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 邓琴林 |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聚焦于新中国“一五时期”后毛泽东的艰难探索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何言说改革开放，既关乎中国政治的大局，也关乎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的历史评价和历史观。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尤其要反对由“两个三十年”相互对立的错误史观而引导的历史虚无主义。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而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性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经验，仅仅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着眼于历史与文献，考察开始于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践的反思，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与经验，较为全面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与经验的历史缘起，从而确立起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的应有历史地位。

一、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努力探索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中国是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然而，由于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与基于经验的理性认识，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过度模仿，甚至在许多方面简单地“照搬照套”，由此引发许多不适应中国国情甚至背离社会主义应有价值的制度、政策与实际做法。因此，改革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后的一种改进性的必然选择。

这种选择的实际提出，一开始是以批评对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出现的。其中重要的推动性因素与地方部分省市领导不满中央实行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束缚各地积极性有关，但明确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并由此引导出积极性、建设性因素的，主要来自于毛泽东。

毛泽东批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开始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1953年初，他针对正在探索中的农业合作化指出：“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在谈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他认为，苏联那种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的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我们现在的办法，付给资本家利润，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对于各级领导机制，毛泽东更是认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向来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苏联的“一长制”。认为“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野心家的非法活动”。集中反映和概括他这一时期对待苏联经验的基本思想是：“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只有从国情实际和社会主义的应有基本价值出发，学习外国经验才不会迷失方向。

较为全面反思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开始于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氛围。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在国际上，捅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篓子，也揭开了苏联模式问题的“盖子”。让我们党内的同志，尤其是党内拥有决策权的高级干部看到，苏联也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对于苏联的经验，既要有好坏的评价，也要有是否适合国情的考量。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长期受到国际列强欺凌的落后国家，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旧中国跪着苟且偷生的历史毕竟太长了，要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家的发展问题，许多人还显得自信不够和经验缺乏。因此，借鉴延安经验，发动一次批评“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主义”的教育，以解除广大干部的思想桎梏，在毛泽东看来，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举措。为此，毛泽东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明确指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基本估计是：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卫生工作也搬，……商业搬得少些……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2）分析产生这一教条主义倾向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教条主义，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第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它们。”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这实际上指出，新中国的诞生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使人们确立起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外国人面前，依然觉得事事不如人，出现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正是这种“精神上受到压力”的体现。第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他还指出，“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3）提出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探索。毛泽东认为，切实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历史，他指出：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

这段论述，有别于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性否定，而是明确提出了积极性的主张：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需要认真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严肃而伟大的历史性课题。

（4）为更有效地推动马列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为内容的“第二次结合”，帮助党内自觉地告别“教条主义”，1956年6月，中共中央重印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三篇力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并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文件指出，学习是“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等。

毛泽东的上述努力，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为先导，倡导思想解放，明确提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要求等，为紧接着改革既有的经济体制机制的探索和实践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二、明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

总体而言，毛泽东所要进行的体制机制改革，目的是消除在教条主义浓重氛围下，过度“模仿”甚至“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形成的体制弊病，在于促进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在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既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又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而促进各种创新与创造，促进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早日实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大提高。因此，这种改革是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探索，而不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

同时，这一“改革”是一种自觉的探索性实践。“改革”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以至于毛泽东把它与“建设”并列，作为标示党所面临的两大基本任务的重要用语。他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又说，“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这种用词，正是他对于“改革”认识的高度自觉性的体现。

从实际的历史过程看，毛泽东当时发起的改革，可以说，关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广泛领域。包括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诸多领域，也包括与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教育领域、医疗卫生领域等等，甚至可以说，它蕴涵着再造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深远意义。这里主要围绕经济建设领域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以“虚君共和”为思路，努力破解“中央集权过多”的体制难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的重要特征，就是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这种集权体制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包括为破解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扼杀，需要形成便于社会动员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和机制。借助这种体制和机制，苏联实现了经济建设和国家科技实力的跨越性发展，但也引发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体制方面的利弊，毛泽东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吸收苏联模式的优势，对于中国这样刚刚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多民族大国，不仅是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维护国家政制统一所必须的，也是实现经济上跨越性发展所必须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在吸取这种优势的同时，有效地克服它的弊病，进而创造出能够激发“两个积极性”的体制和机制。

在这一问题的思考上，毛泽东有一段富有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的论述：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因此，他的基本认识是：“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又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虚君共和”由此成为毛泽东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的概括性形象表达。

这一构想的基本思想，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基于利益对立之间的博弈，而是基于国家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相互促进型的权力配置。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两个方面不是彼此对立，也不能顾此失彼，而是要相互协同，合理配置，以达到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快更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他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并认为，“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后来当改革受到来自于中央有关部门的障碍时，毛泽东一再强调，“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面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这些论述，具体地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的基本思路和鲜明特点。

（2）提出改革“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强调“企业自治权”的重要性。“虚君共和”的改革思路，主要属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问题，对于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而要激活经济发展的活力，从根本上还需要进行另一种类型的改革，这就是政府向企业赋权的改革。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其中聚焦的是所谓“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说：“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该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针对当时由于反对高岗对党搞独立王国，党内普遍忌惮于独立性问题的偏差，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后来，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出“企业自治权”的概念。他说：“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对于企业的管理，既涉及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更涉及企业是否被赋予“自治权”等问题。按照他当时的说法，就是所谓“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他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例指出，“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对于“企业自治权”，他的表述是：“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并说，“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又说：“我们管经济工作的，有许多级。实际办事的，只有在工厂里的同志们，其他人没有实际去做，是在纸面上工作。这个问题很大。”因此，企业如果没有必要的独立权能，以及基于这种独立性所要求的体制机制，不仅会助长政府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更会窒息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毛泽东的这种思考沿着如何才能激发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内生力的方向，虽然它没有达到要赋予企业独立法人地位的地步，但它的展示，打开了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重要维度。

（3）提出改变“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的要求。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一般而言，任何制度下，政府始终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消除经济发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克服资本主义经济那种依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去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更多地借助政府的有形之手，对经济发展施以更加直接的干预。然而，直接导致毛泽东提出改变“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要求的，主要是国家在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后，经济管理上重新出现过于强势的行政干预。包括中央政府过多地收回前一阶段试行“虚君共和”改革过程中下放于地方的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管理权，以及其他不按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行政强制。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提出，首先针对工业交通行业。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关于刚刚结束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情况的汇报。他明确要求：“要学会按照经济办法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并指出：“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不像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他还就商业的发展指出：“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照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地、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这些说法，集中强调的是改变“按行政方式管理经济的办法”，“要学会按照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可以说，这是经历过经济理论的思考以及经济发展的顺利与挫折后，毛泽东得出的重要经验。在稍后的1964年9月6日，他在与王任重谈论有关计划和经济工作时，还提出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的要求。他说：“十五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大家要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这里说的“革命”，至少应该包括毛泽东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内容。

（4）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括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批评有些经济学家和领导干部在商品生产问题上“左得要命”。毛泽东指出，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又说，“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实际上就是把“商品生产”作为“工具化”处理而使其脱离意识形态的敏感性。

第二，强调中国所处的阶段仍是商品生产十分落后的阶段。他说：“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指1957年——引者注）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粮，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以便引导人民增加生产的总量，提高生产的商品率。

第三，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才能满足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针对当时盛行的反对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商品生产的论调，特别指出，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个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会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总之，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国家的建设才能加快步伐，人民的需要才能不断提升和得到满足，民众才能富足安康，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巩固。

上述列举的四个问题，尽管各具所指，各有侧重，然而，都可以归结为向下赋权，以激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原生动力的问题。这种把握的精准性和实践意义，可以从它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改革的主要突破口而得到历史的证明。

三、努力探索向世界尤其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可能性

新中国继承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复兴梦想，把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国家的重要目标。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精神等，都是落后萎靡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能是：既坚定不移地提振民族主体性，又努力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与文化。这是毛泽东对于新中国与世界关系把握的两个基本点，也是新中国处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基本遵循。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保持香港既有状态的同时，通过艰难的谈判，打破“雅尔塔”会议对于中国主权的不公正对待，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旅顺口海军基地和大连自由港的管制权，并争取到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力援助。香港既有状态的保持，为后来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至于向西方国家开放，留下重要的窗口。对苏谈判的成功，则在宣示新中国主权独立的同时，直接搭建了吸纳外国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与人才等援助的平台。

有人指责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搞自我封闭，主要是指当时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开放渠道不畅。但如果仔细回顾历史的话，这种指责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学习先进文化等问题，不仅从来没有模糊过，而且坚持不失时机、用心用力。

新中国初期，国家在对西方大国的外交上，曾经有过“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策略，有意识地暂缓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但那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为了清除国家由原来的半殖民地状况遗留下来的西方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对于国家内外事务的羁绊，创造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全新政治环境的积极举措。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结束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新中国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就开始在接受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和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努力探索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开放的可能性。

1954年8月毛泽东利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机会，阐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与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平等关系，以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期待。他在回答客人关于中国能不能与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问题时指出，中国不仅不排斥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而且还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和平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国对于和平共处的追求是真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的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因此，“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能够“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世界各国就可以“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彼此联系，和平通商。这可以说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向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发出的重要外交信号。

随着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寻求向西方国家开放的愿望更加迫切和自觉。他在《论十大关系》中，不仅讲到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验，而且系统地讲到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与科学经验的问题。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的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这一年的八月底，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原稿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毛泽东特别增写了“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这一修改可以看做是力图突破既往国际经济交往的狭窄范围，使之变成与世界上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球性交往的努力。

依据于这种自觉的认识，毛泽东几乎不失时机地与各类西方人士探讨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1956年4月10日，他利用接受丹麦首任驻华大使格瑞杰生递交国书的机会，特别强调：

【“中国地方大，力量并不强。……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1956年9月27日，在与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的客人谈到改进产品质量管理时，他指出

【“我们的质量还不好，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要提高质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奖；要成本低，质量就不高。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东西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又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1956年9月29日，毛泽东借会见比利时国会代表团的机会，直接提出引进比利时技术装备的要求。他说，

【“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客人：

【“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这种努力寻找与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努力，在后来中国与苏联合作关系破裂时，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当时陈伯达说到国际上修正主义对我们搞经济封锁时，毛泽东特别讲了日本向中国出口重要工业产品和设备的事：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碕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除了积极探索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外，毛泽东还曾经与周恩来探讨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可能性。就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第二天的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交谈中强调：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毛泽东上述思想，也许到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平常稀松事。但如果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那个苏联模式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它的意义和价值就需要给予足够的估量。至少，那种以改革开放为标尺，把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对立起来的观点就难以成立了。

在思想上确认必须积极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毛泽东在实践上也努力克服困难，尤其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不断活跃对外合作与交流。从统计数据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不断成长的。建国初期，国家只与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到1983年，与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70多个。进出口额也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407亿美元。增长了近35倍，平均每年递增11.4%。高于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巴西等国家。1962年，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

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也仍在不断行进。尤其在渡过“文革”最混乱时期后的19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贸和技术装备引进等工作，出现了重要的突破。这里仅举三例：（1）成功地实施对外技术装备引进的“四三方案”，实际执行为51.4亿美元。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4套大型化纤、3套石油化工、10套烷基苯、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型电站的设备，还有武钢的1.7米轧机等等。这些设备到1982年全面投产，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的重要物质条件；（2）为推动产品出口，1957年开始，国家在广州创设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度举行。时至今日，“广交会”依然作为全球性的贸易品牌而深受世界关注。为了支持国家对外贸易，全国各地都建有一批出口生产基地，对外贸易额大幅度提升。其中包括在国际上收购棉花，加工成布以后出口等。贵州的《湄潭县志》记载，为了出口，积极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建制茶厂，有“全木红茶生产线机具以及各种出口红茶、绿茶包装箱（盒、袋）”。下面是一段记载“红茶出口包装箱”的文字：“20世纪70年代，湄潭茶厂有木工60余人，他们除了修理木制机具外还负责制作红茶出口包装箱，几十个工人每天做的包装箱供不应求。”可见当时外贸出口确实非常活跃；（3）1973～1974利用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国家动用外汇储备，购进了600吨黄金，形成了共和国史上黄金储备的一个高峰。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国家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增长，哪有可能积累巨额外汇和用汇购进大量黄金呢？

当然，不论就其体量、构成、质量和水平等方面，当时国家的对外经贸与技术装备引进及其他方面的国际经贸合作，都是无法与改革开放时期相比拟的。但不论如何，以“封闭僵化”去标定当年毛泽东领导下的奋斗历史，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这个说法，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那个时代的特定背景和共和国领袖们带领全国人民艰难创业的理解。

四、主要特点与后续影响

任何改革都是发生于改变现状的要求。提出对既有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并非始自于中国。然而，由毛泽东提出的改革探索，确实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突出特点，它的实际历史影响也没有随着毛泽东去世而终结，反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资源和重要推动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于毛泽东改革思想的理解，有必要继续讨论毛泽东改革探索的主要特点和后续影响问题。

第一，关于毛泽东探索的主要特点。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问题的探索，是基于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自觉追求而展开的。因此，他的探索具有以下突出特点：（1）坚持社会主义的鲜明底色。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经常批评党内某些高级干部“好行小惠”却“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所以，难以得到大的收益。他甚至认为，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之于中国意义的信念坚如磐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整个社会制度系统。尽管这个公有制有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对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否定。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都决定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他还特别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还决定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不是广大劳动者在少数人管理下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而是劳动者实际地参与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真正的民主权利。可以说，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诸多根本性内涵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清晰的、也是自觉的。因此，对于他来说，不论是改革还是开放，目的都在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它的冲击与消解。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和抑制各种可能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瓦解的企图，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与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助对于各种妨碍调动各级各方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旗帜鲜明地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大力发展，持续推动国家的对外经贸发展，倡导学习“国外一切国家的好经验”，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等等。但对于他来说，两者各自只能分属于“纲”与“目”而绝对不能混淆，其关系也只能是“纲举目张”。他期待着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去解放被禁锢的思想，从而切实有效地实施改革和扩大对外交流，从而使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之间在社会主义的主导下和谐配置，去成就“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完成“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答卷。

（2）致力于激活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纵观毛泽东对于改革的观点，重要的聚焦点在于如何充分调动各级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最想改革的就是新中国建构起来的具有高度集权的体制机制。

对于集权与分权的评价，需要因时因地而异。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大国，有人曾经以“一盘散沙”去标定它的状态。中国有着长时期的中央集权制的传统。新中国要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体制，也需要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所有这些，都是影响新中国体制机制选择的重要因素。然而，最糟糕的政治思维就是永远处于“非此即彼”的极端之中。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转换集权与分权的两极性思维为“统筹兼顾”的思维，建立起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之间相得益彰的新体制与机制。从理论上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内部有着不同的利益主体，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具有其他制度所难以比拟的一致关联性。所以，处理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应执持“零和博弈”的竞争性思维，完全可以通过毛泽东特别倡导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去达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得益彰”的积极结果。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改革既有集权性体制的基本根据。

鉴于既有体制具有高度集权的特征，以及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对于这种体制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认同，毛泽东为改革选择的基本思路是强化“向下赋权”。具体而言，即：1）以“虚君共和”为号召，在强化中央向地方赋权的前提下，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2）在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路下，强调赋予企业“自治权”，重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应有关系。尽管这种改革思路，在毛泽东在世时，不见得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其基本取向是通过以“向下赋权”的方式去平衡既有的集权关系，重构起一个超越基于博弈性思维之上的集权—分权模式的新体制机制，力图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都能较好地发挥积极性，以达到更快更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种构想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建构中国新的权力体系的非常值得思考和探索的路向。而且就“向下赋权”的改革探索而言，它自觉地运用列宁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实际上就是致力于激活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一种努力。这也是一种构建社会持续良性发展的积极探索。

（3）坚守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主体的自觉、自主与自为性质的重要表征。新中国一诞生，毛泽东就宣示着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这是新中国不再跪地苟且偷生的豪迈誓言。然而，中国要真正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不是一个响亮的宣示就能实现的。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时，就指出了我们国家有着过多的“贾桂”式人物和心态，在外国人面前自觉矮人三分，精神萎靡不振。这是一种必须改变而又难以很快改变的消极精神状态。毛泽东自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几乎就以一种非常清醒的态度去看待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痛心于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与耻辱，也从不妄自菲薄，更不崇洋媚外。谈论中国的落后，即使面对外国客人，他也从来都坦言不讳。但对国家、文化和人民，他永远充满着自豪与热爱。对于国家的主权与利益，他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维护者和扞卫者。这样的中国历史观，决定着他既反对“贾桂”，也反对“阿Q”，坚持在追求中国社会主义的自主发展的大道上，坦荡探索，自信前行。

这种追求，鲜明地体现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新中国在建立之初，虽然奉行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差别原则，但它绝不以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交易。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发展期待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支持。但也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亲临苏联，不折不挠地从斯大林那里争回了中东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海军基地的管理权。后来他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关于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立联合舰队等这类可能危害中国主权的企图。这实际上向世界宣示：谁也不要指望新中国会吞下任何损害国家独立和根本利益的苦果。

这种追求还体现在改革与对外经济合作上。他一方面强调要借鉴世界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发展经济的好经验，积极探索由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中国设计工厂，提供装备，教会我们的工人使用等可能性；另一方面坚信中国人民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它一定会被引导和发挥出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最伟大的现实力量。因此，在概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他的表述是：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这实际是一条在独立自主基础上整合国际资源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种追求又一鲜明的体现，是在他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关系问题上。他坦荡地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但是，如果“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尤其要注意，“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批判地吸收”它“有用的成分”，使它与中国的东西“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从而“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要善于研究和整理中国的东西，目的在于在自己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在这里，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是贯穿于文化交流的鲜活灵魂。

上述三个特点共同构成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基本底色。这一底色鲜明地传递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昂扬、坚定、凛然大气的政治风貌。本着这种精神，任何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只能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关于改革和对外开放探索中的重要思想内容。

第二，关于毛泽东探索的后续影响。毛泽东的探索开始于国家处在苏联模式严重束缚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岁月。其改革的具体指向就是新中国初期，尤其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国家体制与机制。其开放的探索则是寻找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何以才能在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主体性的前提下，有效吸收“先发性”现代化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些探索，有些内容也许仅仅属于思想火花而不是系统的成熟思想；有些思想虽然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主要还停留于先知先觉者的思想、谈话中而没有为多数人，尤其没有为与毛泽东一道工作的高层领导同志所认识和认同；有些思想虽然已经有一定的推广基础，但也还没有被转变为可以实施和推广程度的政策；有些内容本身也许就存在着明显的历史痕迹与局限；有些思想则可能早已被实践所超越等等。但总体上看，把毛泽东的探索看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的先声，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些探索深刻地影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甚至许多思想直接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资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在阐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的经济工作的第二部分中，其基本指导思想，总体上与毛泽东的探索息息相关。

（1）《公报》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采取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这就是：“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里不论是对《论十大关系》作用的肯定，还是对“改革开放”的表述，无论其思想，还是表述，都体现出对毛泽东探索的直接接续。

（2）《公报》在对我国既有经济管理体制弊病进行揭露时指出：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管理，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这里所揭示的这种管理体制弊病，主要的内容都属于毛泽东多年反复批评的问题，而它所展望的改革措施，大多也体现出对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不能以行政的办法来管理经济的思想的接续。

我们还可以看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内容。邓小平这篇讲话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被誉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涉及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一些列重要问题。其中，在中国何以需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其逻辑与毛泽东当年的探索一脉相承。

与毛泽东推动改革从“反对教条主义”开始的做法相仿，邓小平推动党的中心工作的转变是以倡导党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引领。两者具体所指显然是不同的，但批评对象都指向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行为。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可见，恢复党的思想路线都是他们推进变革的破冰手段。

“讲话”在论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问题时，特别讲到要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我国有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与更多的自主权。”又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撇开关于“经济民主”概念的具体内涵，邓小平所谈论的也是关于经济管理权力下放，也即向下“赋权”的问题，不论分析问题的逻辑，还是语言的使用，都与毛泽东探索的内容高度一致。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还有一个关于官僚主义及其克服办法的论述。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了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联系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历史实际，邓小平这段论述最令人感慨的是：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的改革思想与基本逻辑，终于在他去世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后的邓小平那里，被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旗帜而华丽出场，并由此谱写出一个全新的历史华章。在许多场合，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一再表达：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在世时制定的，我们是把毛主席想做而来不及做，或者想做但没做好的事情做起来。中国共产党终究是珍惜和继承、发展着前人艰难开拓与探索的积极成果的。

进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是高度自觉地维护党在新中国建立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习近平明确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有人把这一论述概括为“两个三十年互不对立”，但它更为积极的意义应该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种鲜明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全面继承党领导人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研究。察网（www.cwzg.cn）摘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