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绝于民自绝于国--杨奎松突破了历史学者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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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杨奎松等历史学贼的逻辑，所有的问题都是制度所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则是建国初就存在的，非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就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其本质就是要对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国初进行清算，就是要对建国初以来建立的根本制度进行改造。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历史学人的治学态度。】

有几个被某些人称作历史学家的人物，在非历史工作者的普通大众看来不过是伪历史的编造者而已。其手法之拙劣可以说是令人不忍睹之。例如一个叫做杨奎松的写历史的人(被称为历史学家，不过人民不承认)在他写的一篇叫做《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的收入》的有关新中国历史的文章中说：

【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该文的落脚点显然是最后一句的：相差几近416倍。

然后杨接着比较所谓民国的工资差说：

【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于是这样的历史写者就完成了一项不显山不露水对历史歪曲。结论如何似乎不用说，作者的不言之意已清晰的显露着他的字里行间里，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好吧。

接着杨又说：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可以)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

三段历史，三段不同的收入差别的数字，给了人们一个十分历史的“事实”。

从这三段历史的不同收入差别的数字里人们不难得出这三个历史阶段当中，建国初的阶段是收入差别最大的阶段的结论。只有建国初的领导人是在为少数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而这种经济利益的取得是通过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同时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为代价而攫取来的。由此哪个时代优劣好坏，似乎不用再加细敲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不禁要反问一下作为历史写者的杨奎松，这就是一个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所给予历史和人们的历史交代吗?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而切实循经着真实的历史脚步做出细致和真实探究的话，结论显然与这个自称历史学人的杨奎松的不同。过去的民国，人民所知资料甚少，建国初期人民所记忆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但是仍还有人记得，

那么请看从杨文的评论上摘录下来的一个网友的评论吧：

【2012-01-15 21:53 凤凰网广东省肇庆市网友 心未全死

必须说明的事实：

1978年以前，本网民所在的这个地区(由于当时的地区差别有些不同，但不是很大)，一个县处级行政级别在15—17级(含副处级)，每月的工资是98元—124元;科一级干部每月工资在48元—80元左右;大学本科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55.5元，专科生转正后月工资为50.5元;一个八级工，每月的月工资在110元左右(不同的厂稍有差别);学徒工月18元补贴费，转为正式工(一级工)，每月工资为28元，二年后转为二级工，月工资为33元不等，以后按工龄的长短的技术，大约每3—4年晋一级，最后可升至最高八级(五至六级工人月工资约在80—90元);当时的中学教师一般都在38.5元—55.5元，教龄长的中学教师在100元。

从当时的工资分析，县处级干部月工资比低级别的二级工人的月工资也只不过是五倍之差，跟高级别的工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科级干部对五至六级工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优势。现在的这些人群工资、补贴(不论灰色收入)收入的差别怎样，大家不清楚?

(保持中立，请登此留言)】

仅就历史的真实性这一点上来看，这个网友提供的数字(显然不是经过细致考察和研究出来，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网民的普通看法而已)比杨专家来的实在和可信。

在杨奎松的文章里写出了三段历史，三段不同的收入差别的数字，给了人们一个十分历史的“事实”。

那么这段“事实”给了人们什么样的概念呢?我认为几乎人人都可以从这段“事实”里得出建国初是最坏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结论。

请看杨奎松告诉说：

1，国民政府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2，2005年的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

而建国初的3，1955年8月，最高工资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而且增幅差达近416倍。

杨奎松给我们描述的新政权是一个多么贪婪竭尽谋私的政权呐。是一个我们记事以来的最坏的政权不是?这样的政权从法理上和道义上怎么可能取代旧的国民政府而存在呢?杨奎松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的政权早应该入了历史的另类，被人民打到才是。而且更何况毛时代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呢?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不禁要反问一下作为历史学人的杨奎松，这就是一个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所给予历史和人们的历史交代吗?

如果事实正如杨奎松所说，2005年的收入差仅为27倍比建国初的差别小得多的话，现在的老百姓怎么会天天抱怨贫富差别和分配差别不公呢?在当今的年景里贫富差距何以成为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呢?何以成为了国家和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呢?听说过过去有指鹿为马的传说，今日俺百姓可有幸一见杨奎松的三段差别了，从而也知道了什么叫做指鹿为马了。这样的历史学家，你觉得可信度几何?

既然是讨论历史，那么我们不妨也来与杨奎松运用一下历史的语境，来讨论一下这个被杨奎松混乱了的历史。作为自认的历史学人是否应该首先描述一下如下几个方面呢?

1，一个历史事件不可能离开他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大的历史环境。那么建国初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新中国为什么会推出工资制呢?工资制为什么又要有严格的级差呢?严格的级差到底限制了谁呢?级差是不是如杨奎松所说的如此之大呢?

2，随着工资制的产生，新政权是不是不断地强化这种差别呢?还是在不断调整和限制这种差别呢?除了工资收入外，国家干部是否还有其他的收入?这种工资外收入是否是处于阳光下?这个工资制是否可以成为这些人巧取豪夺国家和人民的资产的一个重要制度呢?

3，尽管存在着差别，是不是最高的工资已经到了可以任意挥霍恣意花天酒地的水平呢?横向比较最高工资水平是不是比建国初同时的其他国家高出很多?纵向比较是不是比国民政府时期和现如今这个阶段高出许多呢?

4，毛泽东时代的国民福利是给了极少数人，还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让尽可能多的人们享受呢?建国初的中国人民都在那些方面享受了非工资待遇的福利呢?

5，“对乡村资源大量的占用，以及5亿农民的贫困换来的”是以城市人民的花天酒地，还是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同奋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血和汗建设这个国家，铺垫了共和国后来发展的基础?还是极少数人的花天酒地，大多数人民的民不聊生?

6，在杨奎松所指的时代结束的时候，这些差别是已经过大了，以致成为一大社会弊端，成为人们公愤的首恶呢?还是杨奎松所特指的这阶段，留给了后人一个收入差别不大，人民基本平等，人们机会基本平均，人们的上升渠道满满的一个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社会呢?

必须说明的是1，在解放初期，国家没有建设的经验，对如何确定人们的工资，以确保人民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又同时照顾到各个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政府是费了一番心事的。也就是说当年在制定收入分配的制度的时候，国家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以扩大人们收入的差别为指导思想，更加不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指导思想的。这是大的前提。

2，因此，几十年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并没有产生人民之间的恶性两级分化。没有产生只有在封建社会和残酷的资本主义初期产生的极少数富豪，富可敌国，大多数人民穷，穷卖儿卖女的畸形状态。

3，共和国初期的收入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收入水平整体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是和当时的国力相符合的。而且党和毛主席一直在限制这种差别的扩大，同时也没有导致当时的各级领导攫取或者是掠夺财富的任何机制，相反却是不断在体制，制度，思想，文化上不断地强调干部接近群众深入基层，避免收入与群众的扩大化，这一点显然与所谓民国以及现今有着本质的区别。

4，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焕发出冲天的热情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所能，为改变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国家，营造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应该说那是的人民为国为人民为子孙奉献了一切，岂是几个金钱所能够换来的呢?而领导干部是不存在奖金的，虽然那时候奖金的数额不大，也就5元或者十元左右。

5，有朋友提醒我说：还有一条关键的是，你这个收入都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或者非法所得。这也是现阶段老百姓心理不平衡的原因之一。这就与收入差距本身关系不是很大了。我们曾经听说一个叫做任志强的人说：他的年薪是750万之多，但那不过是他的总收入的小头。由此一点可知现今收入差距之大，也是杨奎松的伪历史资料所不能够掩藏的。

作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绝对不可以留给人们一个割断的历史片段，也绝不是抱着手里的自以为自己能够弄到的几份历史文件，自我欣赏，自以为了不起，就忘乎所以，管中窥豹，一叶障目，遗失在茫茫的历史云海里不知所以了。我觉得很可怜，如杨奎松一类的所谓历史学人，完全是陷入了历史的迷坑，不知所向不知所云，每天钻进历史的乱纸堆里，抓住历史的表象，欲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我觉得他们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具备一个历史学人的基本素质。

历史学者更应该对历史负责，指出历史事件产生的大的历史环境及小的细节，它的来龙去脉历史变迁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展现给人们一个大的历史观又有一些精彩的历史事件演化的历史故事用以警戒和告示人们。可是我们细细地品味杨奎松的“建国以来的收入”文章时却发现，此人非但谈不上是在对历史负责，反之，竟是歪曲或者说是勾兑历史。

例如此生突然之间，为什么抛出了“建文”?其用意是像有些善良的人们想象的是仅仅提供一个历史的资料而已吗?显然不是。例如，他在一些资料累积之间，似乎不经意间流出的似评非议似的话语 就很透露出了这个历史学者的本意。他说：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他还说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

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实行了职务等级制，那么这之前之间之后的演变过程都在杨奎松的几句话语间销声匿迹 了，留给不知细情的普通读者就是一个简单的结局。事实呢?历史学者你不能这样简化和任意改变历史好不。无独有偶同样也有一篇文章讲到等级工资制产生的情况，虽然仍不十分具体，例如没有说明新政权当时没有经验不得不从苏联现成的工资制那里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文章写到：

【建国前，由于长期处于战争条件下，中共形成了通过统一的后勤补给，以大致平均的标准为党政军提供生活资料的分配措施，即供给制。毛泽东在1958年曾这样描述供给制：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第 474 —475 页。)

然而建国前后，随着党政军机构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供给制这种物资分配方式逐渐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再适应执政的要求。

因此产生了许多问题，需要迫切的加以解决。因此工资制也就应运而生了。由于无经验，又因为要打破过去的在所形成的长期的平均主义盛行的局面，等级工资制自然成为新政权的选择。而且工资制的产生还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产物：那时的人们认为

职务等级工资制是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最合理的分配形式，并且认为基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要打破共产党人流行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分配形式，应该“从平均的供给制到混合工资制，再进入全面工资制”，即“从绝对平均主义到相对平均主义，再逐渐过渡到按劳得酬”(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编印：《经费供给工作的简单总结 (初稿)》，1945 年10 月，湖北省档案馆藏，ZNI/ 174/ 63。)

基于上述认识，新政权认为过去的工资制度使得“各级间实际工资更为接近，平均主义更为严重”。“实难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业部工资科：《武汉地区工资材料》，1949 年12 月15 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8/27/ 30 —43。)因此，各地在调整工资分配方式时，特别注意通过拉开工资级差，克服平均主义现象，“刺激技术进步和发展生产”。(《中南区统一工资暂行办法 (草案)》，1950 年5 月 25 日，湖北省档案馆藏，ZNI/ 208/ 43 —44。)

在此背景下，建国后中共在对供给制和工资制进行改革时都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刻意追求拉开工资级差，这导致建国后开始强调公务人员的等级差别，不同职务党政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由此工资制所本身所具有的一些不足，如等级制，也就自然成为新政权所采用的工资制的一部分。应该明确的是，新政权 初衷并不是为了强化这种等级差别，而仅仅是为了尽快的适应，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和克服平均主义现象，“刺激技术进步和发展生产”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而且在工资制产生之初乃至之后，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工资制的弊端，并且开始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和改进了。例如毛泽东很早就指出：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

1956年工资改革刚结束，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党政人员工资标准提出批评：

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 (传达要点)》，1956 年 11 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无出版单位，第 166 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迅速拟定降薪方案，对党政高级干部全面降薪，党政人员工资差别系数从28：1变成了25.2∶1。(《国务院关于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的工资标准的规定》，1956 年 12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史料选编 (1953 —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 628 —629页。)

但25倍的差别在毛泽东看来仍然太高，他后来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并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想改变这种等级差别过大的局面。在他的压力下，1959年2月和1960年10月，高级干部的工资又两度降低。

这些历史事实在杨奎松的文章里都不见，见到的只是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和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你们看杨奎松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是不是有意隐瞒了什么东西，有意臆造了什么东西呢?

在杨奎松这里，工资制是建国初确定下来的，而且是一成不变的。事实却是建国初为了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为了刺激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才不得不从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并且党和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随着工资制的弊端不断的显现，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思想上以及文化上都采取了很多措施限制和缩小这种因工资制所带来的差别。例如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中指出：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第 68页)

随着毛泽东对苏联党政工作人员蜕变为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出现特权阶层愈发担忧，并力图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他一再强调：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 年 7 月 14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8 页。)

在杨奎松的文章里可没有这些，党和毛主席为了防止收入差别的扩大以及防止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所作的所有一切，在那里都不见了，反而是今天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种种问题，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毛泽东确立。所以毛泽东所建立的制度和所作的一切才是现在收入差别巨大的原因了，你说这是不是白日说瞎话晴天里造谣呢?

有些事情，话不说自明。杨奎松在这里经过几下比较，无需更多的语言已经为他的下文打下了伏笔了。欺骗的文字已经成行，足以迷惑不知内情的人们了。

杨奎松突然抛出“建文”，以老生之见，其目的完全是为冲着人民的现实的怨恨而来的，其用意显然是企图通过被他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引导普通大众安心静气地接受现实的巨大的收入差距的，要想告诉人们不必为现实的收入差距之大焦虑了。你们看收入差距在建国初就有，而且比现在还大，因此可怜的人们，你们就不要老是抱怨现实的收入差距了吧。你们也不要老是拿毛泽东时代领导的清廉来说事了，你们看这种差距就是毛泽东时代产生的，就是他们确定的，而且那时的差距本来就很大，而现在的差距比之解放初，比毛泽东时代要小了好多呢。你们就不要抱怨不要再有什么新的期盼了吧，连你们歌颂向往的毛泽东时代都是收入差距巨大的呢。如果你们要恨就恨毛泽东时代吧，你们要改就把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改掉吧。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历史学者的所为，这就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强奸术，他强奸了历史，强奸了民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称他为历史学贼的缘故。

这就是一个历史学者所完全违背了其历史学者的道德的底线了。

哎，杨奎松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不在多方面描述毛泽东及党所做出的贡献，反而偷梁换柱般的抛出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的收入》的文章，将我们党一直力争限制的等级薪金制和反对与批判的金钱至上论通过及其阴险邪恶的手法强加在了我们党和领袖的头上，你说这是歪曲历史不是?

因此我在这里说：杨奎松抛出了真的历史史料片段(可能是真的，本人未经考证，暂且信任这个谎话连连的历史学者)，却编造了一个假的历史。用意污蔑和侮辱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以及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就是新阶段的历史学贼们常常玩弄的卑劣手法。善良的人们可要注意呀。

一个自称的历史学人，没有在大历史的环境下，去刻画和描述当时的语境，竟然拿出一些历史的陈货招摇显摆，岂不是太令大众跌眼镜了。你这是在书写历史吗?显然不是，如果循着你所描绘的历史地图前行，中国，显然也会失去他的大的历史的方向的。这就是我，一个不是写历史的人，给予你这个所谓历史学人的一点忠言。

杨奎松还说：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2007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杨奎松)】

我看了一下，杨奎松，你肯定不会成为如司马迁那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了。很可悲，中国的学术专家们整体水平如此之低，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是你所说的：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的吗?

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看到了，其实是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是在近20-30年内才产生的。

多的不说，现在的富豪产生的制度是建国之初确定下来的吗?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能够产生现在的贫富级差极大的问题吗?显然你这个历史学人又在误导国人了。新中国在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与各种企图攫取人民的财富的行为和意识思想在做着殊死的斗争，因此也才有了历次的各种运动，你作为历史学人，不去深刻的探究其中的原委和历史的深意，却运用手中的历史资料歪曲和误导人们，你说你何心所居呀。

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如果是我玩历史，肯定都比你玩得好。

那么反过来想一想，杨奎松这种所谓的历史学人仅仅是对于历史玩的不好吗?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实在太把杨一类的看的太好了，太高举他了，把他当作了一个太善良的好人类。隐藏在其一系列的话语之间的是一个丧失了基本道德因而失去用基本平复的心理看待历史的变态人。他只所以这样描述历史显然并不是他的学术水平的问题，而是他的狭隘的历史观和他对于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创史充满了仇恨的心理导致他失去了公正的描述这段历史的原因。

把发生在建国后几十年的问题，运用卑劣的手法人不知鬼不觉地归因为建国初期的领导人，然后进一步否定，从而从根本上打到或者说是颠倒着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才是杨一类的骗子的真实心理。

杨最后说的话显然是他最后的整篇文章的落脚点，他说：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2007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杨奎松)】

这句话有着这么几层意思：

1，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

这是间接的不得不地承认了今天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收入不均的问题和腐败盛行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明杨奎松像全中国的极端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问题是被很多人认为与改革开放有关的。对于这个当今在许多普通老百姓当中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既然杨自认为历史学人，那本来就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这个现实的问题运用历史的观点做出负责任的历史解释，用以交代历史和人民。可是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学人话锋转变，对于很多人认为的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的看法不予认同，并提出他自己的自以为高明的意见来了，

2，第二层意思：他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一个人们以为意识清醒的历史学人似乎已经站到了历史的高度，和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看到了这是一个制度所造成的问题，并且有可能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或意见了。可是这丫却突然开始了造谣和污蔑，或者说是企图误导人们说：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历史学人在编造历史了，杨开始欺负咱们老百姓了，开始低估咱们老百姓了，开始自以为高明了。哦原来，这个学人在文章的前面铺垫了那么多的伪历史史实，在这里开始发挥毒效了，他承认现在存在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盛行，而却栽桩说现在存在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盛行是建国初就确立下来了。这就是这个历史学人的本事，他承认贫富差距腐败盛行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原来是为了栽桩陷害，原来落脚点是要转移人们对这些目前存在的历史的倒行的仇恨于建国初。从而对目前导致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和腐败盛行的真正根源加以掩盖和隐藏，保护，模糊人民对这个威胁到共和国生存的严重问题的原因的明晰看法。多么险恶的心理，丑恶的手法和狰狞的面目哇。而建国初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在这个历史学人的文章中已经看似不经意的提到过好几次了，建国初就是他们所说的“毛时代”，我们贫民百姓所说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卑劣的手段完成了这个伪历史的编造者的任务。例如：凤凰网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毛泽东时代干部收入差距超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他已经成功地将现在广大人民对现在这个时代产生的问题的怨恨转移到了“毛时代”也就是成功地转移到了毛泽东的身上，全然不顾这样历史事实：毛泽东的时代正是人民同三座大山战斗的时代，正是削平人间的各种不平等 的年代，也是同腐败和贪婪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年代，为着缩小三大差别在极端困难的情景下奋斗并且做出成就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有历史以来的干部和群众，领导和人民关系最和谐，最平等，收入差别最小的年代。因此，杨这个所谓学人也完成了从学人向学贼的转变，完成了向伪历史的编造者的转变。

3，事情还没用完，杨的用心显然并不仅仅在于污蔑和诽谤，更阴险的还在后面。杨说：【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2007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杨奎松)】

显然按照这个历史学贼的逻辑，顺理成章的是：既然这些问题是这些制度所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则是建国初就存在的，因此这些产生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和腐败盛行的制度的建国初就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了，而解决这些问题又不能够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就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这才是杨最后的真心话，这个历史学贼所要做的是什么?原来就是要对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国初进行清算，就是要对建国初以来建立的根本制度进行改造。什么是他所特指的建国初以来的制度呢?那么杨又要如何对制度进行改造呢?人们似乎应该拭目以待。

（Dayan，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