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长征精神”的隐微面
【摘要：“长征精神”的隐微面，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战胜自身所面临的内部危机时所体现出的精神力量与政治品质，这是党和红军能够战胜外部敌人的根本凭依之所在。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英明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是一切的前提；二是思想组织战略上的高度统一，尤其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格遵守，否则也不可能产生出力量。】
关于“长征精神”，谈论多多，但我注意到，人们更多是从战胜外部敌人方面来讲的，不妨称之为“长征精神”的显白面。所谓外部敌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后面围追、在前面堵截，数量、装备和实力都远超自己的敌人，还有一个是大河险滩雪山草地等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在长征的不同阶段，二者都对红军造成不等程度的生存危机。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还有一个更强大、更凶险的敌人，那就是自己。我觉得党和红军在战胜自己方面，所体现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品质，可能更为重要、宝贵、伟大，不妨称之为“长征精神”的隐微面。
那么隐微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建立在思想、战略、组织高度统一基础之上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在长征之前，这并不存在。是长征实现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长征锻造了党，也成就了党，同时，也正是饱经磨练、不断成熟的党成就了长征。
紧接着要问的是：党和红军自身到底有什么需要克服与战胜的危险呢？不妨通过长征途中可说是最为重大的两个党内事件来看。一是遵义会议，二是张国焘另立“中央”。
遵义会议表面要解决的是军事指挥权问题，实质却是路线问题。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挫败，但军事战略战术的失误又是源于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党的生存危机，根源还在内因，在于自身的失误啊。我们党赋予遵义会议那么大的意义，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一点儿也不为过。通过遵义会议，党才回到了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正确的人。
在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一度出现的最重大危机是张国焘造成的。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亲军”，隐然不服从中央指挥，在双方汇合之前就有了苗头。两河口会议并没有解决问题，更多只是权宜之计。张国焘以为凭借多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可以另立“中央”、乃至对抗真正的中央时，实际上是以“军事”对抗“政治”，以“力”对抗“理”。即便从军事战略看，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也是错误的，最后不得不在失败后北上。更关键的在于，张国焘表现出的是一种自私狭隘贪婪黩武的军阀做派，而非共产党人应有的风范。毛泽东与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瑞金时期最失意的时候，哪怕自己是对的，中央是错的，毛泽东也仍然服从中央的决定。他把自己作为党组织的一员，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张国焘却非如此。由此再来看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他实际上破坏了“党指挥枪”这一根本的政治军事原则和规矩。要知道，红军之所以是红军，之所以区别于别的什么军队，与这一原则和规矩紧密相关。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这样的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才使一支主要由农民战士组成的军队实现了新生。就此而言，长征的伟大也在于它对党领导的军队进行了更深刻的锻造，实现了进一步的升华，为以后的政治军事斗争造就了一批合格的领导骨干。
总结一下，我想说的是“长征精神”的隐微面，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战胜自身所面临的内部危机时所体现出的精神力量与政治品质，这是党和红军能够战胜外部敌人的根本凭依之所在。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英明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是一切的前提；二是思想组织战略上的高度统一，尤其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格遵守，否则也不可能产生出力量。只有在此二者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
【刘晨光，察网专栏学者，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本文是作者2016年9月22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外青年学者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央视网，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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