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瑾：从工人阶级角度看美国经济与政策

美国经济为大多数美国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吗？每天的股票指数、每月的就业报告，甚至每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值，所有这此指标都不能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美国劳工状况》（第12版）一书在详实的数据基础上给出的结论是：毫无贡献。这当然不是因为经济在总体上毫无建树，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本来可以大幅度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着增加所有人的财富，按照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增长与贫困率降低同步的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本可以消灭贫困。然而，对于大多数的美国家庭而言，过去的10年（2000-2010年）是失去的十年。而在此前的20多年，他们已经经历了工资增长停滞和收入增长缓慢的困境。这样的趋势之所以得以延续，主要归因于经济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最富有和最有权势阶级利益服务，所以普遍的繁荣不可能出现。因此，该书的中心观点是政策驱动的不平等阻碍了中低收入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改善。鉴于该书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较全面的汇编和分析，笔者拟对这本书展开解读，并辅之以其他的一些研究分析，以展现当前美国劳工状况，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原因，并厘清对一些错误观点的认识。

一、经济的重大失败

在研究近几十年美国人收入发展变化的时候必须关注三个方面：一是2008年大萧条对美国人收入的巨大影响，以及有可能对下一个十年收入增长的后续影响；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这一事实是否被普遍认同；三是面对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的状况如何，而他们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力地说明了美国经济对于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所做出的贡献。

（一）2000-2010年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和收入增长停滞

人们并不轻易使用“失去的十年”这样的字眼。在经济学上，它代表着复

杂和悲伤的历史。它曾被用于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悲惨经济状况。后来，又被用于指称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日本的表现，由于资产市场泡沫破灭，日本经济经历了超过十年的步履蹒跚。而今，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失去的十年”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发生：收入最高的人群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人群的数量在扩大，中等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在经济上失去的10年中，工资和收入的增长令人悲观。与2000年相比，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尽管提高了22%，但是典型的工薪阶层每小时所得与2000年相差无几，2010年家庭平均收入比2000年降低了6%。尽管2007年12月的大衰退重创了工资和收入，但是工资和收入停滞增长的发生时间可以往前追溯到2001年的经济衰退。由于当年衰退之后的复苏乏力，不仅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的小时工资和报酬收入都没有实现增长，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年之久，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从数据上看，2000-2007年家庭平均收入下跌了6%，典型的工薪家庭2007年的收入一直没有达到2000年的阶段顶峰，而大萧条的爆发让他们的收入更是大幅缩水。2007-2010年，工薪家庭收入从68，893美元减少到63，967美元，下降了7.1%。因此，自21世纪初以来，主要的生活水平指标（比如平均收入和工资）都表现出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尽管2012年中期的经济指标好于二三年前，但自2007年大衰退延续至今的高失业率已经使成千上万美国人陷于低收入和经济贫困之中。

普遍认为美国的失业率将在数年内维持高位，这意味着用平均工资和收入这样的主要指标来衡量，美国人将面临另一个失去的十年。如果高失业率持续存在，那么2018年20%的中间家庭收入仍将低于2000年和2007年水平。这是一场被低估的经济灾难。【在统计收入分配时，所有家庭根据其总收入多少被平均五等分，每五分之一代表总家庭的20%。如果收入在家庭间是平均分配的，那么每五分之一家庭将占有总收入的20%。不平均是指在收入分配中每五分之一家庭占有超过或低于20%的总收入。在美国，中产阶级是指收入分配中居于中间60%的家庭。】

（二）1979-2007年工资、收入和财富差距急剧拉大

1979-2007年期间的大部分年份，大多数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落后于整体平均增长，因为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被处于收入阶梯上层的小部分人所占有。

不平等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工资、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首先，工资收入出现分化，向最富有的工薪阶层集中。1979-2007年，最富有的1%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了156.2%，而底层的90%只增长了16.7%。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失业率往往与工资强劲增长与贫困降低相伴随。一旦失业率提高，处于底层工人的工资回落得最快。因此，在21世纪初疲软的经济形势下，贫困率降低的势头被逆转。2007年大萧条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了贫困率的急速提高，从2007年的12.5%上升到2010年的15.1%，2010年有四千六百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次，收入差距拉大。1979-2007年，如果计算基于市场的现金收入（指收入中不包括税收效应、社会保障等政府转移收入和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等各种福利），59.8%的增长收入被纳税单位中最顶层的1%所分享，而底层的90%只占有8.6%的份额。非市场收入（税收和转移支付）根本不足以弥补市场收入集中所造成的不平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加剧了总收入的不平等。比如，1979年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净效应增加了居于底层20%家庭37.2%的总收入，而到了2007年该比例仅达到28.3%。1979-2007年，如果计算包括了政府转移支付和雇主提供福利的总收入，1%的最富有家庭占有了增长收入的38.3%，超过了90%家庭占有的36.9%的比例。在同一时间段，1%最富有家庭的总收入增长了240.5%，20%的中间家庭只增长了19.2%，而20%的底层家庭仅增长了10.8%。第三，财富差距拉大。2010年，最富有1%家庭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35.4%，远远高于底层90%家庭所占有的23.3%的份额。1983-2010年，增长财富的38.3%被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囊中，74.2%被最富有的5%家庭所占有。而同一时期，底层的60%家庭则遭遇了财富的下降。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从1983年的73,000美元下降2010年的57,000美元，下降了22%。2007年18.6%的家庭其财富呈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25%，而黑人家庭的比例高达40%。2009年，黑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只有2200美元，只有白人家庭（97900美元）的2%，差距悬殊。

（三）1979-2011年经济流动性降低和种族性别不平等加剧

如果一个人的初始状态对他的未来存在着重大影响，那就表明经济的流动性差（低）。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美国人可以在收入或财富阶梯上自由地流动，那么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将不至于那么严重。这种观点正是美国梦的核心：不论你来自何方，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取得成功。然而，梦想并没有照亮现实。与充满机会的美国梦相比，现实中的流动性——在不同经济阶层间的移动——受到多得多的限制。在经合组织17个国家中，美国的流动性仅排名第13位，高于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智利和英国等，远远落后于丹麦、挪威、荷兰和加拿大等。在经济阶梯上，大多数美国人的起终点是相同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孩子。比如，61%的居于底部20%家庭和52.2%的居于顶部20%家庭在十年之后仍然处在相同的位置。此外，84.3%的居于底部20%家庭经过十年之后仍处于底部40%家庭的位置。一项研究显示，如果父亲属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居于底部20%），那么他们孩子中的三分之二（66.7%）在成年后仍处于收入分配中底部40%的位置，只有18.1%的人口上升至居于顶部40%的位置。这种几代人间相对位置的固化表明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富有成年人的几率是相当低的。由于经济流动性变得静止甚至下降，美国日益严峻的收入两极分化将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

流动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出生在贫困家庭（收入居于底层20%）的孩子，如果获得大学学历，那么仅有16%的人在成年后仍处于低收入状态；如果没有获得大学学历，那么就有将近一半（45%）的人在成年后仍处于低收入状态。这表明教育是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需要提醒的是，这也说明那种反对机会不平等、赞成结果不平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平等的结果会导致不平等的机会，而机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结果的不平等。最富有家庭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资本所有权收入（包括利息、分红、资本收益等）的掌控。1979-2007年，最富有1%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由9.6%上升到20.0%，提高了10.4个百分点，而如果没有资本收入的提高，这个比例仅为7.0%。这表明对于最富有1%家庭而言，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份额增加是来源于资本收入，这就形成了富人间资本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良性循环累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孩子也获得多得多的良好教育，享有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源，以及更健全的医疗保障。

从种族和民族角度显示的数据进一步表明，少数民族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收入急剧恶化。“美国”是一个不仅在阶级方面，而且在种族和性别方面都存在差异甚至不平等的国家。1979—2011年，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失业率远高于白人。1992年，恰值黑人白人财富最为平等的年份，黑人家庭财富也仅达到白人的16.8%。而到了2010年——在经过房产泡沫破灭摧毁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不动产价值（是财富的主要形态）之后——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财富仅相当于白人的5%。处于次底部20%的黑人孩子有将近2/3（62.9%）在成年后仍处于原来位置，而白人孩子的比例只有1/3（32.3%）。在非洲裔美国孩子中，超过1/3（34.1%）在成年后从原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变为贫困家庭，而白人孩子的比例仅为15.6%。

对若干劳动市场的分析表明，男女收入差距已经减小，但这主要归因于妇女收入的提高，部分原因在于男子收入的显着降低。自1973年以来，男女在平均小时工资方面的差距已经减少一半。2011年，女性的平均小时工资是男性的84%，而1973年这一比例为63.1%。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男性平均工资的大幅降低。然而，在某些方面男女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2011年，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小时工资为24.31美元，比男性大学毕业生少7.5美元（低24%），而1979年，女性大学毕业生工资只比男性少3美元（低11%）。在养老金和健康保险覆盖率方面男女差距近年来已大幅缩小，但这主要是由于女性覆盖率不变的情况下男性的覆盖率大幅下降。

二、政策的重大失败

（一）危机的发生是由政策引起

与21世纪初美国1%与99%的尖锐对立相比，美国民众十分怀念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代。当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同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但自1979年以来，工人的所得并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小时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而增长。1979—2011年，生产率提高了69%，但平均小时报酬（包括工资和津贴）只增长了7%。1979—2007年，20%的中间家庭收入尽管实现了增长，但年均0.6%的增长率不仅远远落后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家庭平均增长率，也逊色于在此之前的增长速度。1947—1979年，20%的中间家庭现金收入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是1979—2007年期间的四倍。1979—2007年，如果这些20%中间家庭的收入能够按照所有家庭的平均速度增长，那么2007年他们的收入将增加18，897美元，比2007年的实际水平高出27个百分点。

如果以是否让广大中产阶级分享到经济好处以及是否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作为标准来判断过去30年美国经济的表现，那么只能给出“经济重大失败”的答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为最富有和最具政治权势的群体利益服务，经济增长的好处被有效地从普通美国家庭转移到最富有家庭，因此是政策措施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这些措施包括：降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率、放松产业监管、取消最低工资、取消保护工人权益的集体谈判权、对资产泡沫袖手旁观等。卡车运输业、通讯业、航空业等产业去管制政策和私有化政策也使中产阶级工人的工资面临下行压力；同时金融部门的去管制化——政府不再提供监管、私人利益可以追逐更高风险——为在经济领域原本就占据优势的集团提供了攫取更大经济增长好处的有利机会。金融部门不断提高的报酬以及倾向于管理人员报酬的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最富有阶层工资的提高和最富有1%人口收入的膨胀。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大幅下降为金融部门提供了冒风险的动力，也有利于最富有阶层税后收入的增长。2009年，前400个最富有家庭19.9%的收入用于缴纳联邦个人所得税，而1995年这一比率曾达到30%。据计算，如果2009年联邦个人所得税率保持在1995年的水平，那么，这些家庭当年必须多缴纳80亿美元的所得税（见表1）。此外，美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社会项目投入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6.2%，其他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为21.3%。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的安全网（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制度）在降低贫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小的。21世纪初美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降低了9.7%的贫困率，而其他发达国家为17.4%。

表1：1992—2009年美国前400个最富有家庭所缴纳个人所得税占总收入的比率  单位：%

数据来源：Bruce Bartlett. As Income Inequality Grows, Some Movement at the Top and Bottom. New York Times. June 19, 2012

1979年以后，美国所施行的这些经济政策毫无疑问有利于工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向富人倾斜，然而对于经济的提振却没有任何帮助，甚至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此前30年的。经济政策措施不仅降低了增长速度，还使得美国经济在面对大萧条的危险时不堪一击。比如，在21世纪的头五年，面对乏力的经济增长，去管制化的金融部门通过制造房产泡沫来提振经济，这其中潜藏着房屋价格终将下跌的巨大风险。随着房产泡沫破灭，房产需求急剧跌落、家庭房屋财富大幅缩水，这种经济的脆弱性已发展为一场经济灾难。因此，除非美国经济政策采取重大的转向，更公平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出现。

（二）没有持续实施刺激需求的政策是错误的

2006年6月至2009年6月，房价跌落了大约30%，美国房产财富大约消失了70000亿美元。根据有关房屋财富效应的研究文献，每一美元房屋财富创造出大约6-8美分的年度消费支出。所以，消失的70000亿美元房屋财富导致大约5000亿美元消费支出的缩减。此外，随着房屋价格跌落，原来过度发展的住宅建设部门的活动（比如新房屋和建筑物的建造）也停滞，由此消失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需求。不仅如此，大幅下降的消费支出和住宅建设需求的冲击迅速向外传导。随着客户需求的枯竭，公司不再投资于新厂房和新设备，整体商业投资趋于萧条。当税收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时候，州和地方政府倾向于削减项目，解雇雇员，并且提高政府收入，而这进一步抑制了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加重了衰退。2007年的大萧条由个人支出和需求不足所引起的负面冲击在大多数人看来远甚于1929年大萧条。

总之，大萧条表现出的是一次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衰退，它是由总需求不足引起，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

消费崩溃的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设计出合适的政策措施从理论上看并非难事：通过全方位的宏观政策刺激支出，可以修复因房价暴跌导致的需求不足。不幸的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大多的宏观政策习惯于只考虑到某一方面的刺激。尤其是，多年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只需要美联储降低短期利率，给长期的房屋和工业利率带来下行压力，这样，就会刺激家庭和企业的借贷和支出以购买新房屋和投资新设备。但是，2008年末，当利率甚至下降到零的时候，失业也达到了历史相应最高点，2008年12至2009年4月的6个月间，平均每个月失去了大约74万工作岗位。这样大规模失业潮的迅速缓解并最终停止要归因于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ARRA）的施行，以及联邦预算“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推行累进税、实行社会经济安全网计划，以保证家庭可支配收入不会随着市场收入的下降而降低。

专家们普遍认同问题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政策应运用各种方法刺激需求。然而，ARRA法案的支持力度在2010年下半年开始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随之减缓。针对大萧条的政策措施确实有效缓解了经济的大衰退，但远未达到使经济完全复苏的程度。2011年末，失业率还停留在8.5%高位，这三年衰退期的失业率接近或者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失业率的最高点。2012年末，政策制定者还只是在谈论降低失业率的必要性，而不是付诸有效的努力，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应对衰弱的经济。面对日益提高的失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态度的危险性，因为复苏压根就没有出现。由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最终确保经济的复苏，因而各国已经丧失了几十年的增长机会。在过去的20年中，日本已经损失了累计数百亿美元的潜在产出。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除少数年份外，德国的经济运行一直低于潜在水平，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的过度厌恶。因此，借鉴这些经验教训，美国的政策体系必须聚焦于刺激需求，才能真正解决近几十年来由政策不当导致的诸多挑战。

（三）政策失败的根源

为什么政策主要是为那些最富有阶层服务？导致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失败”政策是如何形成的？核心的命题在于权力，最根本的是由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不平等，导致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权力，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为恢复其下降的利润，资本通过建立后福特制主义弹性专业化生产方式，增强对劳动的斗争。一方面以全球模块化生产网络为基础，压缩全球化空间距离，以使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原始积累的穿越。与此同时，产生核心劳动力与边缘劳动力的分化以及资本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主宰着产业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转移，加速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工厂，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服务产业的可贸易化，使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这些控制市场的少数大公司向全球扩张，导致它们经济和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强化了雇佣劳动关系的统治地位，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几乎完全被它们控制的媒体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宣传体系，在国内，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资本的文化，劳动者被不断地强化这样的认识：政府除了为资本强大的破坏力让路外，别无选择；穷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结果，无可奈何。在国际上，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被到处贩卖，为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扫清了思想和制度上的障碍。

三、对二种观点的批判

（一）中等收入家庭是否取得可观的收入增长

尽管人们就收入差距拉大几乎已达成普遍认识，但仍有部分研究提出，如果考虑实物福利（比如医疗保健）和政府转移支付，那么1979年以来中等收入家庭仍然取得可观的收入增长。该研究综合测量了包括雇主福利和政府转移的总收入，结果显示1979-2007年20%中间家庭的收入增长了19.1%。但19.1%的累积增长率（年均增长0.6%）并不表明美国私有经济的运行是有效或者公平，并且为中等收入家庭做出了应有贡献。

首先，假设收入差距没有加剧，平均总收入累积增长率应达到51.4%，20%中间家庭的收入如果依此比例增长，2007年年收入应比现在高出18,897美元。其次，20%中间家庭收入年增长0.6%的比率远低于1947-1979年期间2.4%的增长率。再次，1979-2007年期间收入增长的53.6%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这反映出的是美国社会保险计划的成就——刺激增长和提供经济保障——而不是私有经济更有效或更公平的表现。更次，20%中间家庭收入增长的6.1%应归功于家庭劳动者获得的更高收入，而这主要不是由于小时工资的提高，而是因为持续提高了工作时间。在这个期间美国家庭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327个小时，有孩子的家庭甚至增加了577个小时。此外，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进入被雇佣者行列也促成了家庭收入的提高。如果考虑到更多工作时间所消耗的成本，就不可能把收入的提高等同于生活水平的改善。在过去几十年中，20%中间家庭在努力谋求教育程度的提高（1979年，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拥有大学学历或更高学历的工人所占比重为14.5%，2007年达到22.3%，增长了50%以上），但结果却是小时工资增长的停滞不前。最后，综合收入这一数据指标在技术上存在缺陷，因为这一指标只是计算了雇主和政府日益增加的健康支出，而忽视大部分的增长收入已经被过度的医疗保障膨胀所吞噬的事实。如果考虑到日益提高的医疗保障成本，那么20%中间家庭19.1%的总收入增长要扣减三分之一。总之，如果剔除医疗保险支出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工作时间增加这些因素——它们尽管促成了收入的增长，但并不能说明私有经济为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那么中产阶级在1979-2007年收入只是增长了4.9%。而这个期间，超过90%的平均年工资增长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5—2000年，年收入的增长主要是来源于小时工资的提高，而不是工作时间的增加）。如果没有这段时间劳动市场的真正健康发展，那么30年间的劳动市场对于美国家庭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

（二）市场经济是否不可避免地产生收入差距扩大

美国经济发展的二段历史表明，市场经济与收入差距拉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与1979-2007年相比，1947-1979年的经济发展更迅速，家庭收入增长更快，平等程度更高。1949-1979年，20%底层家庭收入年均增长2.5%，与之相比，5%最富有家庭年均增长1.9%。而在1979-2007年，20%底层家庭收入的年均增长为0，而5%最富有家庭为2%（见图1）。

有人把中低收入工人和家庭的悲惨境遇和收入差距扩大归因于大的、无形的力量，比如技术变革。这种观点隐含着二层意思：一是人们对于改变经济增长好处被富人占有的现状无能为力；二是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分配仅是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的副作用，尤其是劳动市场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

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确实可以驱动经济发展，但绝不意味着美国私有经济尤其是劳动市场已经运行得十分成功和公平，以致无须做出任何改变。比如劳动市场制度（包括工会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在不过度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能够增强中低收入工人的谈判能力，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经济安全。工会不仅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工人的工资，也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一项研究显示，男性工资不平等的三分之一和女性工资不平等的五分之一是由于工人联合的降低造成的。因此，在美国经济中，对工会力量的削弱以及降低工会参与率导致了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

哪些经济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得到庇护，哪些不需要？哪些得益应是政策目标优先考虑的？哪些声音是在公司治理的讨论中需要倾听的？在过去三十年中，所有政策总是倾向于公司利益以及少部分富人们，由此导致美国不平等的加剧及经济发展的乏力。因此，美国的政策必须做出选择，阶级和社会的权力必须做出改变。

【黄瑾，经济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2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