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新中国的剿匪：从古至今只有新中国可以根除匪患

【摘要】土匪，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另类职业。这个几乎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史的职业，在新中国初期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彻底退出了中国舞台。中国共产党从这次浩大的剿匪斗争中，学会了最初的执政手法。共产党的军队也从用游击战对抗敌人，学会了如何对抗敌人的游击战。而为什么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根除匪患，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土匪自古就有，从来没有被剿清过。人民深受匪害，在与匪害的斗争中，想出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些传统建筑，就体现出了古人防备匪害的智慧。

比如，客家围屋，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等围屋

很明显的防卫倾向

福建土楼

重庆的碉楼

湖南的碉楼

开平的碉楼

还有一些八卦村，迷宫村，其实也是自带防匪功能的

广东的八卦村

至于到了民国，匪患更加深重，一本英国人写的书说，民国时的中国，是土匪的王国。土匪的世界

关于土匪的一些资料

清末广东就有“粤东盗甲天下”的名声，盗匪问题是清末民初广东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新的革命政府缺乏控制社会的基础与相应的条件，政府的清剿未能扭转广东的盗风。相比于清末，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问题更趋严重化，一次性纠合成百上千的贼匪洗劫村庄的场景，司空见惯。

辛亥革命后，广东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灾害频发、民生凋敝的困境，于是匪人蜂起、匪情不断。可以说，这一时期土匪组织发展迅猛，分布广，股匪人多势大。土匪的分布地域、活动时间以及组织形态，均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处处有匪迹。土匪活动几乎遍及广东全省，几近无一村、无一乡、无一县没有匪情;无一山、无一水、无一路、无一市没有匪情。据当时报纸报道，顺德一县“几乎无乡不有匪，或且数十，或且数百。一邑如是，他邑亦可以推求矣!”

历史上1926年4月，顺德县着匪吕炳等纠集贼众千余人之多，入劫桂洲外村。搜掠六七十家，掳去大小男子100余人，声势浩大，当地驻军也几乎无能为力。

又如1924年6月黄贵人初公然纠结数百人包围东江剿匪司令徐树荣的部队，“意图缴械”，枪伤官兵，并逼走了官军。

而到了李济深时期，粤省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近乎可以让社会崩溃的程度，在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下，粤省的土匪往往会以“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类“约法三章”形式的帮派规矩来约束喽罗，因为本地土匪往往不会骚扰本地人，这就很得家乡人的支持，土匪们的行为也就被视为梁山好汉似的豪侠壮举，非但无人唾骂反而人人向往，然而，在遍地土匪的情况下，不吃窝边草不过是个笑话罢了，a地的土匪不吃a的草，去打b地的草谷，结果b地的土匪又去打c地，c地的土匪回头过来打a第，的确各地土匪都不骚扰本地，可最终哪一个地方都不能幸免，还造成了各地民众的严重对立。

当土匪的乡人亲眼目睹了从匪使从匪者不仅摆脱了匮乏饥馑，甚至被招安升官发财的时候，其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如土匪李福林、陆兰清、陆领、袁带都成了高级军官，盗匪出身的李耀汉、翟汪、张锦芳还做过广东省省长。

自己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在地里刨食上一辈子不如人家当土匪一年赚得多，当了土匪还不用担心被人欺负，运气好招了安还能混个官当当，这一比较谁还会老老实实当农民?人们眼见各地的土匪当了司令，做了大官，以为做土匪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便整村整乡的群体为匪，“有枪便是草头王”，“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思想大行其道。

而之所以说当时的情况已经近乎可以让社会崩溃，原因在于社会最基层的农村已经几乎完全土匪化了，整个粤省农村十之七八成了匪窝

在有的地方，不仅地方民团头目由匪首担任，团丁本身也有不少盗匪。吴三镜本是南海县九江着名盗匪，“掳劫罪恶，镇人皆知”，由于当地绅富畏其肆虐，委之为九江民团团长，而吴在“被举为民团长之后，野心大炽，招集附近悍匪雷公全、何柏、张歪嘴裕等数百人，编为团丁”，且私制枪械，扩张羽翼，建筑堡垒，挖掘壕沟，成为九江的地方实际控制力量，不仅与驻扎当地的防军争斗，甚至还敢于对抗前往剿匪的国民政府军队。

据《肃清广东土匪的方法及其善后》记载：“我的确实经过许久时间及询问过许多与土匪大哥们相识的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全省土匪全数的—也们多毫不思量地按了十几回手指，停一会便说道：‘就全省十八属中的土匪通统计共起来，有20万之多，他们所有的枪械大约有17万枝左右’—我初不相信，经过他们拿出事实来证明，才觉得煞有介事。因为就我个人一点一滴调查所得股匪尚有如下表那么多。”

民国时期浙江省嵊县土匪绑架案诉状

土匪是很猖狂很残忍的，中原河南据说很多村子都有一口楛井(土匪绑票的人质收钱后就放井中，井口都被绳子勒出深深地痕)，广西陈列有被土匪腊干的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潜伏在大陆上的匪徒，伙同各地“草头王”，发现大规模武装暴乱，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我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妄图摧毁各极人民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当然，在老解放区，剿匪早已开始甚至已经完成，比如东北。

图为1949年10月，永顺军分区召开群众大会，清算匪霸的罪行。

清算匪霸是一个技术活，如果不是对PLA有足够的信心，群众是不会站出来的，因为，土匪的报复是很残忍的。。

解放军战士张贴剿匪口号。

解放军战士在翻阅湘西群众向部队投递的检举信

剿匪部队攀越山崖深入匪穴捣匪窝。

1950年，邵阳民兵配合野战军在绥宁剿匪。

人民解放军先后共投入了150万兵力剿匪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剿匪政治动员令

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

首先，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1950年头3个月内，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机关遭受土匪袭击就有170余次，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安徽省的立煌(今金寨)，云南省新平、易门、牟定，贵州省的正安、道真、沿河、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安徽大别山区的14个县，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

其次，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仅在1950年初的一个月内，蓉雅、川湘两公路的桥梁全部被土匪破坏，成渝、渝筑两路的运输车辆也时遭土匪袭击，人民物资财富受到严重损失，并造成交通中断，致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华东地区解放初期，上海至南京、浙江至江西的铁路也时常遭受土匪的破坏。

第三，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1月，华东苏南地区被匪袭击乡、区、县人民政府时，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云南、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广东地区，1950年春，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袭击近百次，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四川内江县，1950年2月，土匪袭击了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十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了10名女干部。土匪还抢劫群众财物，致使无数群众倾家荡产，仅四川遂宁、资中两县，就有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匪特还放火投毒，四川仪陇县一次土匪投毒，竟使3800人中毒。湖南邵阳的陈光中匪首，亲手杀过200多人，奸淫妇女400多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张平及其股匪，曾杀害过3000多名无辜百姓;杀人魔王龙云飞更是凶恶残暴，手段毒辣：挖眼睛，破肚子，活剥人皮，无所不用其极。

第四，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湖南石门大匪首侯宗汉，在解放军解放石门时，曾立下“见解放军不跑者杀，为解放军送信送粮者杀”等“十杀”禁条。1950年初，仅宁夏军区部队遭匪特袭击即达26次，人员伤亡170余名。一个司务长途经四川灌县竹瓦时，被匪徒抓去活活煮死。

第五，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乱。广西解放后，土匪活动非常猖狂，在许多地区曾一度煽起全面性的暴乱。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了大规模地区性暴乱。四川、西康地区的土匪，也曾煽起反革命暴乱。同时，华东地区的海上匪情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1万多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抢渔船，抓渔民，不断进行破坏活动。

游击战，曾是中共军队的拿手好戏，现在，被土匪用来对付解放军了，这算不算关公面前耍大刀?

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高度重视，指示解放军在与这些恶匪的作战中，要继续运用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根据匪特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剿匪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战术作了明确指示。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等项工作结合进行，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匪特生存活动的条件。规定了对匪特斗争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一系列政策，以此达到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彻底消除匪特之目的。

1949年11月29日，某县剿匪指挥部组织力量开始对龙山地匪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搜捕。龙山的土匪成分复杂，有多年惯匪，也有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上山为匪，因此在清剿过程中，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三查一挖”(查匪情、查通匪、查窝匪、挖匪根)和“两清一找”(逐组清、挨户清、发动匪属自己找)运动。图为剿匪部队穿越密林寻土匪。

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共大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主力部队，约150万人的兵力，执行剿匪和工作队的任务。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武装、民兵(民兵参加剿匪斗争185万余人，参加战斗万余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协助下，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

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军事进剿。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第二，分兵驻剿。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后，小股土匪因慑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不敢公开对抗，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开解放军的锋芒，保存实力。有的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有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隧洞等条件，与解放军继续顽抗;也有的重整旗鼓组织暴乱。针对上述匪情，解放军采取分区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使分散的土匪无法集中，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进一步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第三，清除遣散匪特。结合农村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沟，逃往邻省、邻县隐伏、隐蔽的匪特分子。

1949年5月起到1953年止，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土匪260余万(1949年5月前不含)，为根治匪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5月，诸暨人民公审匪首大会会场。

剿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牺牲也不小。。。

剿匪斗争大多是由一些战斗，包括一些小战役所组成的，不像解放战争中的大战役那样万炮轰鸣，气吞山河，因此有人觉得剿匪斗争是小打小闹，不过瘾。其实，剿匪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因为匪首都是一些铁杆反共的死硬分子，又有其长期盘踞的巢穴，在保全其巢穴的最后战斗中，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狂和坚韧。因此，对我军基层指战员来说，剿匪要比打大战役难得多。四野有的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一路高歌，却牺牲在解放后的剿匪战斗中。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

从古至今只有新中国可以根除匪患

土匪，在我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别称，如响马、胡子、山大王、绿林好汉之类，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另类职业。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他们活跃在历朝历代的舞台上，在军阀混战、百业调零的日子里反而更加活跃，但新中国建立后，土匪祸乱虽然经过了一个高潮，但是很快就被消灭殆尽，从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退出了中国舞台。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到了新中国匪患才销声匿迹，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

一、土改制度消灭了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彻底土地改革，地主作为一个阶层被消灭，自给自足的庄园式经济被打破了，“吃大户”、“绑肉票”这些土匪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失去了目标，长期被地方豪强地主利用豢养的土匪武装失去了接济。广大农民群众分得了土地房屋，不再担心生活问题，即使遇到灾年也不用在铤而走险，上山为匪了，不但大大减少了土匪兵源，而且翻身农民纷纷参加农会、民兵等组织，成为消灭敌方匪患的重要力量。

二、新中国的统一压缩了土匪的活动空间。

在封建割据和近代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土匪可以四处流窜，这个省剿匪的声势大了，就到别的省去，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实在剿的太急，这些土匪也可以直接投入一派军阀门下，直接摇身一变投身官军，待时机成熟，再拖枪为匪，比如民国悍匪“老洋人”张大庆，聚匪上万人纵横苏、鲁、皖、豫、陕数省，无恶不作，当时驻守河南的直系军阀靳云鹏亲自率领所部官兵，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进行铁桶合围，但并不急于发起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以壮大自身实力。经过几天往返磋商，官、匪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老洋人”匪部改编为正式官军两个游击支队12个营，仍在原地驻扎。但到了第二年10月，“老洋人”重操旧业，火烧鹿邑县城，再次为祸一方，之后又数降数叛，难以根除。

三、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了土匪的力量。

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就制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剿匪斗争中得到了有效贯彻，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和改造土匪的良好效果。使剿匪力量可以集中打击土匪中罪行累累的首恶和骨干分子，对那些由于生活所迫或被土匪武力胁迫上山为匪则给予出路，其中能够积极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的还要给予评功受奖，使众多土匪心甘情愿的走出匪巢，向当地政府缴械登记。比如我国湘西地区，由于境内山地起伏，洞穴连绵，又与鄂、渝、黔、桂四省交界，加之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落后，自宋以来，匪患未绝，到了民国甚至到了土匪多如牛毛的地步，这些土匪不但为祸百姓，甚至结伙打劫国民党军队的辰溪兵工厂，将库存的近3万条枪抢掠一空。后来，人民解放军开入湘西，对为祸数百年的湘西土匪开战，到1951年元月15日止，除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外，其余约60000人经集训教育后遣返农村，依靠觉悟好的农民群众共同监督劳动，解决好生活问题，使其安心生产，不再为非作歹。经过一段时间的管制，由农会评议，摘掉其“土匪”的帽子，还其农民的本份。

四、一只铁打的剿匪部队是消除匪患的最有力的保证

新中国以前的剿匪活动有些也声势浩大，但往往到最后功亏一篑，除了残余土匪多是百战余生，战力强悍以外，与剿匪官兵故意养匪自肥甚至兵匪一窝有直接关系。新中国剿匪斗争开始以后，不但广泛动员群众，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还直接抽调主力野战部队参与剿匪。这些部队久经战火考验，装备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加上铁的纪律做保证，一路势如破竹。仅在中南地区，我军就投入46个师的野战部队，在豫、鄂、赣、湘、桂、粤六省对残余匪特武装进行清剿作战。西北军区投入2个兵团、11个军、38个师又1个旅3个团......从1950年至1953年，我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匪特武装240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平息了匪患。

不能淡忘的一段历史

——《灰霾一九五○—— 新中国剿匪秘密档案》介绍

有一段历史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由这段历史得出的一个历史结论也随之被人们淡忘。

这段历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剿匪斗争;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消灭了匪患。

“兵来如梳，匪来如篦。”这是旧社会的一句成语。土匪抢东西是不分贵贱一扫而光，连老百姓做饭的锅也不放过的。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他晚上加班回家，每当看到妻子和孩子熟睡的情景，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也许有人会说，老婆孩子睡得安稳，这么个事，就能让你感到幸福?幸福感也太容易满足了吧?但在了解了他的身世和经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他的幸福感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故事并非都是虚构。据与剿匪部队的战斗记载对照，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找到出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原型。设身处地想一想，当你看到老婆孩子安然熟睡的样子，你是否会有一种幸福感呢?

尽管土匪古已有之，史不绝书，但清末民初之后，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是中国匪患的又一个最高峰。全国解放前夕，新解放区可以说无处无土匪，成千上万股的各类土匪割据一方，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土皇帝，即老百姓所说南霸天、北霸天，是广大乡村的实际统治者。

从一般意义上说，土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法武装集团，但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尤其是在蒋介石政权灭亡前夕和逃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事先潜伏下来的特务和后来派遣潜入的特务，大量收编土匪为反共武装，委任匪首为司令、军长、师长、团长，支队长，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土匪武装都有国民党的背景，或者直接为特务所掌握。有些土匪武装甚至是美帝国主义直接训练和掌控的。

陈云在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时曾说，东北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纯粹的经济土匪已几乎归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从解放战争开始就全力剿匪，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剿匪斗争以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起到1953年止，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土匪260余万(1949年5月前不含)，为根治匪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消灭了匪患。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之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又是新中国的固本之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清场之战。舍此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没有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就没有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更在于这场斗争让没有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学会了执政。1950年春节之后，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经济危机，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的匪患高潮，成千上万的征粮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倒在匪特的屠刀之下。在城市打退危机，农村平息暴乱的过程中，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讲的“不要四面出击”。在某种意义上说，匪特倒逼我们要提高执政水平。

剿匪斗争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执政行为，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是几乎同时或者先后交错进行的。但至少在初期，剿匪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诚如邓小平所说：“不剿灭土匪，一切都无从谈起。”1951年，毛泽东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称为“三大运动”。“三大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是以剿匪为前提的。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剿匪和与剿匪有关的批示、电报文稿，作者能够见到的1950年有30多篇，1951年有100多篇(多与镇反相关)，可见其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