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梦迪：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是什么？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商品和资本交流越来越频繁，国际货币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增多，而国与国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往往并不能相互抵偿，因此就需要世界货币来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实行金本位的英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支柱，黄金是国际结算的基础和最终手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实力被大幅削弱，英镑地位急剧下降。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依靠在战争中形成的经济绝对优势和大量黄金储备通过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由于为国际社会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和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矛盾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地位有所衰落，其他国家也认识到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面临诸多困境并存在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但到目前为止，美元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领域依然拥有超中心地位，还没有出现足以与美元抗衡的其他国际货币。

从价值尺度来看，美元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产品的主要计价货币，控制了能源、原材料、粮食等重要国际战略资源的计价权并用来计算包括国家间的GDP差异以及相对贫困程度等在内的国际经济指标。同时美元也是外汇市场中的货币锚，IMF 2014年关于货币政策框架的统计表明，191个国家中采用美元锚的达到43个国家，占所有国家的22%，在采取汇率锚制度的国家中占48%。

从流通手段来看，美元是国际日常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媒介货币。截至2015年底，美国发行的流通中的美元现钞为14249亿美元，根据统计测算，约60%的美元现钞（约85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同时，美元也是是银行间外汇交易的主要媒介货币，从全球总量上看，美元在外汇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大约为85%~90%，而外汇市场交易中的第二大货币欧元所占比重仅为30%~40%。

从支付手段来看，除了涉及美国的进出口几乎都以美元结算，许多不涉及美国的进出口也同样广泛采用美元结算，虽然美国的国际贸易占比不到20%，但国际结算中使用美元的比例仍达50%左右。

从贮藏手段来看，美元是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主要储备货币以及私人持有外汇的避风港。截至2015年2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大约6.16万亿美国政府债券，近年来美元在全球外汇总储备中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60%左右，而全球外汇总储备中的第二大货币欧元占比仅为20%左右。

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认为缺少国家政权作为后盾的价值符号无法作为世界货币履行职能，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是决定一种货币能否履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关键。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前，美元的价值可以由其可兑换的黄金量的价值来衡量。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信用货币不再和“天然的世界货币”挂钩，作为不具有内在劳动价值的信用货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是什么便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也将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借鉴与教训。

壹丨文献综述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是一种货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的关键，1931年英镑在放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后，三个月内对黄金的价值下跌三分之一。那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价格猛烈上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为何美元依然可以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维持超中心地位？主流经济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从经济和政治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主流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开放流动的金融市场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币值，同时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自我强化。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到地方性的货币及度量衡体系相互竞争直至一种体系通过规模经济被其他体系接受而失败者被抛弃为止。因此，国际货币通常依托于一个大规模且有竞争力，并且具有深远的贸易和金融纽带的经济体。英镑作为主流国际货币时，英国就是当时的工商业霸主，并且在伦敦建立了全球最大最杰出的金融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则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生产大国，并伴随跨国企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建立起了深入、流动、多样的金融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者看来，大型经济体和开放流动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吸引力从而使国际市场参与者更多地持有本国货币。首先，大规模的经济体通常都具备一个包含本币的外汇交易市场。虽然建设外汇交易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成本，但一旦建立起了外汇交易市场，边际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随着外汇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平均交易成本还会趋于减少。小型经济体由于规模过小难以建立有效、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因此媒介货币往往产生于主要的大型经济体。其次，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给国际参与者提供深入且流动性强的证券二级市场，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快速建立或清算大量的货币资产而不必担心资产损失。此外，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为想要借贷、投资或套期保值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提供广泛的辅助性服务，吸引更多的海外业务。

而稳定的币值则是支撑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作为重要的贮藏手段，国际货币必须被认为是未来价值稳定的，如果一种货币的通货膨胀严重将会导致其购买力下降，持有风险增加。另一方面，稳定的币值对于该种货币行使交换媒介的职能也有着重要影响，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一种货币要想作为交换媒介就必须同时具备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而美元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正是因为美元具备长期稳定性，有一种“安全港”的说法，即与其他地方相比，钱在美国更安全，即便在2007—2012年的金融危机时，美元依旧保持强势，这使得全世界更多的资本涌向美元而不是逃离它。

在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新自由主义学者将美元国际地位进一步的自我强化归因于网络效应。从需求侧来讲，随着网络的扩大，美元流动性将会增强，在贸易中更容易达成交易，而流动性的提升又会吸引更多人加入这一网络，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循环。从供给侧来讲，网络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减少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平均等待时间，使得做市商可以减少资金储备量。在需求供给双方的共同作用以及更低的交易成本下，这一货币相较于它的竞争者会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一旦一种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占有了决定性的地位，由于高额转换成本的存在，其自然垄断地位将很难被撼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强调核心国家之所以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并保持霸权地位是因为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将边缘国家纳入了全球金融体系。英国在黄金本位时代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后布雷顿森林时期的作用都是由于金融化加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霸权之所以得以保存，不再取决于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优势，因为这一优势很早就受到国际竞争的持续威胁，而是依赖于美国一流的金融市场和跨国银行。1979年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货币和放宽金融管制运动蓬勃展开，重塑了美国金融权力，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由于美元霸权事实上是美国霸权的金融支柱，因此国际关系学者也分析了影响美元霸权的政治因素，并产生了货币权力论、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国内政治因素论等主要观点。

货币权力论认为国际货币权力的存在源于国际经济失衡，由于货币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货币发行国可以利用“货币权力”最大化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所以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家会使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获取和维护本国在货币国际化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国际冲突和博弈成为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在于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由一个国家创立，并且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说，“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吉尔平指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国家要承担为全球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保证国际资本流向潜在的借方、维持国际汇率稳定、承担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责任、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必要时与他国分享市场资源等职责。从国家利益来看，霸权国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获得的利益远超其他国家。但要成为霸权国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并且还要有成为霸权国的意愿。

罗伯特·基欧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由于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时滞”，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霸权国家主导创建的国际机制同时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在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中仍然能够发挥独立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陷入困境，美国霸权开始衰落。基欧汉的理论认为，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改进和新制度的创建是维护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虽然国际货币发行国能够通过货币国际化获得面值租金、降低外汇风险和交易成本，但也要承担放开汇率和利率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成本。通过构建以部门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国内政治因素论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分配效应集中于贸易和金融部门，这两大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和企业内部性质将决定其对货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考察与衡量，从而影响国内经济部门对货币国际化的支持力度。最终，这两大部门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自身的市场行为和游说政府等方式影响本国货币国际化进程。艾伦·弗兰克（Ellen Frank）指出美国的跨国银行和工业企业就是现有金融秩序即金融开放和国际资金自由流动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如果进行货币限制，这些跨国企业就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美国政府出于国内利益的考虑，一定会维持、发展本国开放和自由流动的金融市场并且威胁、贿赂或胁迫其他国家一同维持美国的企业、经济力量及货币霸权。

虽然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影响美元霸权维持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但从日元、马克、欧元和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即便实现了较大的经济总量，建立了开放、流动的金融市场，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币值并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实力和推进货币国际化的意愿，美元的国际地位也难以撼动。从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使用美元、持有美元资本既不是各国出于经济利益自愿选择的共赢结果，也不是纯粹通过国际制度和军事力量达成的“共识”。要想探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我们必须从世界货币的本质出发。

贰丨世界货币与购买力垄断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与在国内流通的货币不同，“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市场上，由于没有国家政权作为后盾，货币的概念和存在方式都变为一般商品，失去了其特殊的民族形式，“它不仅代表价值，同时就是价值”，从而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货币。金银可以作为世界货币是因为金银在任何一种形式中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金银可以按照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商品交换，是一种特殊商品，可以重新变为奢侈品原料，可以作为贮藏货币，可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可以重新变为任何民族铸币形式。但价值符号并不是这样，“价值符号只有在它被认为是这种符号的地方才是符号，只有在国家政权为它做后盾的地方，它才被认为是这种符号”。可见，美元作为以政府税收作为抵押、纯粹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信用货币并不是天然的世界货币。

作为价值符号的信用货币的职能在于为流通手段量提供弹性，因此在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黄金可以被信用货币替代，但作为价值尺度和货币标准的只能是商品货币。而美元本身却并不像黄金等商品货币一样具备内在的劳动价值。那么在价值并不产生于被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下美元为什么可以作为世界货币？

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看，法国调节学派、邓肯·弗利（Duncan Foley）、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等认为货币并非必须是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理论不应建立在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货币之上，而应建立在信用货币之上。弗利认为，一种特定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货币形式演变的一个阶段。货币职能以国家信用的形式转移到虚拟资本上的这一发展建立在马克思的信用形式和不可兑换的纸币形式的基础之上。我们依然可以从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式和劳动剥削这一剩余价值的起源来分析基于不可兑换的国家信用货币的货币体系。由于国家信用是与生产出来的商品进行交换的，那么将其视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冲突。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也认为“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内涵在于其拥有对购买力的垄断，其垄断地位来自于价值形式的发展，而不是价值的本质。

从货币代表抽象社会劳动的角度来看，贝洛菲奥里（Bellofiore）认为货币是抽象劳动的制度性代表，即本质上货币是一种象征符号，并证明了计价单位本质上是生产流通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意识的产物。苏珊·布朗霍夫、利皮耶茨等法国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如果说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代表了一种对价值的预承认，那么相应地，中央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则代表了一种对私人劳动价值的非直接社会预承认。

因此，虽然美元作为信用货币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劳动价值，但如果它拥有对购买力的垄断并能够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从而可以购买劳动力或与其他包含劳动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换，其价值便可以由购买力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在美国国内，美元对购买力的垄断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美联储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维持美元购买力稳定。但在世界范围内，美元的价值并非天生就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因而美元并不像黄金一样天然就是世界货币，只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的一种替代品，履行世界货币的职能。正如苏珊·布朗霍夫所说，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元是世界货币，其基准地位需要来自其他竞争国家的共同承认。

显然其他国家对美元基准地位的承认并不是因为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是对其最有利的选择，而是因为美元在与黄金脱钩后本质上成为了一种资本，通过建立国家间的剥削和不平等发展关系实现了美元霸权，使其他国家被纳入美元霸权体系并客观上不得不帮助美国维持美元的基准地位。

但建立这样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并不能完全依靠武力，因为使用武力的成本高并且易遭到反抗，难以长期维持。沃勒斯坦描述了霸权和帝国主义的区别：霸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一概念表述客观物质力量和道德—政治观念之间的联合，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中，则是结构和超结构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之下，主导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存在的一种糅合了服从和一致的意识形态，使因为对生产的支配地位而取得的权力被合理化了。”可见，美国首先要取得对国际生产结构的支配地位才能建立并维持霸权。

叁丨国际化的生产结构

战后欧洲、日本及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力迅速崛起，福特主义生产体系遇到危机，美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遭到破坏，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优势被不断缩小，别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断替代美国产品，美国对全球商品关系的控制力下降。通过图1、图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战后明显落后于日本、德国、法国等国，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198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反超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这些国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美国生产的商品被大量取代，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但随着新福特主义、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生产过程和经营策略体现出国际化的特征。而生产过程和经营策略的国际化正是美国得以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全球商品体系主导地位的关键。

生产过程和经营策略的国际化使得美国垄断竞争企业发展成跨国公司，在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中，产品设计、机器设备制造等技术环节大多在美国国内完成，制造环节则由建立在有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完成，产品生产完成后再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国外市场进行销售。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并雇佣海外廉价劳动力，美国跨国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大大提高，这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内部的国际商品流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生产规模，提升了美国企业实际控制的国际贸易份额。据估计，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贸易额超过美国贸易额五倍，同时美国商品贸易中的35%为企业内部贸易。

跨国公司网络的发展对美国二战后的商品关系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美国实际控制的国际商品流动超过美国贸易额所能反映的国际商品流动。美国通过控制资本和核心技术环节也控制了生产体系国际化下的商品关系。以跨国公司体系和跨国投资银行的发展为基础，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关系也得以强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达的金融体系又吸引了更多对美元金融工具的需求。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跨国公司网络的发展成为美元资本国际流动的需求根源。虽然受到来自G7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世界500强中的美国跨国公司在1980年代从49%降至33%，但到2001年，这一比重又上升到57%。美国跨国银行占全球100大国际银行资本的比例虽然从1974年的21%降至1991年的8%，但到2001年又上升至16%。通过图3可以看出，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收益1982年以后持续上升，尤其是2000年后，直接投资收益额增长近四倍，迅速增长的直接投资收益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扩张。在美国国内经济空虚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美国国内经济疲软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美元地位的下降。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使用美元持有国内和国际交易盈余并进行借贷、放贷、结算、清偿债务、接受付款等业务，随着跨国公司数量增多、规模增大、影响力增强，基于美元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得以巩固。

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及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还受到美国政府强大的外部支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压倒性政治权力降低了美元主导的资本关系的政治风险。

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其他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也不断发展，但对于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国际资本市场上美元融资成本低、风险低，各国又普遍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交易，因而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得不使用美元进行融资交易。

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一个有海外子公司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循环进行基于本国货币M*的价值增殖：M*-C-M*′。此外，由于初始借款的货币形式可能是霸权货币M$，完整的循环最后还要回到霸权货币，如果霸权货币的购买力或投资收益比新兴国家本国货币强，则转换回霸权货币可以带来进一步的价值增殖，即：M$-M*-C-M*′- M$′。如此一来，使用美元也有利于提高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金融投机的增长以及随之产生的闲置储备的增长产生了对美元金融工具的大量需求。由于欠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较低，本国实体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低，货币常常供应不足，价值疲软，因此欠发达国家闲置储备增长过后往往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金融投机，美国金融系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深入且流动性强的证券二级市场，其可以通过购买流动性强的生息资产来进行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为想要借贷、投资或套期保值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提供广泛的辅助性服务。因此，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也吸引了对美元金融工具的大量需求。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信贷等金融渠道投放美元，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商品服务等贸易渠道回流美元不同，随着国际生产结构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主要依靠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投放美元，通过其他国家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回流美元。由于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净负债持续增大，美元霸权似乎难以为继。但事实上，国际生产结构中分工领域的“中心—外围”体系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也具备了依附性，这种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结构基础。

肆丨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

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统一的、动态的非对称体系，由于中心和外围国家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由于现代经济以货币金融权力为核心，货币金融权力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实力，而经济和政治实力又以国际分工和收入分配格局为基础，因而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心—外围”格局是高度吻合的，美国在不平等的商品和资本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货币金融领域的“中心—外围”结构。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拥有超中心地位，由于缺乏对美国的约束机制，美国可以通过美元霸权、石油霸权、粮食霸权的联动及对制造业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控制享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消费品和原材料，并通过向其他国家发行金融产品得到其他国家官方或私人流入的融资支撑其经常账户赤字并为私人企业提供廉价的资金。

外围国家则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以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层是以东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是以拉美国家和地区、中东国家和地区等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对美元的依附性越强。

对于以欧洲等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和美国一样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并且将一部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分工体系上和美国一样处于中心地位，因此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保持国际收支结构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不大，对美国私人投资较多，得以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政府持有的美元现金和美元资产较少，对美国的依附程度较低。但是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不及美国，美国在美元霸权下又同时具备石油霸权和粮食霸权，在地缘、军事和币缘力量上可以压制这些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虽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国际化程度更高，但从原料进口、产品加工到金融服务都无法实现完全本币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无法占据中心地位，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美元。

对于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制造业基本处于“微笑曲线”低端，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些国家只能通过出口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获得收益，同时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因而为了使低附加值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价格优势，这些国家倾向于对美国维持本币低估，保持对美贸易顺差以获得美元收入。在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这些政府为了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又将其投资于美国国债，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对美国双重依赖的情况下，即便美国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存在泡沫风险，为了不使本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并失去美国这一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在货币金融政策上不得不配合美国，为美国经济融资，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对于美元的依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此外，由于美国依靠美元定价和地缘控制掌握有石油霸权，依靠美元定价和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掌握了粮食霸权，美元霸权、石油霸权和粮食霸权的联动作用使得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货币市场以及粮食消费均处于美元霸权的控制之下。

对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脆弱、军事实力落后，美国不仅拥有这些初级产品的定价权，在地缘上也控制着这些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倾向于选择美元作为货币锚，采取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的美元也以购买各类金融资产的形式回流美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也会进一步加深这种不平等性，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基本处于完全依附美元的地位。

因此，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的依附程度逐层递增。拉玛·瓦苏德万（Ramaa Vasudevan）指出，与列宁的传统帝国主义模式不同，当代霸权与霸权国家的净资本流入（而不是流出）有关。在“世界货币”依赖于霸权国家的货币负债并采取信用货币这一“虚拟资本”形式的情况下，核心发达国家可以摆脱外部约束，而外围国家将面临更多债务、通货紧缩以及金融脆弱性的风险。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汇率和美元利息影响全球资本的国际流动。当美元升值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会上升，债务国不得不背上更重的债务负担，甚至需要出售本国资产以偿付债务。当美元贬值时，美元资产储备国的财富将面临缩水。美元降息时，美元资本将外逃至新兴发展中国家，以产业资本或生息资本的形式汲取其他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当美元升息时，美元资本将携带瓜分到得的剩余价值返回美国，增加美国国内资本规模和国家财富。

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实体经济领域、货币金融领域、政治领域均有极高的利益关联，这种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依赖于美国在国际生产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依赖于美国使用的多种超经济手段。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但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并未完全解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以及石油领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国际组织和机制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由于加入这些组织需要遵守其组织规则，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加入了这些组织，因而美国事实上可以通过制定组织规则干预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这就为维护美元霸权、打压其他国家货币提供了重要的超经济手段。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特别提款权”中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的比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美元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军事手段也是维持这一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使用军事手段最频繁的国家。一方面，美国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控制着石油产油国，掌握着石油霸权；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美国也经常采用军事威胁手段对其进行打压，以获取经济、政治上的妥协。

这些超经济手段虽然并不是美元霸权的决定性因素，但使其他国家脱离这一体系存在高额成本，因而通过与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相配合，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美元霸权的衰落。

伍丨结论

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其内生的不稳定性，随着美国实体经济衰落，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在长期可能被动摇。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讲，虽然其脱离美元霸权难度和成本都很高，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依附美元的潜在风险。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越多，制造业及金融业对美国的依附程度越高；经济体量越大，去美元霸权化的决心就会越强。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在国际商品关系和国际资本关系中占据主导权才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拥有话语权，因此其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过程不能仅仅依靠金融货币体系的开放和自由化，而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同时，通过美元霸权的国际化路径可以看出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只有参与国际机制游戏规则的制定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清除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在现有国际机制下，美国制定并主导着游戏规则，因此，区域合作便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合作范围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有可能产生可以与现有体制机制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力量。

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协商与合作组织，提出了通过成员之间的本币互换、本币结算、互买债券等机制降低对美元依赖度的构想。这一系列措施都旨在提高区域内贸易中的成员本币的使用比例，提升本币区域化程度、降低区域内贸易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平衡外汇储备，稳定汇率，降低金融危机风险。

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国家等纷纷采取货币国际化战略挑战美元一极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欧元已经在外汇交易和国际储备中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货币，欧元2000年以来在外汇交易中占比维持在30%~40%，在全球外汇总储备中占比达到20%左右（美元为60%左右）。自2007年以来，我国也开始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结算试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本币结算协议、开放金融市场等举措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但正如上文所述，外围国家脱离美元霸权体系的难度和成本都非常大，面临诸多两难困境。在缺乏外来冲击的情况下，美元霸权体系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下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充满挑战。

【金梦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