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都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 “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将要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四十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