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垄断资本积累逻辑中的美国对华“贸易争端”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政府即提出“新经济战略”，以美国国内制造业发展为核心，强调重振美国国内实体经济;2016年夏，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同年冬，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2018年初美国祭出保护主义的大旗对中国发起贸易挑战，随之制裁中兴通讯。6月15日，美国不顾之前两国的谈判承诺，强势宣布针对涉及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当即做出采取对等报复性关税措施的决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式升级为“贸易争端”;美国同时把大棒挥向墨西哥、印度、土耳其等，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和加拿大等国，让世界强烈地感受到了美国搅动“逆全球化”寒流的巨大冲击。

针对美、英主导并且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行动，学界做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几个基本认识。包群、苏立君、刘志彪等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角度分析认为，全球化进程最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又极不平衡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造成了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并承受着相应的中低端失业压力。佟家栋、谢丹阳和李向阳等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指出，虽然全球化总体上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全球收入水平，但是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针对“逆全球化”的政策讨论方面，黄群慧、刘至彪和金碚等针对中美之间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矛盾，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提出重塑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向高端转型发展。通过深化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技术创新，将我国的工业从中低价值链环节提升到高端价值链环节，以抵御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的高端挤压。佟家栋和刘程基于全球化带来的失衡结果，提出加强国内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及社会保障等，以平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对冲全球化的风险。包群则认为这种公共品的提供并不限于国内，从国际的角度，贸易规则的标准化建设及基础设施平台的打造对于市场的扩大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不可或缺，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相应的投融资平台的搭建意义重大。[1]

对于当前中国所遭遇的“贸易争端”，固然应该从中美之间的产业结构失衡这个直接冲突点出发研究，但是如果一味将目光局限于具体表象，难免一叶障目，不利于对问题的本质做出正确研判，不仅可能引起应对策略趋于片面，而且可能导致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出现偏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而不局限于“就事论事”。本文基于资本积累规律，结合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属性和金融化特征，讨论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爆发的经济根源，并得出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警示意义。

二、国际垄断资本的积累矛盾与制造业产能过剩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国内生产效率快速提高，但是，随着市场化及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在资本积累规律作用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挤压和遏制，这从当前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集中体现出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一方面垄断资本不断强化资本积聚、集中力量推动生产技术的创新，资本有机构成加速提高，其结果便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却趋于下降;但是同时，垄断资本凭借其在生产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支配地位，获得了抵消利润率下降的手段———价格垄断，使工业品物价水平进入“上涨”的惯性通道。由此，也使垄断资本主义面临一个新的矛盾：垄断组织强大的资本控制能力所推动的空前生产规模，面对僵硬、刚性的垄断价格，难以成比例地被社会消费需求所吸收，大众福利水平的提高幅度低于社会生产力增长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垄断削弱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产能淘汰机制压制到最低。这两方面相互作用，使得过剩生产能力的累积成为垄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

“资本饱和———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问题———成为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2]而生产能力的过剩，反过来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长期不振，如此，消费需求的低迷与投资需求的疲软，进一步推高失业，最终形成一个“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垄断高价格—需求抑制—过剩—失业”的怪圈。

虽然194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缓和了积累矛盾，但是，政府干预并没有摆脱垄断资本积累的怪圈。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代表的美国，“政府支出的增长伴随着长期的联邦赤字……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晚期，这些赤字被认为已经导致了货币供给的稳步增长以及通货膨胀”。[3]20世纪60年代晚期，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双重过剩开始席卷资本主义世界。“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实际资本利润率下降了43.5%，七国经济集团制造业部门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也下降了大约25%，……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制造业产能过剩”。[4]

随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70年代前后发生资本主义繁荣的“世界转移效应”：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终结，德国和日本凭借更新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崛起的同时，其所创造的新生产能力也加剧了过剩产能增长，世界范围的积累困境最终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倒向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并开始将这种模式向全球扩散。

三、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矛盾的激化：收入从劳动向资本转移

(一)新自由主义

198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美国及北欧兴起。新自由主义把当时的“滞胀”归因于国家干预过度，因而强调发挥私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并据此实施了包括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税、国有企业私营化、放松金融管制、削弱工会、限制工资增长、削减政府支出等在内的政策措施。在发达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帮助它们摆脱了“滞胀”的困扰。

但是，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是以大公司和大富豪为利益中心的制度设置，严重削弱了劳动者阶层的谈判能力，其本质是在积累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维护垄断资本的利润率。

据James Crotty研究，产业工人，包括80%最低收入层的平均小时工资，从1947年到1973年年均增长率是2.3%，但是1999年的实际增长率比1979年低了4.5%，20世纪90年代只有1998年的平均小时工资超过了1989年。1979到1997年，美国的真实GDP上涨了67%，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但绝大多数美国工人，包括一般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却经历了工资的下降或者停滞。全职工人的工资中值在1979-1997年下降了5.5%，其中妇女真实工资中位数(中值)上涨，反映了妇女劳动的市场机会增加，但其涨幅不到7%，而男性的实际工资中位数(中值)在同一时期竟然下降了15%。[5]德国人Petra Dünhaupt从金融化对收入分配角度进行研究，发现OECD国家当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芬兰、日本及新西兰在内，其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期间都是缩小的。他通过对其中13个资本主义国家1986—2007年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民收入中工资分配份额的减少与非金融部门红利和利息支出的增加存在着相关性。[6]

这种收入向资本的转移，加剧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在1977年到1989年间，70%以上的收入进入最富有的1%的家庭。1980-1989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增加了88%，而中等收入家庭保持不变。……总之，美国工业企业近年利润丰厚，主要因为他们能把收入从劳动转移到资本，国民收入的利润份额达到了新高”。[7]

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在美国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1973年大约在15.5%左右，在此后的27年的时间内，它却一直在增加，2000年达到20.8%，创下了20世纪的最高记录;从1973年到1995年，美国贫困率一度从22.4%下降到11.1%，但是此后，美国的贫困率又开始上升到了13.8%，2000年的贫困率也还略高于1973年的水平，达到了11.3%左右。从1980年到2000年，私人部门员工实际报酬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在这20年间，劳动生产率(GDP/每小时)以年均1.4%的速度增加(1999-2000年达到了1.5%)。这个速度差不多是从1948年到1969年生产率平均增速2.65%的一半，也只是从1890年到1980年间2.3%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60%左右。可见，这一阶段，美国富人和公司所有者的财富增加，恰恰是以工人和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而并不是来自美国经济的增长。[8]

(二)金融化

为了抵抗生产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力量，发达资本主义不仅推行新自由主义，而且同时转向金融化，即资本尽量逃避与生产性经济部门捆绑在一起，而以投机性金融活动作为主导。科斯达斯·拉帕维察斯基于美国、英国和德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总结了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结构。第一，大工商业资本的金融化。垄断企业拥有充足的留存利润为自己的投资进行融资，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日渐疏离，并且投身于金融投机获取金融利润。第二，银行不再依靠向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提供贷款获取利润，而是转向一方面为个人和家庭提供金融服务和交易，一方面致力于在金融市场进行纯粹金融投机交易寻求利润。第三，家庭卷入规范的金融系统运行之中，购买并拥有金融资产。[9]

金融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首先，通过“金融征收”加强了劳动剥削。“直接从个人收入中抽取金融利润构成了金融征收(financial expropriation)”。[10]在社会保障逐渐减弱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收入水平长期处于徘徊甚至下降趋势，工人阶层获取教育、求学和养老等基本生活需求时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支付手段，因而不得不卷入银行信贷关系之中。与银行从对企业的贷款中获取利息收入不同，银行从为个人提供信贷所获取的利息收入与任何生产过程无关，与剩余价值创造无关，这种金融征收不光以利息的方式还以各种服务费的方式由银行收取，其本质是银行资本对劳动力价值的侵蚀，降低了可变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变相提高了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由于在信息、权力等方面占据优势，银行与个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有利于银行的，“虽然没有直接的生产领域的剥削模式，但是二者之间存在霸权与附属关系，金融征收强化了它们之间的不对等”。[11]

其次，金融化将个人消费资金纳入到金融投机系统之中，使贫富分化加剧。自我强化增殖的金融化体系，使得金融投机普遍渗透到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生活之中，对股票、债券和房产等资产的投机性买卖代替了投资性购买和持有，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日益沦为转移他人财富的手段。受大金融资本操控的资产交易往往使投入其中的工人家庭的工资和薪水成为“韭菜”。

最后，金融化使剩余价值不仅更多地向非劳动者阶层转移，而且也更加明显地由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1966年之前的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与金融部门利润率非常接近，基本在10%左右;此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呈不断下降趋势而金融部门利润率则持续上升，到2010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下降至6%，金融部门利润率则上升至16%，金融部门利润率比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高出2.7倍。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持续下降和金融部门利润率的显着上升之间存在显着相关性，且这种背离关系仍在逐年加大。[12]新自由主义时期较资本主义前一个时期的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就是资本利润率与积累率之间的落差不断扩大。非金融部门可用于积累的利润份额不断减少，主要在于利润显着地从生产资本循环向金融循环转移，再投入积累的利润占税后利润的比率在新自由主义阶段低于先前阶段：1948—1979年平均为0.61，而1980—2007年则为0.43。由于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负担愈来愈重，而利息率则呈现迅速上升的态势，同时以金融部门规模的空前扩大为印证，可以看出利润向金融部门转移的基本情况。[13]

可见，金融化积累体制是符合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安排。

四、以国际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及积累条件的恶化

(一)全球化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使得垄断资本通过加强对劳动的占有，虽然满足了自身的利润率要求，但是同时也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内收入差距拉大，国内消费需求相对收缩，过剩问题非但没有根本解决，反而出现加剧趋势。显然，垄断资本积累的难题已经无法仅仅通过加强对本国劳动的掠夺得到有效缓解，这构成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使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发掘其利润源泉的经济根据。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美国财政部和拉美国家等的代表参加，制定并达成“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主张是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14]“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指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的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15]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华盛顿共识”逐渐成为全球意识。

以国际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全球化，一方面，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融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系统，巨额投资和发达市场，使新兴国家的经济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及兼并收购所构建的全球性资本化系统，本质上是围绕国际垄断产业资本和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而构筑的，其根本动力在于满足垄断资本攫取垄断利润实现资本积累。2011年7月，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复杂系统”理论学家通过对由全球3700万家公司以及投资方组成的数据库的分析，得出结论：在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位居核心的是1318家公司，平均每家公司与另外的20家公司通过相互参股，以股权共享的形式成为全球最大规模上市公司及制造业的所有者，由此控制了全球经济利润的60%以上，其中以金融机构为主的147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财富的40%。[16]

全球化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及能源、原材料被纳入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由此进入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全球产业链;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所有权，控制着研发、设计、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就业增长则聚集在产业链的原材料供应、制造等环节，处于价值链低端。可见，全球化，不仅降低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为国际垄断资本创造了直接利用廉价资源和实施国际劳动剥削的机会，为其在本国生产中已经逼仄的利润空间发掘了低成本平台，而且也为国际垄断资本培育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新兴市场。因此，伴随着全球化，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甚至全球蔓延。

综上所述，发达资本主义内部持续走低的利润率迫使其产业资本不得不“出走”———当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经过初级循环和次级循环，其积累潜力几乎发掘殆尽难以为继之时，必然转入三级循环，即从空间上拓展资本主义生产以创造积累来源。可见，国际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构成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根本原因;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角度看，其数亿劳动力创造的巨额剩余价值被国际垄断资本所占有，而且承担了资本化的生产对资源和环境过度消耗的巨大外溢成本，因此，发展中市场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就业增加，同样是国际垄断资本运动的结果，并不是美国所谓的“不公平”国际贸易使然。

(二)技术垄断及其国际剥削导致相对需求不足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前沿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构成的传统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构成的高科技产业及高端服务业，随之，传统的市场垄断及价格垄断被技术垄断所代替———跨国公司拥有数量巨大的知识产权，如美国专利的75%—85%被美国跨国公司所拥有;高通公司拥有1400多项CDMA技术专利，垄断着全球约70%左右的3G专利。跨国公司内部化技术转移占全球技术引进的80%左右;跨国公司在华内部技术转让电子行业占95.64%，机械行业占82.44%，轻工行业占100%。[17]

与传统垄断对效率的阻碍作用不同，技术垄断使企业因为高额技术垄断利润而获得了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技术垄断因为高附加值特征而存在巨大利润潜力，也因为高投入成本而带来更大风险，由此产生了新的垄断载体———技术合作垄断联盟，其为了强化其对关键技术的持续掌控能力，回避技术入股的对外投资模式，同时，为了利用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摈弃了全程参与的经营模式，而代之以“归核化”战略，即把加工制造等非核心业务外包或者出售给发展中国家，腾挪出资金和力量致力于技术研发和设计等核心业务，由此，不仅实现了技术“封锁”，保证其“永久”占据产业链最高端，而且还能在国际化供应链的其他环节采取所谓“多供应商相互竞争与制衡”策略，在原材料采购以及产品制造等低端价值链环节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这说明，全球化也符合技术垄断性跨国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7万家，拥有约85万家海外分支机构。它们控制了全球生产总值的40%到50%，国际贸易的50%到60%，新技术与新工艺的80%，国际技术贸易的90%，产品研究和开发的80%到90%，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90%。[18]

围绕技术垄断，跨国公司以知识产权和商标专利保护法律为保障，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国际垄断企业控制了全世界80%的专利和技术转让及绝大部分国际知名商标”，[19]借此使发展中国家为购买其产品和服务支付垄断高价，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更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全球绝对技术优势的美、英、日、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维护技术垄断竞争力越来越显示出国家政策意图。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开始放松对技术垄断的管制。美国政府多年来一再诟病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中国以“市场换技术”对外开放政策遭到西方国家抵制。2018年3月美国悍然威胁对中兴通讯提出芯片断供，正是西方国家维护技术垄断政策、国家利益至上战略的典型体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科技创新，推动着社会生产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提高的供给能力必然要求有效需求的相应增长，而发达国家自身的人口规模加之巨大的分配差距，显然早已经不能满足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生产能力的需求，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离不开全球市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收入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大多数人口的有效需求徘徊在很低的水平。多年来跨国公司的垄断高价又强化了其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剥削，扩大了全球收入差距，导致与加速发展的高新技术及其财富创造能力相比，全球市场规模趋于相对缩小。因此，技术垄断不仅有悖于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类福利水平的目标，更不利于产能的充分利用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客观上加深了积累矛盾。

(三)美元霸权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垄断引起世界金融不稳定及国际金融掠夺

当代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金融垄断。一方面美元拥有包括石油、粮食等在内的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奠定了其准世界货币地位;另一方面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质上属于无价值的信用货币。

第一，美国依仗自己在国际上的金融垄断地位，发起汇率战甚至金融战转嫁本国经济危机，掠夺他国财富。1985年，美国为了从日本手中夺回市场以缓和其制造业危机，联合英、德、法三国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的签署带来长达10年之久的美元贬值成为美国制造业暂时复苏的重要因素;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是从日本手中夺回市场，美国制造业也难以避免利润率上涨趋势戛然而止的困境，1995年，美、日、德三国共同签订旨在使日元贬值的协议，与十年前迫使日元升值刚好相反，因此称“反广场协议”，它本质上是美国利用金融化而展开的金融掠夺战术。这次美元升值使得美国得到了外部充实的资金，配合以内部宽松的信贷，二者共同造就了低廉的资本、飙升的股价、增加的债务以及疯长的消费，日本则承受了所谓“抛售日本”的资本外逃后果。

第二，美元霸权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附属金融化”及金融不稳定的传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表现为持有巨额美元外汇。美元并没有财富价值的兑换承诺，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了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并陷入两难，在维持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为了避免本国货币升值影响产品出口，基础货币的供应不得不与美元储备挂钩，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实施信用收缩，则利率升高引起汇率升值，从而失去出口竞争力，导致增长缓慢。总之，美元准世界货币的作用加上美国政府政策(美国主导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政策框架)驱动，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信用政策处于被动附属地位，并引起这些国家的金融不稳定，科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将这种现象总结为“附属金融化”：“美元作为准世界货币，是过去四十年全球金融化扩张的非常重要的发展。但是，美元的世界作用存在矛盾和不稳定性，不仅影响价值的国际转移，而且引导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20]

基于美元的准世界货币属性，很多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其汇率随着美元的变化而变化，由此，一方面美元汇率的变动直接使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发生与美国同方向的变化;另一方面，美元霸权及金融垄断很容易诱使发展中国家跟随美国进行金融自由化，美元汇率变动会导致这些国家短期投机资金的快速进出，引起金融震荡。因为金融化意味着其金融运动并不以扶持实业为目的，而是通过在世界范围的投机操作获取投机利润，而且由此极易给金融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金融冲击。比如，1995年“反广场协议”之后，美元汇率上升带动东亚地区货币升值，东亚地区通货升值产生了和美国一样的效果，也吸引了大量投机资金，境外资本(特别是短期境外资金)不断涌入东南亚各国。1996全球新兴市场资金一年流入总额增加至2450亿美元，与90年代初不超过500亿美元形成鲜明落差，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吸纳了5成资金。[21]国际热钱的涌入和着东亚各国信用的放松，最终使其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样无法逃避股市、地产及建筑业的过热膨胀，成为金融危机的推手。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控制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贸易依赖性及资金短缺的弱点趁火打劫实施债务掠夺。比如，依靠少数几种初级产品出口取得外汇的拉美国家，在利息率偏低的情况下从西方垄断资本那里获取了大量贷款。一旦经济不景气，不光西方国家的需求减少，而且它们还会有意压价、抛售，使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普遍下降，致使拉美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加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拉美债务并削减了其清偿能力;而同时，美国出于抑制通货膨胀等考虑，将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高了约一倍，欧洲利率也随之提高，致使拉美国家支付的利息增加了一倍。“1977年到1987年的10年期间，拉美国家的债务额增长了3倍，而利息支出额却增加了9倍。”[22]显然，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密切相关。

(四)金融化系统内生的自我强化机制抑制潜在供给水平

第一，金融化使拥有资金实力的大企业分心于金融投机业务，势必在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减少企业在实业发展领域的投入。大公司的“金融化”已经影响到了它的内部组织，并对其长期投资战略产生负面影响。[23]

第二，金融化削弱了新技术及劳动组织形式的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从1980年代开始至今，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低增长水平。1987年罗伯特·索洛说，“你可以到处都看到计算机时代，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他这句讽刺被称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索洛悖论”。随着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退出，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推手。由于经济对服务业的依赖日益增强，而且，金融化使金融业利润率的增长来自于投机而与劳动生产率联系不大，以至于新技术部门效率的改进及其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被稀释，进而导致发达国家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总之，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下，计算机技术创新没有消除“鲍莫尔成本病”，甚至还加剧了成本上升趋势。所以，金融化及金融势力的增强对资本积累条件产生了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属性及其金融化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不断强化着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对技术进步促进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抵消效应，因而导致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都抑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及经济增长，恶化了积累条件。“从美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率的下降可以看到积累条件的恶化，美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低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低于20世纪70年代;2000—2007年间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2007年起，在自大萧条以来的最深刻危机中，经济进一步下降，使得2000—2009年间成为20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经济表现最差的十年。”[24]

五、金融危机强化了以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收入分配逻辑

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乃至全球化———所有这些垄断资本试图解决生产资本利润率下降和积累过剩的办法和途径，不但没有缓解矛盾，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积累矛盾，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挤破了金融泡沫及其掩盖的繁荣，将矛盾与冲突彻底暴露出来。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便是美国的中下劳动阶层，他们依赖金融信贷和进口的廉价工业品而在收入下降甚至失业的情况下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金融危机打破了借债消费模式，他们甚至因为抵押资产贬值而走向破产;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注入7000亿美元“救市”，事后证明，这项措施只有利于金融垄断资本，华尔街金融机构从业者的收入不降反升，而广大中低端收入人群却进一步落入失业大军;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先后四轮持续五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经济萧条效果不彰，生产性投资动力受限，在金融化作用下，新增流动性大都进入了金融系统发生空转，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并未改变总体通缩趋势，却推升了国内资产泡沫，并对新兴市场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引起后者资本市场震荡、物价波动增大、资金短期流动加剧等，总体上鼓励了投机，加剧了贫富分化。“在美国，2009年以来95%的经济复苏收益被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其中超过60%的收益流向了收入最高的0.1%人群。”[25]

2008年之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资产和收入均呈显着下降趋势，2011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49103美元，实际收入比2000年减少了4000美元;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中值则从2007年的125000美元下跌至2009年的9600美元，减少了23%;1999年以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停滞，2008年至2014年更是逐年下降;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自1977年达到近2000万的历史高峰后，不断下降，到2012年只有1200万左右。[26]

2009年失业率达到9.3%，一直到2013年还维持在7%以上。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并没有显着提高制造业对就业岗位的贡献。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制造业对GDP的直接贡献比例为11.7%，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12.3%的水平，且仍处于持续下降趋势。苏立君测算，2008年危机期间，美国制造业和金融与保险业利润率都出现下降，且后者下降更明显，但危机过后，金融与保险业利润率明显高于制造业利润率，前者2009年即达到10.33%，后面两年经过调整，2012年开始便稳定在10%以上，而制造业却从未突破10%，二者之差一般在3个百分点以上。[27]

上述事实证明，金融危机之后10年，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属性和金融化特征并没有改变，甚至经济衰退周期强化了以国际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收入分配逻辑。

“重要的节流手段出现在占公司成本2/3的项目———人力上。2009年，《财富》美国500强公司减少了82.1万个职位，降幅为排行榜历史之最，几乎占到了薪水册上总人数的3.2%。到了2009年年中，公司的产量下降，但工人减少更多。拐点出现在年中。随着雇员数下降，销售在触底之后温和反弹。扎克股票研究(Zacks Equity Research)的德克·范·迪杰克(Dirk van Dijk)说：‘利润大部分来自减少的工资额，而非销售的缓慢增长，但这两者都有所贡献。’”[28]2015年初财经媒体在报道2014年因为就业机会显着增加而“将被标记为美国人‘再就业’年”时评论说，美国并没有随着就业机会增加、失业率下降而出现工人薪资增长和通货膨胀，“工人的薪水几乎没有任何可感觉到的变化”。[29]

新兴经济体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因为需求乏力而面临困境，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就业面临巨大威胁。中国不得不出台扩张性政策，虽然短期内达到了预期的保持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却埋下了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甚至金融泡沫等潜在风险，这构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开始着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笔者强调的基本观点是，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失业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并不是中国。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以跨国公司的垄断利益为中心，依照比较优势原则构建全球产业链，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因为制造业成本相对过高而与日本、德国发生竞争关系，并与东南亚国家产生显着贸易逆差，未来这样的格局仍然会持续下去，只不过与美国发生显着贸易失衡的国家会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而变化。

六、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应以破解垄断、防止金融化为核心

迄今为止，美国发起的单边主义行为，貌似反对全球化进程，实际上美国垄断资本很清楚，其高额垄断利润的源泉在世界市场，所以美国不可能真正“退出”全球化，而是借题发挥，推行一套“美国利益优先”的新的全球化游戏规则。面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美国不愿意让中国等新兴国家获取更多的全球化收益，但是美国的垄断资本绝不放松在世界市场上的任何一块利益边际，因此，美国发起贸易争端要求中国对美国全面放开市场，却公然针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实行市场及技术保护。可见，美国所发起的贸易争端及各种“退群”行为的本质是强制建立一种维护其垄断资本利益的全球化模式。美国这样做的底气来自于其全球技术垄断和金融垄断的绝对优势地位，来自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其市场的依赖，来自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既是中美之间产业发展失衡的表现，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这次以强势姿态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对中兴公司发起芯片禁售等，甚至不惜牺牲其国内一部分农业资本及高端制造企业的短期利益，这暴露出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扭转中美贸易逆差，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一是，继续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防止中国快速发展和强大;二是，借贸易争端打开中国过去没有开放的金融保险等高端服务市场，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谋求中国市场的最大利益边界。特朗普一方面发起对华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呼吁美国国内继续放松金融管制，这也说明，美国并不介意金融化，甚至在为其垄断金融资本借助金融化获取更大利益做铺垫。

所以，中国一方面要做好策略性回应，另一方面必须紧紧抓住当代资本主义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典型垄断属性及其金融化的重要特征，吸取教训，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采取有力措施，扭转技术水平落后、金融受制于美元霸权的局面，抓住机遇夯实国家的长期竞争力提升基础。

(一)发挥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优势，加强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创新，为突破西方技术垄断奠定基础

首先，如前分析，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竞争和垄断，因此，占领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先地位必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现代科技创新，一般体现为科学技术领域基础性研究重大突破的外溢效应，即基础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基础和平台，带有显着的公共品性质。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科技研发方面存在“市场后发劣势”。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其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面对国外供应商提供的现成的高科技含量的中间产品，往往出于自身成本及风险权衡选择直接购买而放弃自行开发。美国以芯片制裁中兴事件爆发后，国内媒体爆出联想集团当年拒绝我国半导体领域院士未雨绸缪展开技术研发的建议，就说明符合企业基于竞争原则的短期行为，很可能造成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陷入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的同时对国外科技产生高度依赖性的局面。

最后，现代科学技术的系统性和复杂程度已经不能与单个的发明创造相提并论，所以，革命性的科学研究与开发活动，不仅需要相当长周期的组织，而且离不开巨额资金的投入，研发成果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科技投入具有高风险特征。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水平及企业资金规模总体上难以适应科技发展的紧迫要求。

所以，我国的科技兴国战略，必须依靠政府，还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以弥补市场不足和企业短视行为造成的效率低、供给不足等问题。只有形成政府、企业和市场三方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其各自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激励作用及优势。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在弥补市场的无序及过度功利性等方面越来越不可缺位，这与重大科技成果的公共品属性是契合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也并不是完全借助市场竞争、依靠企业的自发行为而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研发阶段曾经受到美国政府采购支持，既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又保证了产品市场。[30]

另外，作为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载体的国有企业，是我国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的主体，也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不仅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提升人民福利水平、执行国家维持经济稳定的调控政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意志等重要社会功能。做优做强国有企业的意义在于夯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并且作为民族企业的领头羊，力争尽早打破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垄断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遏制之势，是我国国有企业当下的重要责任担当。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它在经营战略和策略上更容易牺牲自身短期利益而服从国家长远发展要求之大局，这是一般非公有制企业难以做到的。

(二)尽力抵挡和避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向我国的传播和影响，确保实体经济发展壮大，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能力来决定金融开放的步伐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还有相当长的时期在高科技领域缺乏强大竞争力，保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对就业和经济增长意义重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顺应产业发展和转移的规律，努力提高科技水平，促进产品的科技创新，为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警惕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和传播。

美国政府借对华贸易争端，要求中国加快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开放。虽然我国金融业也需要引入国际竞争以提高效率，但是，必须以史为鉴，认清楚我国不仅在金融实力上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距巨大，更需要警惕的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市场化的程度都处于较低水平，面对经过了三四百年历练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必须以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决定金融开放的步伐，防止金融开放沦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掠夺我国财富甚至转嫁其国内经济危机的渠道。

近二十年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巨额美元外汇储备，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维持出口以稳定经济增长，基础货币发行不得不与美元挂钩，这不仅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也是货币超发的根源，不仅引起通货膨胀，在金融监管出现疏漏的情况下，更是引起投机过度、资产泡沫膨胀，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

归根到底，货币是财富的社会价值的代表，货币价值由社会有效供给的价值决定。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美元外汇依赖，在于提高国内有效供给水平。短期来说，应一方面致力于供给结构调整，尽可能满足国内现有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减小社会分配差距，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上发掘社会需求。长期而言，必须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收入的整体快速增长，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国内需求、提升国内有效供给，才能奠定以本国需求所决定的社会财富价值为依据发行基础货币的基础。

另外，在金融开放中，要防止发达资本主义金融化对我国的影响，严防投机，防止房地产金融化和证券市场的无序炒作进一步吞噬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确保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大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公共品供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减少消费对金融的依赖、扭转家庭负债率上升的趋势。

(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界各国打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依赖、发掘自身潜力、扩大共同市场的重要路径。中国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必须寻求更广阔的出口市场，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其需求能力有限，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平台，正好与中国所具备的工业化产能相契合，所以“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提供了中国用自己现代化的生产能力造福世界上更广人群的机会;另一方面，随着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所有参与国家的市场随之不断扩大，从而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回避缓解国际垄断资本倾轧的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从根本上打破当前资本主义垄断发展格局的伟大社会探索。资本主义世界拥有最发达的生产力，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严重制约着全球稳定和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强化资本积累的矛盾，并使得矛盾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传播到全球，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发展以及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以“互惠共赢”的发展目标替代以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发展目标，追求平等互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克服资本积累两极分化而引起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这种新型发展理念代表的是促进世界平衡发展、人类共同进步的美好未来。

注释：

[1]佟家栋、谢丹阳、包群、黄群慧、李向阳、刘志彪、金碚、余淼杰、王孝松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苏立君：《逆全球化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

[2]福斯特、麦克切尼斯：《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3]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邸晓燕、邢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4页。

[4]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王生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5]James Crotty，“Trading State-led Prosperity for Market Led Stagnation：From the Golden Age to Global Neoliberalism”，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Published Study，2000，p.5.

[6]Petra Dünhaupt，“The Effect of Financi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of Income”，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 Working Paper，no.17(2013).

[7]James Crotty，“Trading State-led Prosperity for Market Led Stagnation：From the Golden Age to Global Neoliberalism”，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Published Study，2000，p.5.

[8]罗伯特·布伦纳：《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美国1973年以来的经济史》(上)，孙宗伟、许建康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

[9]Lapavitsas，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London and New York City：Verso Books，2013.

[10]Lapavitsas，“Financialised Capitalism：Crisis and Financial Expropria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7，no.2(2009)，pp.114-148.

[11]Lapavitsas：“Financialised Capitalism：Crisis and Financial Expropria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7，no.2(2009)，pp.114-148.

[12]王永立：《美国金融部门利润率变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基于金融结构变迁视角》，《经济问题》2013年第4期。

[13]埃尔多干等：《新自由主义利润率和积累率》，陈人江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14]张宇：《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5]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6]转引自陆夏：《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态演化与技术全球垄断新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何秉孟：《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7]游保德、曾繁华：《技术垄断竞争力与中国经济转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年第4期。

[18]曾繁华、彭光映：《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垄断性利用及其启示———兼论“技术创新竞争力”新内涵》，《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9]陆夏：《当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态演化与技术全球垄断新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20]Lapavitsas，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London　and　New　York　City：Verso　Books，2013，pp.69-101.

[21]庞中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教训与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

[22]宇文健：《拉美债务危机———成因与对策》，《求是学刊》1992年第2期。

[23]参考Costas　Lapavitsas：“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Verso　Books，2013。

[24]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尼斯： 《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25]Krugman　P.，“Rich　Mans　Recovery”，New　York　Times，September，2013，转引自王婷、张晨、王娜：《货币政策的阶级性与“人民的QE”》，《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26]陈伟光、蔡伟宏：《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双向运动”理论的视角》， 《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

[27]苏立君：《逆全球化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

[28]《美国500强企业利润反弹劳动生产率飙升》，古正译，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0-07/933240.html。

[29]《美国经济哪些数据比10年前更可怕?》，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122/13450655_0.shtml。

[30]贾根良：《政府采购：美国技术创新最强大的政策工具》，http：//m.cwzg.cn/theory/201806/43045.html。

【杨慧玲，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路有，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3月第10卷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