，“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际间的不平等交换和依附关系。“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11]401-402随着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价格，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体现，生产同等数量的同一生产价格的商品，技术水平高的国家耗费的劳动时间要低于技术水平低的国家，这样就有了国际间的不平等交换现象。同时，“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36这种国际间的依附关系在后来的依附论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阐述。

除了“世界市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另一个层面。“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含有以下内容：首先，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实践，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的不断发展。其次，世界历史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世界历史的形成表现为在资本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资产阶级则在世界历史开创中起到了主体作用。最后，世界历史的真正实现是通过共产主义和人类个体的解放达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向世界的拓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必然扩展到世界范围，这样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就有了现实条件，资产阶级在完成其对世界历史的推动作用之后，无产阶级将担负起真正实现世界历史的使命。[12]

2、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领域，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列宁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垄断资本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必然会通过全球扩张对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同时，资本的输出又带来国际间垄断的形成，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国际市场而瓜分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这样以来，帝国主义就成了一个从宗主国到殖民地、从金融资本到产业资本等各个方面结构严密的剥削体系，这种剥削体系一方面使得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也使得落后国家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日益严重，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而二战之后则出现了工业—技术依附第三种依附形式。在这种依附形式下，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中心国家，一方面在技术方面受中心国家控制，另一方面自身的工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也不得不受制于中心国家的需要而与本国的实际需要脱节，从而使得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陷入一种依附性发展。这种发展其实也就是弗兰克提出的“不发达的发展”，弗兰克认为，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不改变，外围国家除了处于依附地位别无选择，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外围国家才能真正从这样一种剥削结构中脱离出来。[13]

和依附论所展示的静态结构和宿命观点不同，“世界体系”理论赋予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演化的可能，通过将“中心—外围”的二级结构扩展为“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三级结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处于最底层的生产低利润、低技术的外围国有可能上升为半外围国家，而处于中间层的兼具剥削与被剥削角色的半外围国家则也有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同样地，生产高利润、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中心国家地位也有可能在竞争中落入外围国家的行列。不过，“世界体系”理论虽然赋予了体系内部角色转换的灵活性，但并没有对体系本身的包容性给予过多的乐观，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而失去其发展的空间，从而陷入全面的危机，而取代这一体系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即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政府。”[8]

大卫·哈维（Harvey, D.）的新帝国主义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演化的事实。哈维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分析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认为新帝国主义的“新”主要在于其“剥夺性积累”的核心特征。而“剥夺性积累”的根源则在于“过度积累”，或者说资本积累的过剩，过剩资本必须寻找新的吸收途径，于是，全球性统一规则市场的建立就成为其必要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浪潮席卷全世界，“自由贸易与开放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势力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14]但是，随着新帝国主义的深化，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演化以及资本主义在空间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会越来越激烈，“国外不受约束的发展限制了国际竞争，却堵住了进一步输出资本的机会，从而引发了由内部产生的价值丧失。于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在‘门户开放（open door）’、自由贸易与在封闭的帝国内部自给自足这些政策之间犹豫不决。”[15]664哈维这些论断为我们认识当前逆经济全球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洞识。

3、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特征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所坚持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考察来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和演化趋势；第二，在具体内容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既看到其历史进步性，又看到其历史局限性。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走向在根本上要以资本的利益为风向标，而资本的全球性诉求和地域性限制又构成了资本在空间运动中的诸矛盾；第三，在理论指向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演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所取代，从而让全球化能够真正造福全球。

三、逆经济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以上所梳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下逆经济全球化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与逆经济全球化相类似的现象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和《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等着作中已有涉及，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自由贸易也好，关税保护也好，其实都是本国资本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合理性，同样，无论经济全球化也好，逆经济全球化也好，背后所反映的一般规律依旧是资本面对不同环境和不同局势时所采取的保护自身的策略，而如果将此一般规律放置于当前的具体场景中考察，笔者认为此轮逆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和运作机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世界体系”结构的动态演变

在二战之后，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所造就的“技术长波”（曼德尔，Mandel, E.）和“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所带来的大批量、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这就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性的剥削和跨国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发达国家通过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获得比发展中国家更高的超额利润，并通过一定程度的技术垄断使得这种超额利润的生产能够长期化和固定化，从而在“世界体系”的结构当中奠定自身的“中心国家”地位，表现为贸易结果上的高利润、高技能、高工资和高附加值等方面。

但是，“世界体系”结构中的中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不会一成不变，随着生产全球化的展开，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劳工技能、技术革新、市场地位都会相应得到提升，甚至如果赶超战略得当，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某些领域的技术革命、生产和组织创新等方面会反超中心国家。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亚各国国际地位的演变。二战之后，日本经过三十年的赶超，到20世纪80年代在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已经跃入到中心国家的行列，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可以跟美国这样的老牌中心国家共分国际超额剩余价值。20世纪9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也与之相似，“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世界体系”内部并非一个固定的僵化的结构，而且也在实践中证明了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可以通过加入世界体系当中改善自身的发展状况。

另一个当下更为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自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以及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中国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升至0.6个百分点。同时，在知识和技术的提升上，中国也取得了质的进步。经济的崛起和技术的进步必然会造成中国在跨国超额剩余价值生产中地位的改变，自主品牌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后发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了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而中心国家先前通过技术优势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必然受到压缩，所以，产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和向国内的回迁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同时，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进而保护本国资本的利益就也成了中心国家的政策首选。

2、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悖论”：地域性与全球性

正如马克思“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资本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无限追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资本则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着一种“空间悖论”：一方面，资本的利益诉求使得资本不断地越过国界开疆拓土，“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具有一种“全球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生产活动又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因此就使得固定资本、工人就业、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辩证发展的矛盾，从而使得经济全球化在一定情况下会出现逆转的现象。

首先，固定资本的地域性。大卫·哈维认为，价值丧失是资本主义生产不断陷入停滞与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资本在生产中的周转具有地理惯性和时间惯性，因此，“价值丧失的威胁给技术变革的步伐和调整区位的速度都施加了限制。”[15]605大量的周转时间较长的固定资本无法轻易地搬迁，由此造成这样一种结果：“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固定资本（包括内嵌在特定的生产景观当中的固定资本）来使劳动的价值生产率革命化，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固定性（即特定的地理分配）变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碍。”[15]605这其实也是此轮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虽然试图迁回制造业以实现“再工业化”但却阻力重重的原因。

其次，工人就业的地域性。相对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劳动力的地域限制是明显的。在大卫·科茨（David Kotz）看来，此轮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很大的关联性，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重建资本和公司企业的政治经济权力，而通过跨国公司和全球产业链的建立获得超额利润和价值剥削就成了其必然选择。[16]中心国家通过技术和研发优势在获得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利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本国产业“去工业化”和“服务化”的趋势，这进一步带来了就业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进一步引发了此轮逆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这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地域性。资本要获得剩余价值，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商品生产，也就是说，虽然资本的目的是从G（货币资本）到G'（带有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但是中间必须有W（商品资本）这一环节，而商品的生产则必须借助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劳动形式展开，因此，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中心国家虽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维持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从而维持本国资本的跨国超额剩余价值，但是由于生产的地域性，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承接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同时，必然会造就本国生产技术和工人素质的提升，这就为赶超中心国家提供了条件，并且使得中心国家的生产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训练有素的劳工群体。

3、经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跨国资本、主权国家与本国工人

“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的理论假说最早由国际经济领域的着名学者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提出，即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中任选两个，而无法做到三个同时选择。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是，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可以全球流动，这势必会将本国劳动者置于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和风险当中，所以如果要让占多数的选民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政府就必须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对本国劳动者做出相应的风险补偿，而政府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部分地放弃了政策上的主权，但如果政府不这样做，民主政体就会通过相应的程序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因此，一国政府只能做到三选其二。

如果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来看，这种“不可能三角”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空间悖论”的另一种相似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跨国资本、主权国家与本国工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存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首先，任何跨国资本都是基于某一主权国家的资本，所以一方面以主权国家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另一方面在遭受冲击的时候又寻求主权国家的庇护。其次，主权国家的目的是要实现本国的利益，主要体现在本国工人和民众的利益，因此如果经济全球化使得本国民众的利益受损时，本国民众就会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最后，资本对政府的要求往往是开放市场以利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值增殖的新空间，而本国工人对政府的要求则经常是保护本土产业和本土市场。这就必然造成一种经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跨国资本、主权国家与本国工人三者的利益只能满足其中两个。

这种“不可能三角”所揭示的逻辑在本轮逆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资本的全球化演变到今天已经大大损害了美国本土工人的利益，产业的外迁使得本国制造业吸收就业的比例越来越低，也使得本国工人的劳动技能改善缓慢，同时，本国资本一方面在海外大肆攫取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左右本国政策使得大部分的利润都流入资本家阶层——据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0~1970年代的不足35%，逐步跃升至2000~2010年的45%~50%，[17]从而使得国内民粹主义现象越来越凸显，在约瑟夫·G.马奥尼看来，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也有意地利用了民众的这种诉求。[18]在新近的税改计划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对海外的资本收益提高了征税比例，也有缓解跨国资本和本国工人两者之间紧张关系的意图。

4、经济全球化不会逆转——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深化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和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同，经济全球化演化到现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流通领域的“一国生产A与另一国生产B进行交换”，而是深入到了生产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生产内部的分工体系，形成了从高附加值到低附加值链条完备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深入，单个贸易产品的生产，从研发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物流运输和最终的消费，是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参与协作的结果，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下国与国之间清晰的分工界线已经越来越淡化，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既然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已经通过紧密的全球价值链将各个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那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不会因为个别国家单方面的贸易政策而发生决定性的逆转。同时，“也正是由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使得个体国家难以像传统贸易模式中通过简单的单边贸易干预措施来达到政策目的。”[19]而在面临一些局部和暂时的逆经济全球化现象时，各个国家需要做的不应该是高举“本国至上”的保护主义旗帜和竞相效仿的贸易壁垒战，而是应当积极寻求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全球化、如何能让全球化真正地造福全球的解决途径。

四、以新的全球治理观和指导理念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以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分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出现的保护主义、地方主义等逆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但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所揭示的，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只会日益深入不会日趋衰减。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导致贫富加剧、增长停滞、失业率高企等一系列负面现象的原因，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原则和指导理念推动经济全球化。以资本利益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必然首先满足的是资本的利润诉求，以“本国优先”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得世界各国陷入以邻为壑的负和博弈当中。在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的今天，更要以新的理念指导新的实践，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积极参与到新的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

1、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在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中首次提出来的。这一新的理念，是对当前逆经济全球化现象开出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对未来经济全球化提出的要求和原则。

“共商”，即是指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应由各个国家共同商议解决，这一理念是对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行为的超越。全球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任何部分的变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他国家发展，因此，在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通过征求各方意见进而达成共识，将是最优的博弈结果。“共建”，即是指国际化的合作平台和治理机构应该由各个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参与，这一理念是对本国优先、本国至上主义的超越，也是对各自为政的关门主义的超越。在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国际机构事实上已经变相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的工具，而“共建”的治理理念，为今后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思路。“共享”，即是指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应由各个参与国共同分享，这一理念针对的是对全球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现象。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造福全球[20]，“共享”的治理理念，即是努力减少全球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作为“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载体，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地在实践层面将新的治理理念推广到世界。自2015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支持，并且先后有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等多个区域合作新倡议，在国际上，沿线国家间的劳动力等资源有着明显的互补效应；[21]在国内，不同层面的金融体系对“一带一路”具有多层次的支持作用。[22]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体现，也担负着在实践深化和推广这一新型治理观的使命。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对解决新时期国际关系问题和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等问题所做的深入系统的思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核心思想。习近平主席说：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3]】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到政策建议全方位地阐述了为何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从坚持协商对话、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五个方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4]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也是对解决当前逆经济全球化现象提供的“中国智慧”。从某种程度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其实是为“资本的全球性”提供了便利，最终建构起来的也只是“资本命运共同体”，因此才带来了诸如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加剧、落后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等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明确地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和目的是构建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整体，这对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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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002).

[2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002).

【葛浩阳，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