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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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共产国际解散真如沈志华所说那么突然吗?
1943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渡过了它童年期,成长为威武雄壮的现代性大党。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成果已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观念在党内形成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此时它已经站在了民族的最前沿,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精神上的领导者,连它的敌人也无法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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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高华之流是在用阴暗心理揣测延安整风
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大体一致,部分抑制了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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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张杨后悔说”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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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现代性的真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诉求
到了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突然刮起一股否定辛亥革命鼓吹袁世凯的怪异之风。其代表性的论调是“革命党不如维新党,维新党不如保皇党,保皇党不如慈禧老佛爷”,“仓促的革命打断了晚清的温和的政改之路”,意思是慈禧也是支持改革的,如果坚持改革社会进步要大得多、代价要小得多。此论调的代表人物是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他不但否定辛亥革命,而且鼓吹“晚清政改”,甚至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是因为“违反国际法,由此遭到英法联军的正义惩罚,火烧圆明园乃咎由自取;义和团违反国际法,八国联军乃出堂堂之师,庚子之变实乃祸由己出!”这位老先生频频发出惊人之语,经由凤凰网腾讯网的接力传播,居然辛亥革命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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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师毛泽东让延安变成了繁荣之都
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达到自给。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农业得到了大发展,1943年有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粮食产量为181万石,除总消费量162石,可余22万石,棉花生产自给率达50%。这样,历来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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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张国焘的出走叛变给党内带来的震动,使毛泽东意识到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顾一切。就在张国焘被宣布开除出党后不久,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上课,学校派了四个同志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勃然大怒,发火道:“你们只派了四个人来欢迎我,你们应该派四个团来。”接着他历数官僚作风官场习气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吓得几个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谢觉哉说,“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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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毛泽东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是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把最前沿的科学理论融为一体,对军事科学所作的全面阐述提升,既是实用的又是前瞻的,既是军事的又是哲学的文化的。在战略层面,毛泽东对小胜与大胜、时间与空间、防御与攻击等等辩证关系做出了梳理,同时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不是片面保存土地。在此基础上“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就构成整个抗日战争的基本谋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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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第二次搅局
师哲在开“七大”期间问毛泽东,王明问题的症结何在时,毛泽东说:“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毛泽东说的“自己的事”,就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的党不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思考抗日斗争大局,却去操心“国际”的事,在苏联重视自身利益的背景下,其结果必然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走上右倾投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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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所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事变是偶然的,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却依然是那些基本的历史条件和规律。那些不负责任的如凤凰网之类无非还是重复英雄创造历史的陈腐观念,似乎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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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
在“八七会议”以后,简单的复仇冒险思想在党内就很有市场,他们往往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振臂一呼就能得到社会响应,一再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是党内相当普遍存在的思想土壤。最先意识到这种思想危害的是毛泽东,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本是一篇提倡调查研究的文章,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在博古进入苏区以后立即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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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懂经济工作
毛泽东尖锐批评那些声称战争忙,没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论调,呼吁苏区“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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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认同危机:无厘头为何会成为流行时尚
网络一代的“文化造反”,仅仅指向一种消费权利。也就是说使艺术功能完全退回到消遣性、娱乐性。这就与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传统发生了断裂。而在无限膨大的白日梦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网络一代在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等诸方面也已与前辈人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一方面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是深刻的,另一方面它也使年轻一代陷入了更大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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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知识分子立场的“纯文学”,就是瞒和骗的文学
因此我们看到,在“纯文学”的视野中,没有时代真相和道德判断,没有生活逻辑和公平正义,更没有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关怀。这也反过来证明,在真相被刻意遮蔽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纯文学”,实际上就是主张虚假的文学,主张瞒和骗的文学。它“向上”还是“向下”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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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如何面对人生逆境
人在逆境中,每个人都会发脾气闹情绪,但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大多数都还是能够克服个人狭小的局限,心忧天下以大局为重的。尤其是毛泽东不消沉,不懈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的意志品质,在当时就赢得很多钦佩,比如朱德、周恩来。否则也不会出现后来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跟着主力部队转移,也不会有遵义会议那样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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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虚构,不过是为权力资本的新意识形态做辩护士
小说是虚构的文体,世界上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也变得尖锐起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那些触及了社会现实的挑战了现存秩序的小说,批评家就忘记了小说是虚构的。二是对于符合他们潜规则的小说,歪曲历史遮蔽真相的小说,他又不说代言了,他说“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虚构”,“虚构、玄幻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想象力是第一位的文学品质”,说白了就是为权力资本的新意识形态做辩护士,为胡编乱造寻找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