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茅于轼极力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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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至今为止，仍有众多割裂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虚无主义谣言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茅于轼的《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一文(以下简称《茅文》)，就是一篇用后三十年彻底否定、“虚无”前三十年的恶劣典型。

他说，“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就清楚。”诚然，不比不知道，对比很必要。问题在于，评说前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对比前后三十年，必须遵循客观、全面、辩证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令人气愤的是，《茅文》却反其道行之。他评说“前三十年”，竟然完全无视客观事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随心所欲，编织谎言，令人叹为观止。

鉴于今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对《茅文》作一番解剖，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比对前后三十年，基本出发点只能是实事求是

列宁在其着名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中，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第一个要素。而《茅文》却完全无视客观实际，谎言满篇。

诸如，《茅文》宣称，前三十年物价倒也不涨，

【“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诚然，前三十年物质供应偏紧，一些基本生活实行凭票供应。

只是《茅文》断言，尽管凭票，“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这就纯系谎言。

试问，这种论断的事实依据何在？是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何年何月中国的百货商店就是只供“参观”的“陈列馆”？你当年想必也或多或少进过百货商店，难道只是去欣赏“陈列品，非卖品”，没有买过任何东西？此其一。

其二，茅于轼号称着名经济学家，应当懂得“再生产”的道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是逐年增长的。1949年为140.5亿元；1956年为461.0亿元；1965年为657.3亿元；1979年达1752.5亿元。如果这些商品都只是摆在“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非卖品”，橱窗能摆得下吗？全国工厂还有“再生产”可言吗？

其三，以王府井百货商店为例，1955年9月25日开业当天，日销售额达30.9万元，盛况持续一周，至1972年营业总额达到1亿元；1979年则突破2亿元，日均营业额达55万。王百营业员的艰辛，大家都可想而知。着名劳模张秉贵为了减少顾客排队时间，苦学苦练，练就一手绝技——一抓就一斤（技术比赛为“498克”），人称”“张一抓”。仅王府井百货这一铁的事实，岂不就将茅于轼的这种谎言驳得体无完肤！

又如，《茅文 》诬谓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 “穿的自由是没有的”，说什么：

【“城里人穿什么？那时候穿西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服。……女同志很少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需要，这才可以烫发。穿的自由是没有的。”】

试问：根据又在哪里？毛主席、周总理何时发过“禁穿”的指令？党中央、国务院哪个文件有过此种禁令？

无庸置疑，前三十年中国百姓穿西服确实很少；49年一解放，大家争穿“解放装”，尔后长期流行“中山装”，成为风气。这也是老百姓自由选择的结果，正是“穿的自由”使然。解放装、中山装的流行，正是因为西服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发明的，是洋装，是西方人强迫中国人接受西方审美的结果。怎能说只有都穿西服才算得上“穿的自由”？如果所有中国人从内心里没有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而排斥洋装，也就没有黄沾的那首着名的歌曲《我的中国心》里的歌词了：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1957年，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的女工在试穿布拉吉

至于不敢穿裙子，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新中国刚建国时，因为中苏交好，具有俄罗斯民族特点的布拉吉（其实就是连衣裙，这名字是由俄语音译而来的）就在中国流行了起来。非得说当时穿裙子的少，那也是因为前三十年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同志也多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加上生产任务紧，不适合平时工作劳动时穿罢了。非得让开拖拉机的女同志穿裙子那才是耍流氓！

可见，所谓中国老百姓“没有穿的自由”，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如，《茅文》说：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面白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是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臆疡。民以食为天。只拿他所谓除了北京，“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来说。

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茅于轼又凭什么如此肯定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里，我倒想同茅于轼“对质”：长沙应是你口中的“外地”，你怎么得知长沙市前三十年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老夫也算“老长沙”了，家里我买粮，长沙市粮店供应的粮食的品种，“绝大部分”都是大米。同茅于轼的论断完全相反。只是间或有些年秋后，也有过搭配一、二个月红薯，每人按定量2斤（1︰10）搭配，爱吃红薯的人想多搭还不行，并未搭配过其他“粗粮”，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不代表所有人。但是，你咬定外地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只给北京多供应细粮，根据在哪里？请给出证据。

此外，当时所谓的粗粮，现如今也叫杂粮，杂粮在超市里卖的比白米精米还贵。为什么？因为科学发现它富含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对人体好，人们自发地觉得该多吃。前三十年创业筚路蓝缕，为了国家发展，大家伙勒紧裤腰带吃点粗粮又能怎么了呢？

还如，《茅文》说：

【“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的机会很多。”“不要说去外国，连国内旅游都被严格限制。”】

这是睁着大眼说瞎话。

前三十年，老百姓外出旅游，确是极少；现在风行，凸现生活提高。但硬说那时“连国内旅游都被严格限制”，则是造谣。如不认帐，请拿出根据来，党中央、国务院何时，又是怎么“严格限制”旅游的？且不说全国，单拿首都北京来说，北京政府哪项政令对外来游人“严格限制”？

众所周知，那时大家还不富裕，基本都忙着搞生产，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专门抽出时间参加的旅行团等现象。但是，那时“外来人”初次进京，大家也少不了到颐和园、故宫等玩玩，哪有什么“被严格限制”过？再举一个例子，农业学大寨时，大家为了搞好生产去参观学习，这不也是一种旅游？难道只有跟团乱逛景点后在坑人的景区商业场所高价消费才叫旅游？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茅于轼随心所欲，诬谓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造谣惑众，连一点“实事求是”影子都没有！

（二）评说前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实事求是地看待建国后的70年，不仅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而且要力求做到观察的全面性，防片面性。而《茅文》看待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拿他所谓工人的生活状况来说。他说:

【“中国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

《茅文》这里说到二级工标准42·5元，倒是事实。毛泽东时代确是实行“低工资”，承认差别，但又不过份悬殊的工资制度。工资增长较慢。但茅于轼不应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当时我要补充强调几点。首先，《茅文》只说2级工标准42·5元，工人工资多低，为何不说5级工，乃至8级工的工资是多少？其实，那时8级工的标准工资是104.56-131.76元。八级工资制从1级到8级，在技术水平、劳动对象、劳动强度等方面都有明确的、不同的其体要求，体现了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技术高的工人与技术低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对于工人来说，1到8级的提高进步的空间是比较充裕的。工人们能够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也有其体的奋斗目标。从1级晋升到8级，正常情况也需20多年，在20多年时间里工人们可以大显身手，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时，我们的干部工资又是多少呢？据资料记载：

【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1955年的国家领导人工资方案》党史博览2006年4月】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灾难，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饥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工人的八级工资，可是相当于行政16级县处级干部的工资水平呀!显然，这些不合茅于轼“虚无”的需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都被他省略了。

其次，茅于轼不是号称“着名经济学家”嘛，那总应当懂得，职工的分配不止于第一次分配，还有第二次分配。前三十年不仅是“低工资”，同时又有“高福利”。那时水、电不要钱；住房单位分配，不收房租；工人实行公费医疗，连工人的直系亲属也享受“半公费医疗”；子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上国家“买单”等等。这一切难道无关“工人阶级”的生活？

再次，前三十年固然是实行“低工资”，但那时的工人却连作梦也不曾有过“下岗失业”。与此同时，还有“高就业”。毛主席在解放之初，尽管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却连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全部“旧人员”都一概“包起来”。工人工资虽说较低，却往往一家人都有班可上。此外，讲到“低工资”，还不能无视低物价。《茅文》承认那时“物价倒也不涨”，其实不止不涨，而且非常便宜。这种低物价，再加上高就业、高福利，一个工资收入四、五十元的工人，却能养得活四、五口人，还不愁子女考上大学，读不起书。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至于《茅文》断说什么：过去工人拿42·5元工资，“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靠的“关系学”。请问茅轼，你又是托的什么“说情才能谋到一份工作”的？

其实，前三十年党风、政风清正廉洁，已是举世公认。“托人说情”之事不是没有，但只是个别、少数，并未形成气候。要说“关系学”风行，无孔不入，愈演愈烈，这还真改开以来的问题，栽不上前三十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茅于轼把“靠关系”说反了，颠倒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达到极致。

可见，茅于轼对前三十年工人的生活状况，抓住2级工工资42.5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真是形而上学猖獗。

列宁说得好：

【“如果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茅文》玩的就是“连儿戏也不如”的虚无主义“鬼把戏。

（三）话说前三十中国百姓生活，决不应当撇开基本的数量分析。

茅于轼号称着名经济学家，还荣膺过“2007品牌中国年度人物”，论及前三十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理应尽量让“数据说话”，而他却执意撇开全国性的基本统计数据，信口开河。请看他对共和国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是怎么说的吧。

《茅文》说：

【“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又很花钱的。那时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的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人住一间屋不是稀罕的事。……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米，到72年降低到3平米。”】

这里，《茅文》显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既然毛泽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盖房子又很花钱，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的钱盖房？于是就逻辑出前三十年“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的结论。接着，还摆出天津从49年到72年，人均住房面积反而减少0.8平米的数据，作为实证。

然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逻辑”，却是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国内财力有限，还有国外帝国主义严厉封锁，却是千方百计为广大干部和劳动人民新建住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清二楚。茅于轼摆出了天津的数据，却为何要撇开前三十年全国建房的“大数据”？只能说是居心不良，甚至心里有鬼！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

【前三十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以万平方米计：1950年为251；1953年为1342；1956年为2523；即使国民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也达2978；1972年为2730；1979年为6256，是1949年的25倍。】

再从各个时期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来看，以万平方米为单位，

【一五时期9450；二五时期11012；1963到1965时期，4271；三五时期5400；四五时期12573；五五时期23496，是一五时期的2.48倍。】

这就表明，1979年全国新建住房面积达6256万平方米，是1949年的25倍；五五期间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是一五时期的2.48倍。应当说，前三十年房子盖得并不少，党和政府是尽力了。

请问茅于轼：你为什么如此无视这些铁的事实，不顾统计局全国新建住房“大数据”，信口开河，硬说前三十年“住房盖得极少”，“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

诚然，前三十年新建住房，同职工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住房是偏紧，这也是事实。只是应当看到，国家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拿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增长来说，1949年是800万，到1979年达到7693万，增长近10倍，再加上，城镇扩张较快，因之，职工住房不宽，或者偏紧，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还应当看到，那时新建住宅，都是免费分配给职工住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从这一方面来说，比起如今头顶住房“大山”的“房奴”，那一代职工够幸运的了。再说，这些年2亿农民工大军的住房现状，其实也并不美妙。

如果说，前三十年城市住房果真是“盖得极少”，那么到79年全国7693万职工究竟住在哪里？是不是都是“三代同房”？都在“办公室铺上搭铺”？那又哪里来那么多办公室“铺上加铺”？

我倒想问个清楚：你茅于轼结婚之时，究竟是怎么“并铺”的？你在办公室“铺上加铺”，又是睡的第几层“加铺”？

至于茅于轼摆出了天津人均住房面积数据，1972年比刚解放时还减少了0.8平米，这应是真的。只不过，茅于轼以此证明，毛主席只搞建设，不顾老百姓死活，“新建住房极少”，那就犯了形式逻辑“推不出”的错误。因为“人均住房面积”的减少，既同新建住房多少固然有关，更同城市人口增速相联。天津人均住房面积减少，究竟是城市扩张、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还是“房子盖得极少”所致？这就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再看肉食供应问题。茅于轼同样隐瞒全国性的有关统计数据。《茅文》宣称：北京市每人每月有半5斤肉，而“大部分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春节会有一点”。这里，茅于轼为了编织谎言欺骗年青人，同样不敢直面全国有关数据。

其实，国家统计资料表明，全国生猪生产增长是可观的。前三十年国家收购肥猪量，以万头为单位，

【1950年为81.5；1956年为7860；1965年为7859.5；1975年为10281。到1978年增至10849.1，为1950年的133倍。】

茅于轼怎能说国家收购这么多生猪只供应北京“每人每月5斤肉”，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

《茅文》论及“行”的问题，说什么

【“青年人结婚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都要票。撵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

为此，在《茅文》中还配发一幅插画：一个年青人买回一辆自行车，老老少少一群人围着看稀奇。

拿自行车来说，前三十年我国自行车发展之快，产量之高，在世界上亦属罕见。全国的自行车社会零售量：

【1949年为1.4万辆；1957年为84.7万辆；1965年达176.2万辆；1978年增长到809.6万辆，为49年的57倍。】

此时全国人口是9亿多人，买辆自行车，有什么新奇的可言？少数地方结婚要送自行车，买辆普通车，又何难之有？

其实，那时自行车在全国已是相当普及。工人上班，甚至农民出工，都骑自行车，街上满街自行车流。外国人把中国称之为“自行车王国”。这本是我国人民解放后生活提高在“行”方面的表现，却成了茅于轼攻击前三十年的靶炳，这对一个以右派自居的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

茅于轼捉住这样事情大做文章，未免太不道义。

（四）对比前后三十年不应当割断历史。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对比前后三十年，应当“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应当回复各自的发展基础，决不能无视各自客观条件，决不应割断历史。前三十年是在49年那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而后三十年，则是在前三十年艰辛地创建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发展的。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接。

就拿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来说。

《茅文》说：

【“再看看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又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量为310公斤，1960年灾害时下降到210公斤，1978年恢复到320公斤—徘徊了22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

这是《茅文》提供的唯一一个全国性数据，人均粮食1956到1979年“徘徊了22年”，完全属实。他精心选出这一数据，是以此造成一种映象，似乎前三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就没增加多少，“徘徊了三十年”。茅于轼用心也太良苦，真是“虚无主义”专家、老手。

首先，《茅文》所谓“徘徊22年”，为何起点选在1956年，而不是1949年？这只是因为，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只有11318万吨，人均粮食仅为208.9公斤，而到1956年，粮食总产增至62828万吨，人均粮食突破306.9公斤。显然，不合茅于轼“虚无”前三十年的需要。

其次，茅于轼所谓从1956到1978这个“人均粮食徘徊的22年”的过程中，我国粮食总产就从1927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增长58.1%。而从1949年到包产到户前的198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1320万吨，增长到32502万吨，增长1.8倍，年均增长3·7%。这样的增长速度，同世界各国相比，是比较快的，比之包产到户后的三十年也不逊色。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徘徊”。

只是由于同期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才导致“人均粮食徘徊22年”。茅于轼执意隐瞒粮食总产增长的事实，究竟为什么，也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茅于轼用后三十年，彻底抹黑、否定前三十年，其实是犯了“吃了第十个烧饼饱了就后悔吃前九个”的错误。

这就不由得想起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一个傻瓜进城，买烧饼充饥。吃完第一个，像似没吃，再连吃几个，还是不饱，直至吃完第10个，一下就“吃饱了”。傻瓜高兴得大笑起来，却突然后悔无及，连打自己几个大耳光，嘟噜自己“好傻！为何不晓得先吃这最后一个，只吃一个不就饱了呀！”

这显然是不合于历史的真实，也有违于历史的辩证法。殊不知，包产到户后中国老百姓解决了“吃饱肚子”问题，是立足于前三十年创建的农业及相关工业发展坚实基础之上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大家知道，增产粮食，一要土地，二靠水利，三靠科学育种，四还要有化肥。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八字宪法”，水字当头。前三十年，我国数亿农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靠着集体经济的优势，开展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库，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库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库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到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这就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为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同样，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创建的强大化肥工业基础，没有前三十年的农业科学研究投入，就没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等等农业科研成果，只凭“包产到户”就能魔术般地“粮食吃不完，还出口”，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国家统计数据表明，经过前30年，全国人均粮食，从1949年208.9公斤，到1979年的已达340.8公斤，据说还有粮食储备达5000亿斤之多，应当承认，这已是大体上，或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问题。

茅于轼自以为聪明透顶，把前后三十年割裂开来，用后三十年彻底否定、“虚无”前三十年，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吃烧饼的大傻瓜！

（五）医疗、教育是“老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应当三缄其口

《茅文》对比了过来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的一些方面，却对教育和医疗，三缄其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众所周知，前三十年里，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是在口头而是真正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那种帝国主义长期封锁经济，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坚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国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干部、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工厂职工家属“半公费医疗”；农村人民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全国“赤脚医生”和卫生员500万。当时中国用不到世界上1%的医疗资源解决了近四分之一人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创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世界的典范。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年会，目的就是推广中国经验。那次大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建国之后的医疗体制建设，认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国家面临的医疗问题，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路。

1993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也高度赞扬中国前三十年的医疗保障，在世界上“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这是“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令人费解的是，近几十年来，受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种举世无双医疗保障体制，竟被颠覆性的医疗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掉了。

教育方面，也是这样。这是茅于轼无法否定的事实，想“虚无”也虚无不了，只好避而不谈。

（六）人均寿命的长短是老百姓生活状况的集中表现

老百姓生活，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状况，卫生医疗状况，到政治生活，民主自由权益，乃至获得感、幸福感等等，归根到底，表现为一个综合指数，那便是人的幸福、健康、长寿。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它能以比旧社会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结果，自然落脚到人民的幸福、健康、长寿。

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确切的说法叫“人均预期寿命”，仅仅35岁。而当时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则是47岁，比中国人均寿命多达12岁。但经过毛泽东时代，到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跃进到68岁。总人口增加了4亿多。此时世界人均寿命为60岁。中国人均寿命高出世界平均寿命7岁。韩国人均寿命65岁，澳大利亚这个发达国家人均寿命67岁。

这就表明，经过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由低于世界人口平均寿命12岁，提升到高于世界人均寿命8岁，一下子跃升到全球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之列，比韩国、澳大利亚还略高一点。

前三十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了33岁，增长之快，举世罕见。中国前所未有，以后也难再有。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幸福生活的集中表现。茅于轼怎能诬谓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改开40年来，中国人均寿命继续增长。卫生部网站颁布了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简报，我国居民人均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73.0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7.6岁。2018年中国人均寿命达76.1岁。改革开放40年增长了8.1岁。

综上所述，茅于轼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完全无视客观事实，主观片面，随心所欲，编织谣言，竭力歪曲、诋毁、抹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胡说“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此证实他常说的“前三十年，中国全面倒退”。茅于轼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极端敌视社会主义事业是一贯的。他骄傲地自称，自己是57年准确地打成的右派，确实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改开后，又拿着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福特基金会”的钱，“投桃报李”，为美国说话，替美国办事，极力使红色中国改革颜色。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彻底“虚无”共和国前三十年，这就是他们的内在“逻辑”的必然了。

（2019-5-13）

【岳青山，察网专栏作家，湖南省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