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时刻”带来的种种围绕“门罗主义”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之间的张力。全球霸权总是倾向于强调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强调自身代表了某些普遍适用于人类的原则和理念。而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建立普遍同质秩序的压力，会更倾向于强调世界的多元空间性（pluralistic spatiality），将全球霸权的主张者视为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越界者，将其普遍性诉求视为特殊利益的话语包装。“威尔逊时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霸权尝试建立全球霸权的生动案例——威尔逊提出了针对全球的普遍主义主张，然而他的国内政敌并没有走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空间思维，慎于在美国能够掌握的舒适区域之外承担刚性的国际义务。而其他区域霸权也可通过强调美国所经历的多元空间性思维与普遍同质性思维之间的对立，让美国“自己反对自己”，从而消解威尔逊主义诉求的普遍性，扞卫自身在本区域的特权。

1919年，威尔逊参与巴黎和会谈判，将美国的国际威望推向高峰。但这一“威尔逊时刻”也开启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貌似可以导向国内威尔逊研究中常见的对于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两种外交思想紧张关系的探讨。然而本文探讨“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并不仅仅着眼于美国外交政策，而是将二者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概念和符号，不同的政治主体出于不同的考虑，会对其进行新的理解和解释。不仅威尔逊及其国内政敌会辩论这一问题，美国在全球不同区域遭遇到的挑战者也会回应这一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关系到全球政治空间不同划分思路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