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正确判断“二二八事件”的性质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爆发的起义事件，已经过去了六十周年。我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台湾史的学者，今天在这里出席座谈会，回顾六十年前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感慨万千。

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走私香烟，引起流血的突发事件。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大纲三十二条，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改革政治的要求。

国民党政府当局把二二八事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把这次官逼民反的事件镇压下去。国民党政府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各种资料估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伤大约两千人，大陆军公教人员死伤约一千二百人。二二八平反后，迄今为止，领取补偿金的死者遗属近八百人。

二二八起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过去了六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台湾内部和海峡两岸关系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弭平历史的创伤，我们今天可以依据历史数据冷静地看待六十年前发生的这次事件了。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宣布废除1895年中日之间签订的《马关条约》。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根据1943年美英中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美英苏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国政府于1945年10月正式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收回台湾，并宣布台湾从此回到祖国怀抱。台湾光复后不过一年半，就爆发了台湾人民反暴政、争民主、求自治的二二八起义，成为影响台湾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突然爆发，是日据台湾以来台湾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从整个中国来说，二二八事件则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大浪涛中的一朵浪花。

二二八事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可以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也可以从亚洲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据五十年殖民统治留下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一个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剧烈的震荡时期。

日据五十年殖民统治和日本战败在台湾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通过1947年2月27日的“缉私血案”突然爆发。国民政府派出的台湾统治者，面对这样的历史包袱，措手不及，应对失策。这些社会矛盾，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

政治方面的矛盾，主要指殖民统治与台湾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与自治主张。长达五十年的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建立了以台湾总督府为代表的殖民统治体制，这种殖民统治以警察政治为特点。在那种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是所谓二等公民，完全丧失民主权利。像中国人民历来不屈服于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一样，台湾人民不仅具有武装反抗日本占领的传统，而且具有开展反对专制统治、争取地方自治斗争的传统。殖民统治的历史和台湾人民的斗争传统，形成了台湾人民“出头天”的思想。回到祖国怀抱后建立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基本上沿袭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行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虽然中下层官员已经大多为台湾本地人担任，这与日据时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是长官公署高层官员仍然由陈仪从大陆带来的人员担任，这与台湾人的“出头天”思想发生了冲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事件真相与处理大纲》，要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明确传达了这种“出头天”思想;这样的要求也暗含了反对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派人来台垄断高级官员的意思。经历了日据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产生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湾社会精英的这种要求，不顾历史条件，要求在回归不久的台湾政治体制下立即实现这种思想，是不现实的。在政治条件和人才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实现这一要求，对台湾社会未必会有好处。

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由于战争的原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对台湾的轰炸)，使得台湾的生产能力萎缩，化肥减产，稻作减收，百物腾贵，造成了台湾人民生活的压力。光复初期台湾经济的困境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台湾人民把对生活的压力的痛恨转移到统治者身上，作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最高领导人陈仪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包袱。1945年台湾米粮总产较1944年减产40%，虽然早在1940年台湾就实行米粮配给制度，但到1946年就出现米粮供应严重恶化，加重了人民对陈仪主政的不满。

经济生活的困难，失业人口的增加，前台籍日本兵大量(大约二十万之众)返回台湾，加重了就业困难，造成了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扩大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体现在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这种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使得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与祖国文化的生疏感和隔离感。

简单来说，日本殖民统治，扭曲了台湾社会面貌，极大地增加了陈仪当局处理事变的困难，影响了当局处理事变的能力。

换一个角度，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变化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历史迹象。

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国内政局并未因此好转，反而出现了空前的动荡。这个动荡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最终形成了国共两党空前的战场搏斗。就在1947年2月28日这一天，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全部撤离，3月7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董必武一行最后告别南京。这一天象征着延续十年的国共两党关系完全破裂;国民党正在计划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国的内战愈演愈烈，且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屡遭败绩，仅仅2月下旬的鲁南莱芜战役中，国民党军一次就损失了七个师五万多人。这个时候，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内战的部署上，无暇顾及台湾的事情。

在此前，因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小官员从重庆下山，来到江浙、上海各地接收敌产，却演出了接收就是“劫收”的丑剧，所谓“五子登科”，造成人民群众更大的苦难，民间有所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口头禅。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掀起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这一运动大大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陈仪本人尽管比较清廉，也有一定理想，愿意把台湾治理好，但是他率领到台湾组织政府的团队，免不了把大陆官员贪腐的作风带进了台湾。在台湾接收敌产的过程中，同样演出了“劫收”的丑剧。这是引起台湾人民反感的重要原因。

陈仪抵达台湾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剧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着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当时发表文章惊呼：

【“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在上述背景下，通过“缉私血案”引发的“二二八事件”，其主流是台湾人民反暴政、争民主、求自治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正好融人了蒋管区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漩涡。从这个角度说，二二八事件所反映的台湾人民的意愿与整个中国人民的意愿是吻合的。

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早有不同的认识。当时南京政府认为是“颠覆政府”、“背叛国家”，是“暴民暴乱”事件，受“奸党利用”，要求“取消非法组织”。今天的台独势力更认为二二八事件是“野蛮的中国人屠杀文明的台湾人”，是族群冲突和文化冲突。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二二八事件虽然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但它却是因为“缉私血案”处置不当而突然发作的群众街头行动，演变而为群众争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民主运动，不是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这次事件虽然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反蒋形势的影响，但不是共产党策划与领导的。个别曾是日共党员的台湾人作为个人也在这次事件发挥了作用。这次台湾群众自发的争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义举，与祖国大陆人民在各地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相呼应，所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在延安发表声明，支持了台湾人民的争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斗争。

二二八事件现场

台独势力把二二八事件当作台湾人民要求台湾独立的事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要求。处于全省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它的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会“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在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也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告全省同胞书》还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台湾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则是“培养自治精神，遵守国父遗嘱，拥护蒋主席，实行三民主义，协助政府建设新台湾。”台中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族主义，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这些表明二二八事件不是谋求台湾独立，也不是反映族群和文化冲突。这些活跃在台湾各地的主要政治组织提出的宗旨，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为普遍的要求，也体现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台北、花莲、台南地方个别人提出过“台湾独立”、“国际共管”的口号，是极个别的现象，完全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方向。

二二八事件初期，由于局面混乱，一时曾出现打外省人的现象。因为“缉私血案”的当事人以及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都是从大陆派来的，他们的行为引起台湾群众的愤怒，情急之下喊出打外省人的口号，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在运动的进展之中，许多正直的人士，都提出了停止殴打外省人的要求。例如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林日高等组织“服务队”，劝阻不要殴打外省人;台湾民主联盟在告同胞书中指出，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要求切不要乱打外省人;许多台北市民偷偷地或公开地救护外省同胞，不是出于私谊，而是出于正义。这些都说明一时出现的盲目殴打外省人的现象，是自发的、暂时的现象，绝不是事件的主流。说二二八事件是抵抗外省人的事件，是“反抗中国人压迫的开端”，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回顾二二八起义的历史，不是要增加历史的创伤，而是要抚平这一创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要为反对台独，促进祖国统一开创新的局面而努力。

*本文是在2007年2月27日由台盟中央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海鹏，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办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兼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2015年6月1日退休。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

【察网(www.cwzg.cn)摘自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主编《台湾民情》，2006年第2期(总第1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