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太子”上海打虎受挫时，傅斯年去哪了？

化妆术是一门艺术，有几种化妆师应该是是待遇不菲的，一、是为演员或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化妆的化妆师，能够点石成金，一个青年演员能够扮演从十几岁到七八十岁的角色，全靠化妆师，另外，听说那些电视节目着名主持人除了工资，每个月还能够拿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化妆费，由此可见化妆师的重要性；二、是为特型演员化妆的化妆师，一个只是与历史人物有点相似的人，经过他们这么一整，简直就是让历史人物活了过来；三、是在殡仪馆为死人化妆的化妆师，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脸色苍白、蜡黄或者紫青，甚至会出现尸斑，而化妆师能够“妙手回春”，让一个死人变成脸色红润的睡美人。

我估计很多自由派公知之前肯定在殡仪馆干过，所以他们的“化妆术”同样非常高明。

这些年来，为了所谓的“民主大业”，自由派人士没少在历史问题上折腾，一方面拼命泼污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和英雄模范，一方面拼命美化民国时期和某些民国人物。

其中，比较被神化的恐怕就数傅斯年把孔祥熙和宋子文拉下马的事情了，而李锐更加搞笑，称孔祥熙是因为他的女儿硬把狗带上飞机而下台的。李锐曾经这样说：“我是从蒋介石时代过来的，那时一个小官出点问题，报纸马上就公布。孔祥熙的女儿带着小狗坐飞机，《新民晚报》一登，孔祥熙就被撤职。”

另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明远着的《那时的文化界》一书对孔祥熙下台状况是这样描绘的：

【1938年傅斯年已经整理了孔祥熙违法乱纪的人证、物证，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孔“身兼多职皆不能胜任”，要求罢免孔祥熙(据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一文抄录的两封致蒋介石的信)。但信到蒋介石那里，都被搁置。傅斯年在两年后的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提起“先生去年来信，以为我怪先生前年劝我不攻孔之电”，可见1938年胡适曾在电话劝他不要攻孔。

1940年夏，物价飞涨，怨声载道。众所周知，只有惩办囤积居奇者才足以平抑物价。蒋介石亲自下令缉捕，陪都重庆的囤户最多，然而缉捕之后总是被孔祥熙保释，“闻者无不叹气”。在行政院会上，秘书长陈仪向孔祥熙当场拍桌子。但大多数人只能背后议论。

1940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接着写道：“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愧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他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为了加强中国抗战的实力，牵制更多的日寇精锐，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这不仅是最多一次对华援助，甚至超过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对于困坐愁城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喜从天降，当即交付孔祥熙策划。孔祥熙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负责人，拟订运用方案，决定以3亿美元购买黄金存入花旗银行，1亿美元为美金公债券的准备金，1亿美元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的准备金，规定20元法币购买1美元储蓄券，预约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

1942年第一季度，美金债券正式发行。当时的国人对美金公债和储蓄券认识不足，且民众囊空如洗，心有余而力不足，买者寥寥。国民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向各省摊派，如此一级压一级，仍是落到百姓手里，摊买到美金债券的人出于无奈，多愿折本脱手，因此美元黑市价格一度由官价20元降到17元左右。

起初这“美金储蓄券”发行并不顺利，但后来行情迅速看好，黑市价已涨到5.5倍—110元法币兑1美元。在这关头，作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他的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后来，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其市价达几亿国币。

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成为孔祥熙等少数贪官污吏的囊中财富。

(注：关于孔祥熙“美金储蓄券”舞弊贪污的总金额，尚未查核到准确资料，估计数字不一，有说3390万元，有说5000万元，待考。)

傅斯年教授抓住行政院长孔祥熙贪污的劣迹穷追不舍，在参政会发言予以抨击。会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席间问：“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说：“信任。”蒋介石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参看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该书也提到孔祥熙的宝贝女儿孔二小姐(孔令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寇进逼香港。滞留香港孤岛的不少文化人民主人士如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以及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无法及时撤离。重庆政府派专机去香港抢救那里的一批元老。飞机返航时，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家眷们接到通知都前往机场迎接。谁知机舱一打开，却走出了孔二小姐(孔令伟)带着她的宠物洋狗。原来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专事抢运私家财物，甚至连孔家的洋狗也占了飞机的座舱！

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披露了“飞机洋狗事件”，国人长叹、舆论大哗。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醒目标题《从修明政治谈到飞机运洋狗》介绍了王芸生的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倒孔”运动。】

由于不少史料都提到过这两件事，我对这两件事情的真实性不怀疑，问题是，这是孔祥熙下台的真实原因或者说根本性原因吗？

对此问题，我们不妨拿另外一件事作为参照系。

1948年夏，蒋家大公子蒋经国临危领命，前来上海“打老虎”，试图重拳打击上海的投机商，将飚升的物价降下来，但结果，黯然收场。在这场经济上的“打老虎”运动中，如果蒋经国知道他除了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及对挽救经济的信心，便一无所有了，那么即使他贵为“太子”，也不一定会来趟上海这潭浑水。

1948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刚从国民大会的喧嚣中平静下来，蒋介石也以总统身份履新视事。但蒋总统高兴不起来。7月，河南省国大代表跑到总统府前哭诉，因为在豫东战场，国民党军刚刚丢失了两个整编师，又丢了开封，国大代表们一哭二闹就差上吊，让蒋介石好不头疼。除了河南，其他战场也形势不妙，在山东，华野部队正向济南集结，山东的首府济南已成为孤城;在东北，林彪的百万大军对北宁线虎视眈眈，辽沈会战一触即发。除了军事态势，更加让蒋总统愁苦的是经济形势，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8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260万亿元，战争的胶着，让军费高达财政支出的69%。为了支付军费，国民党政府发行了660万亿元的法币。这一年的4月2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对国民政府的4.63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援助仍然没有发出，对蒋介石而言显得遥不可及。

没钱的国民党政府还缺乏物资，东北、华北、华东大片产粮区落入了共产党的控制，造成粮棉等物资缺乏;山东、江苏丧失了大部分盐场，让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收大打折扣;津浦线、平汉线、陇海线三条铁路线的中断造成了物资运输困难，运费高昂，本来就少的物资更难周转。战争每一分钟都在吞噬着大量的资源。南京政府不断消耗着日渐消瘦的外汇储备买来各种各样的物资，供应前线和应付国家的运转。

毫无疑问，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不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战争也必输无疑。8月19日，蒋介石依据“戡乱条例”对外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为保护金圆券的坚挺，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流通买卖。然后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同时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严惩囤货居奇。蒋经国这一年38岁，他拿着这一纸命令，以及经济副督导员的任命，来到上海。“太子”身份，手握尚方宝剑，下面一众亲手调教出来的干部。除了这些，蒋经国没有钱，没有物资，一无所有。但他踌躇满志，发誓要在上海为他的父亲稳定经济，挽狂澜于既倒。蒋经国一到上海，就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势头，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的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

另外，他召见了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其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和戴铭礼抗命不从，蒋经国立刻拘捕二人。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被迫交出美元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此时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为杀鸡儆猴，蒋经国把有孙科做后台的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并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入狱。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济界大为震动，那些经济大佬只得表面听从。因而物价在短时间内稳定了下来。

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所谓“打老虎”的来历就在此。表面上物价稳定住了，但除了行政命令和吓唬人的枪杆子，蒋公子没法调动全国的物资到上海平抑物价。而上海地区的限价令更是让周边的物资望而却步。经济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蒋经国在强行压制资本家的过程中，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上海滩大佬的儿子被抓，在当年是轰动的大事，杜月笙不动声色一方面高调表示支持蒋经国，但另一方面却使出了手段——办我儿子可以，但请你去看看扬子公司。

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人们不禁吃了一惊，扬子公司是孔祥熙公子、蒋经国表弟孔令侃的产业，在上海是谁都摸不得的大老虎屁股，难道蒋公子真是六亲不认?其实此时的蒋经国比谁都心焦，在日记中写下：“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

10月8日，蒋介石从北平飞回上海，宋美龄跟他说了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但蒋介石和蒋经国谈过后，事情就悄然变化了。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最后，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交给政府600万美元，和杜家有关的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1/4的价格抛售了一批棉花，杜维屏便回了家。从表面看这些“大老虎”都向蒋经国低头，但物价最终还是狂飙突进，限价令在11月1日轰然倒塌。

经国打虎，以失败告终。

我们不妨对两个事件的主要角色进行对比：

从两次事件的主要角色看——

傅斯年是教授，政治地位是国民参政员，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实际上的“太子”，而且以及经济副督导员的任命，来到上海。“太子”身份，手握尚方宝剑，下面一众亲手调教出来的干部。

从两次事件中受到弹劾或者查处的对象看——

孔祥熙是行政院长，据说也是被傅斯年参倒的宋子文也是行政院长；

而孔令侃只不过是个下台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

从情节的严重性和消极影响的程度看——

孔祥熙虽然贪腐，但是在当时不至于影响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而蒋经国拿不下下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打虎”失败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物价最终还是狂飙突进，限价令在11月1日轰然倒塌。导致失去民心的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内外交困最终垮台。

从处理两次事件的环境条件和处理好的重要性看——

傅斯年从1938年就准备好孔祥熙的材料，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不久，孔被免去财政部长职位。1945年孔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中央银行总裁。1947年以宋霭龄病重为由赴美国定居。1948年辞去最后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蒋介石于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参加由中华民国、英国、美国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开罗会议，这时候蒋介石的地位空前巩固，影响力如日中天。没有政权不稳固和失去民心方面的后顾之忧。让不让孔祥熙下台，对政权的稳固性影响不大。

而1948年8月，国民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战场上打不过GCD，在国统区，失去了民心，处理不处理下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直接影响国统区的民心向背，事关重大。

从对两次事件的处理过程看——

从傅斯年从1938年就准备好孔祥熙的材料，到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孔被免去财政部长职位。历时六年，等于八年抗战时间的四分之三。

而从从1948年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报道扬子仓库被蒋经国查封，到限价令在11月1日轰然倒塌，历时不到一个月。

让孔祥熙下台，花了六年，而让下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逍遥法外，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通过上述对比，傅斯年教授花了六年时间，在并没有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可以让孔祥熙、宋子文两个行政院长先后下台；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蒋太子”，却动不了下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根毫毛。

而尤其搞笑的说法是，当时还是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居然因为“孔二小姐”带宠物狗坐飞机而被撤职；而已经下台的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违反民国政府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连“蒋太子”也奈何他不得，最终逍遥法外。

对此，人们不禁会问，傅斯年这时候去哪了？

根据有关资料，傅斯年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能耐这么大而且地位更加高了的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支持蒋经国打虎以让国民政府能够渡过难关呢？此时此刻，假如曾经能够以一介书生的身份让两位行政院长先后下台的后来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傅斯年挺身而出，协助“蒋太子”摆平下台行政院长的儿子岂不是小菜一碟桩？他为什么不发扬光大，继续斗争到底了呢？是他之前的作用被夸大了？还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了呢？

上述材料说明了什么问题，相信不用我明说，各位已经非常清楚了。

另外，我非常佩服自由派公知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陈水扁是台湾的所谓“民主”选举出来的，他们说是“民主的胜利”；而选举出来的却是一个大贪官，连民进党上台以后的蔡英文在今年“双十”那天都不敢让他参加庆典，他们仍然说是“民主的胜利”。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都被傅斯年“轰”下台，说明他们俩实在臭名远扬，连蒋介石也不好保他们，或者说蒋介石由于其他原因也希望他们下台，傅斯年此举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连续两个行政院长由于腐败等原因下台，居然变成了显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敢作敢为的例子，就算是有心忽悠，也不带这样，把别人当成小孩子的吧！

另外，各位请注意，孔祥熙和宋子文只不过是下台，而并不是“查办”，既然证据确凿证明孔祥熙是贪污腐败，为什么不严肃查处他呢？

其实，所谓的“下台”有时候也是自我保护或者保护特定的人的一种方法。

蒋介石一生共下野三次：

 第一次下野 1927年4月，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并进行清党，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宁汉蒋汪矛盾，汪精卫派唐生智率部东征讨蒋。蒋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矛盾激化。何应钦、程潜支持倒蒋。三者互为联络，蒋孤立。1927年8月14日，蒋发表宣言下野，回浙江奉化，但建议国民党继续北伐，彻底清党。

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下野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刘湘等，纷纷请蒋复职。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重掌党政军大权，在国民党内取得正统领袖地位。 第二次下野 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但在国民党内又遭各方反对，特别是在与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国民党元老的争斗中，蒋介石根基不稳，又败下阵来。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等职，偕宋美龄拜谒中山陵，然后又回到浙江奉化溪口。 蒋介石复出。1932年1月28日，上海第19路军抗击日军。蒋介石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官兵抗战，人心大振。蒋由奉化回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再任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指挥第19路军和第5军进行淞沪抗战。从此，“蒋委员长”的称谓一直叫了下来。

 第三次下野 至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中失利，于元旦文告中提出与中共和谈的条件，并暗示将宣布引退，以推卸兵败的责任。元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再次回到浙江奉化溪口，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2月底，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从成都经广州飞台湾。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复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守孤岛，另一方面，蒋“因祸得福”，国民党内部变得空前团结，没有了在大陆时的派别争斗，致力于振兴台湾经济，做着“反共复国”的美梦。

孔祥熙的不受惩罚的“下台”难道比作为元首的蒋介石的三次“下野”更加严重？

还有，关于孔祥熙宋子文的下台的真相，网络上另有说法：

蒋介石听到谣言，宋霭龄“参与谋划”了一起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的未遂政变。实际上，这对孔祥熙来讲真有点“莫须有”了。
　　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偕宋美龄去出席。与此同时，在重庆一群新近晋升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策划一起倒蒋政变。当时这些激进的军官认定，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是由于蒋介石的腐败无能。要想挽救中国，必须舍身成仁，推翻蒋介石及其走狗。这些军官秘密地同美国人接触，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们暂时还看不出这次政变有多大的把握，但他们显然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至少可以猛击蒋介石一掌，使蒋介石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重视，所以美国方面对政变计划不置可否，于是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时间选在蒋介石出访期间的12月12日，这天也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只是捉蒋没有倒蒋，而这次他们是要倒蒋而不是捉蒋，但政变还没有进行就流产了。就在蒋介石出访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政变者们秘密聚会商讨最后行动的那天晚上，事先得到情况的特务头子戴笠联络中统的陈氏兄弟，一举捕获了这个企图政变的军官团伙。600多名军官被捕入狱，其中16名将军被处以极刑。

当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对宋霭龄又恨又怕的戴笠和陈氏二兄弟旁敲侧击地提示，这次政变的真正策划者很可能是埋在蒋介石身边的定时炸弹，亦即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蒋介石心头一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而这件事，到了李锐那里，变成了孔祥熙的女儿带着小狗坐飞机，《新民晚报》一登，孔祥熙就被撤职了。

宋子文也是几次辞职，他自1928年初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至1933年10月最终辞去这一职务，为期近7年。在南京政府中，除孔祥熙外，宋子文是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

但在这7年时间里，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不是一贯制的，或长或短，中间有过多次辞职，或真或假，原因不尽相同。

宋子文第一次提出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8月13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裂，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本兼各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院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署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署理财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　　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署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6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到上海挽留宋子文与陈铭枢。7月7日，双方在上海协商达成了妥协方案，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原来要求的1800万元少300万元，宋子文才同意复职。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1933年夏，宋出访欧美回国后不久，请辞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接任。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宋子文此次辞职的原因，说法不一。半官方的《时事月报》说，宋辞职的原因很简单，“7年来工作过度，他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但宋子文否定这种说法。10月30日，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任何健康状况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他不准备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但是宋子文拒绝公开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据胡汉民私下说，宋子文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

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出国期间，蒋介石突破了他的预算，而且把这笔钱都花在最新一次"剿共"军事行动上。宋子文回国后对此非常恼火，急急忙忙去见蒋介石。这次会见终于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吵，最后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为此辞去职务，由孔祥熙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事实上，宋子文辞职是由于同蒋介石对政策的分歧引起的。蒋介石在同汪精卫等商量后，决定进一步寻求向日本妥协，而宋子文"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示他反对向日本屈膝投降的任何措施"。"所以，宋子文的辞职可以充分解释为那些早已致力于消除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极大胜利。"

另外，在"剿共"与抗日什么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蒋、宋也意见不一。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主张坚决抵抗日本，同时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

蒋介石三次下野，宋子文几次辞职，宋子文甚至还遇到想辞职得不到批准的情况，自由派公知却把孔祥熙下台当成很大的事情并且用来证明知识分子的能耐，岂不可笑！

当年，蒋介石无奈，免去了孔祥熙的职务，由宋子文接任。对于宋子文，傅斯年开始还是挺有信心的，但当他发现宋子文的种种劣迹后，又将炮口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开始对宋子文展开猛烈攻击。文中写道：“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因此必须“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最后，傅斯年激愤地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事实是怎么样呢？

1947年2月，旧上海爆发“黄金风潮”，这场风潮，使国民党损失了巨额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对它的执政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风潮爆发后，宋子文备受舆论的谴责和攻击，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成为这个黄金案的“替罪羔羊”。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因黄金风潮而被迫辞职，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被批准。

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失败，国民党内部对宋不满的各派系乘机发难，掀起倒宋风潮，扬言要彻查责任，惩办失职人员。此次抛售黄金，由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负责，直接向宋子文报告。

2月16日，监察院议决派何汉文等4人赴沪彻查，查明抛售并无法定手续，只是由林、杨两人奉命行事，市场抛售实际由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经办，詹莲生用各种办法私吞黄金不下20万两。上海地方法院遂将詹莲生、林凤苞、杨安仁判刑。贝祖诒被免职，宋子文在各方攻击下自请辞职。

本人并非历史的亲历者，我不会像自由派公知平时那样偏听偏信，言之凿凿宣称上面的材料一定真实，并且就认定这一定是孔祥熙和宋子文辞职的最真实的本质原因，但是最起码说明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辞职是“一果多因”，即使傅斯年的弹劾和写文章批评也是导致他们俩下台的原因之一，充其量也顶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甚至不排除老蒋借此机会拿下他们俩，还能够博取一个政治清明的美誉。

无论如何，傅斯年的壮举值得肯定，哪怕其目的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都应该肯定，这是我们与某些自由派公知的本质区别。他们因为认为现在的反腐败不利于他们推进所谓的“宪政”就反对反腐败。但是他们割断历史，把历史碎片化，夸大傅斯年在孔祥熙和宋子文下台之中的作用就属于忽悠了。

某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几个目的：一、是夸大民国时期所谓的政治清明，但是他们用这种谎言无法解释为什么李宗仁作为国民政府代总统最后不留在美国，不去台湾，却回归大陆；二、是夸大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敢作敢为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用这种谎言无法解释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被暗杀以及蒋介石离开大陆之前交给毛人凤的那一张暗杀名单，那名单上包括宋庆龄和一大堆民主人士；三、是想以暗示的方式鼓动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改旗易帜中冲锋陷阵，但是他们的谎言无法解释那位唱“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高调的“自由男神”为什么居然是杀了5万GCD员和50万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4.12”清党的主要角色。

某些人的化妆术的确比殡仪馆的化妆师高明，能够在某些不了解历史的人面前把死人化妆成睡美人，可惜的是，在事实面前，他们这是把胭脂涂到屁股眼上面了，只要屁眼一发挥其正常功能，就把胭脂冲掉了！

（龙卷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