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政府应该是一个“农场主”的角色，它负责选择与培育种子，负责土壤与耕种的环境。国家科研机构应负责育种与育苗，也是全程的“技术人员”。企业主要负责后期的管理与“收成”，而且负责把“收成”转化为下一轮耕作的资本，把知识变成钱。国防部门是农场主的“代理”和最重要的“帮办”，承担“育种”，又负责全程的引导、调度和指引。

习近平再次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身。他指出，过去在外部封锁下，我们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创造了“两弹一星”，这是因为我们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下一步，科技攻关也要这样做，要摒弃幻想、靠自己。

钱学森回顾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经历时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里的创新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正是钱学森尊崇权威而不迷信权威、视野超前而手段超常的创新精神，才造就了他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和跨越。当前，我国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中小学教育，面临着难以为高等教育培养输送杰出创新型人才的困境。要回答着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创新的土壤——基础教育上找根源。

在今天的国企改革中，如何用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完善，以及政府调控功能的优化，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重要支柱的大型国企，能够“朝阳”常在、“夕阳”早别，而“僵尸”不再，这应该是需要特别重视的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