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绩何如—薛岳主湘之财源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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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捷”后，薛岳和其妻方少文，观看由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中将自编、自导的新编滑稽历史京剧《战长沙》（戏的内容前文有所提及不多述了）。演出结束方少文拂袖离座而去，何事竟引起薛夫人勃然大怒？原来整幕滑稽新编历史京剧《战长沙》，竟没有一句提及薛主席夫人！这难不倒天才编剧、导演吴逸志，小小修改、加插了一句薛岳打道回府时唱“有请夫人”，显示出方少文相夫有术，夫荣妻贵。下次演出时，方少文才露出笑容来。薛主席不仅对其妻宠爱有加，对其妻的家人也多加礼眷，宠妻狂魔薛伯陵之面目一览无余。

财源滚滚

1939年2月间，在衡阳小西门青山街成立了湖南省贸易局，局长方人矩，系薛岳的岳叔（方少文的叔叔）。他以薛岳为靠山，掌握该局的全部大权。这个局的组织相当庞大，局下分设专员、视察、调查等室，还设有业务、会计、秘书、运输等课。人员配备，除业务课长候冕、股长张锦璞系长沙人外，其他备股、课、室以上的高级职员，都是广东人。大小职员100多人，广东人占90%以上，时人称为“广东会馆”。湖南省贸易局，在行政上隶属于省财政厅，原定法币100万元为资本，企图利用官方力量，垄断湖南贸易市场，但在财政厅长杨锦仲的牵制下，省银行只拨给30万元，不能“大展宏图”。缺钱好办，有制约更好办，这点问题难不倒“文韬武略”薛主席。

缺钱——让亲信乐昌老乡加连襟，原第九战区长官部司令部经理处处长丘国维，继任湖南省银行行长。1940年3月，湖南省银行随省政府及九区长官司令部同时迁耒阳县，驻在城关神农殿内，并以玉皇殿作为职工宿舍。当时职员约120余人，内分设文书、业务、会计、公岸、发行等五课。这时期，除增加副行长陈佐族外，又新派有里理郑玉年、秘书杨道腴、文书课长方炳芬（其妻的亲眷）、业务课长宋衡(主任业务员)。这些负责人中除宋衡是浙江省人以外，其余都是广东人，又一个“广东会馆”。

有掣肘也好办。“第一次长沙大捷”后，薛岳如愿以偿当上国民党中央主任委员，拉拢朱家骅用三青团取代CC，消除了CC在湖南省党部对自己的限制。其实，其借三青团取代CC在湖南的统治根本，源于蒋介石的需要，外界说“蒋家天下陈家党”令蒋委员长大为不满，他要变成“蒋家天下蒋家党”。如果不是后面有蒋介石的支持，他实难做到驱逐CC在湖南的势力。薛岳说：“军事就是最高的政治”，自以为自己也是政治天才，希望在湖南搞出自己的一套东西。他惟一信任的政治人物，就是他的岳叔方学芬。方学芬资历能力都很浅薄，薛岳几次保他当教育厅长、民政厅长、省府秘书长，因中央不同意均未获准(1943年冬才得一省府空头委员)，无法令方代行省主席职权。这使大伤脑筋，于是特设一个设计委员会，自兼主任，命方学芬为主任秘书，收罗湖南各方面人物，以设计委员、专员名义，作为他的养士之所，使方学芬代他接纳各方人土。后来，更扩大为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要这些闲员都去训练团充当讲师，从中选拔专员、县长。按规定，民政厅长选用专员、县长，省攻府任命，主席发令，民政厅长副署。但当时历任民政厅长陶履谦(曾任内政部次长)、周端(任过代理省主席)均绝不能过问专、县人事，撤什么人，用什么人，都出自薛的手令，民政厅承命办理任命手续而已。薛自己无暇经常接见考查那些钻营专员、县长的人，把这个任务委给方学芬。于是，想在湖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论在位、在野，无不奔走方学芬之门。因方官衔不大，人们尊之为方先生而不呼其名。可惜，出自方学芬门下的一些专员、县长多半贪污读职，他们恃有靠山，胆大妄为，地方侧目。例如，湘阴县长邓宏逖是方学芬出名保荐的，虽经参政员仇鳌一再要求撤换，甚至控之于重庆，也岿然不可动摇。原来，邓宏逖连捡获敌机丢下的降落伞，也作为礼物送给了方学芬，更遑论其他。

湖南省省政府，上上下下都是薛主席的门生故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方人矩认为三十万太少，古语“长袖善舞”，薛主席一来不好驳夫人叔叔面子，二来看在自己钱袋子面上。在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的筹划下，建议将贸易局改为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与省银行一样，同就属于省政府，与财政厅平行。这样，资金便可以随便提用，不受财政厅的牵制。薛岳在省务会议上正式出，将贸易局改为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得到秘书长李场敬、省府委员王光海、省银行经理丘国维等的附和，其他委员均趋炎势不表异议。杨锦忡在此时，只好默不作声，于41年11月更名为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直属省政府，资金一跃从30万到总额为1000万元的湖南省巨型垄断性企业。湖南省政府官员都是第九战区的人或出自其岳叔的保荐，至此开始了薛主席财源滚滚、随心所欲的湖南美好生活。

柴米油盐之米袋子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湖广熟、天下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薛主席在粮食问题动足了脑筋。先说军队方面，第九战区39年有国军五十余万军队，每年的军粮采购、发放油水大大的。俞飞鹏任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长时，有一条不成文的分赃规定，即担任战区补给的兵站总监，一般由集团军总司令保举，这样可以油水共享，利益均沾。但在第九战区，薛主席却是独吞。先后担任战区兵站总监的蔡馥生、陈荣机都是薛的心腹，第19集团军自罗卓英调任远征军总司令之后，薛便把第19集团军的兵站分监撤销。第1、第30集团军也不成立兵站分监部，只由兵站总监部派出两个独立支部直接补给。湘北部队多，不得不成立兵站分监部时，他又不让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保人，而给第27分监部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刘瑛。这样，薛岳就把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总司令一级军官在习惯上可以得到的油水都一把抓走了。

在国民党官场做官，本来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你薛长官吃肉，也得让底下人喝汤才是，结果连汤都没有，引起了各军总司令的不满。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九战区对日作战。如果各军司令能捞到一点油水，可能会多少发给士兵一点饷银，士兵待遇能稍微好一点，战斗力也多少能提高一点，但是，1942年国民党战史会编《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提到：“士兵待遇过低，营养不足，以致体力羸弱”，后果是“牺牲于敌人白刃下者为数甚多”。“因饥寒交迫冻死战壕的——仅12月26日晚冻死者就有十余人。”41年，湖南省最低温度不过零度上下，国军士兵待遇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第九战区管军粮的兵站总监，是薛岳的心腹，湖南省银行行长连襟，再加上湖南省民生物品购销处岳叔的加持，湖南省县长都是第九战区出来的或是走其岳叔方学芬的门路，垄断了湖南粮食收购与销售。

洞庭湖两侧，是自古以来的产粮地区，以华容县为例。1939年6月，华容县县长罗世杰接薛主席代电：“抗战期间，军粮需用很急，在华容县本年粮食登场时，把握时机征购余粮8万担，以充军实。至于征购办法由本省军粮采购总处拟定办理。”华容县县长罗世杰因征购军粮的关系，兼任该县军粮采购处处长，另设副处长及以下必要人员办理征购业务。

39年，华容县实有人口30万，所有水旱田地共计80万亩。除去种植蔬菜、棉花、油类等经济作物8万亩外，种粮田72万亩。平均每亩年产稻谷240斤，共约稻谷172.8万担。按每人年用稻谷6担计，共需180万担，尚欠7.2万担。而牲畜、家禽的饲料还在外。①因小孩和老年人的食量较小，拉长补短，勉强敷衍过去。省军粮采购总处，不照实际生产情形，硬性规定平均亩产250斤，年产稻谷共180万担，扣出8万担作军粮归公征购。并强调，因与华容县毗连的岳阳县已经沦陷，更要加强征购，以防粮食济敌。罗世杰为完成征购任务，召集县有关机关开征购军粮会议，并调全县的田赋粮册，分配各田主出售军粮数量。规定原则上毎人留谷6担(60岁以上老人减1/3，10岁以下儿意减1/2)，为全年食粮，余按比例征购。但在执行时，对一般田主勒令按规定出粮，不容短少；而对少数地主，又任其借故拖延，并将大批新谷囤积抬价，不予追究。穷苦农民，因归还欠债，或为生活所迫，已将应留的食粮支用殆尽，剩下所谓余粮，又被强行征购，还须从市场上买进高价粮食和种子，以维持生活与生产。

华容县购粮价格，是经湖南省征购军粮总处按当时的最低粮价规定的，计每担稻谷价2.2元。但以后粮食市价上涨，并因征购的影响波动很大，而原定的征购粮价未增加。1939年底，市场粮价已涨到每担稻谷5.2元，这年全县征购军粮稻谷5.29万担；1940年，市价又涨到每担9.4元，是年征购稻谷5.29万担；到1941年终，每担谷价更涨到16.5元，征购稻谷5.3万担，无论粮价涨到多少薛主席收购的粮食还是2.2元。总计征购稻谷15.88万担，人民损失139万余元，还不包括41年间毫无代价地拨出人民备荒的稻谷4万担。②在运交公粮、收粮亦“鸡屎上刮上一层油”。

省军粮总处为掌握征购，在华容县城设有收粮机构，勒令出粮者送粮交该机构验收，远的地方距县城百里开外，出粮者运粮一担到县城，往返需时三天(若交粮人多，拥挤一处，验收手续繁难，更费时间)，送粮者还要在外食宿，增加负担。省收粮机构验收时，规定先用市斗量谷体积，再称重量，毎担稻谷重达107斤以上才合规定标准，否则拒绝验收。过科后，用风箱风过（将粮食里的谷子皮等杂物吹干净），再复秤，不足之数，责令照补，一切手续完备才给予验收。这一切，还是在华容县遭受水灾的条件下，国民党《湘政五年统计》载，39年湘省本年局部地区有灾，遭受水、虫灾害的有：古丈(水虫)、华容(水)、慈利(水)、桃源(水)、汝城(虫)、东安(虫)、桂阳(水)、永兴(水)、湘潭、邵阳(虫)等10县。③在收购环节绞尽脑汁刮地三尺，在销售环节亦费尽心机。

1939年夏，滨胡水路因受日军威胁和国民党杂牌军武装的骚扰，粮商闻风却步，以致各县运粮来长沙的大大减少。同时，长沙米粮业刚恢复小规模生产，存货不多；加上投机商人固积居奇，市面食米奇俏，价格不断上涨。薛岳为了缓和民怨，掩饰其搜刮所造成的后果，强迫粮商实行限价、平价，规定大米每石8元，谷子每石4元。粮商被迫一面勉强应付门市，一面继续出卖黑市；少量存粮，很快告罄，而贩运商因既要承担运输风险，又要受到平价限制，干脆歇手。这样一来，平价则无米可买，黑市价却越喊越高。薛岳恐激起民变，勒令长沙粮商向近各地以高出平价的价格采购粮食，以一部分搭配蚕豆空平粜，一部分准许自由买卖(即任卖市高价)，使粮商有利可图，从而勉强渡过难关。在人为的粮荒中，市民怨声载道，讽刺薛岳为“薛平贵”(谐指薛岳平粮价越平越贵)，并做了两句顺口溜：“东长路(今蔡得路)改伯陵(岳别号)路，家家户户吃蚕豆，”群众的怨愤、不满溢于言表。

1940年春，因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公务人员所得的工资，不足维持家庭生活。湖南省府令行全省各县，着按军粮价格购买县中职员的眷属粮，全年约购粮3000担。这又把职员眷属的困难转移到农民身上，并在购粮中浮报多购，扩大眷粮的购量。至1941年间，除购军粮和眷粮外，湖南省府，更令华容县把人民备荒的仓储稻谷4万担，无代价地拨交五十三军周福成部(该部时住华容、南县、安县、津市等地)。华容县这样，其他各县亦可概见。一两银子的田赋，抗战以前连正常附加也只五元上下，39年则増加到十八元以上(湘阴)、二十元以上（长沙)。④这还不算最无耻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靠超发货币维持其军费开支，通货膨胀加剧为了保障国民党政权的维系国民党政权想到一个“妙计”——“田赋征实”。

1941年4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规定：“各省、市田赋及土地陈报，律于三十年度(1941年度)内由中央接管”，“中央于省、市、县分别成立田赋管理处，办理田赋征收及土地陈报事宜”；“自民国三十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战时一律改征实物”，并“以三十年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及产杂粮区得征等价小麦或杂粮)为标准”。此举保证了国军吃粮的需要，然将所有的负担压在最底层的农民身上，地主可以将其负担的田赋转移到佃户身上。举个例子：在四川长寿县一个收入4500市石租谷的大地主，纳田赋为150市石，占总收入的3%。在高县，一个收入10市石的自耕农须交田赋1.336市石，占总收入的13%强。

42年，国民党行政院修改了《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正式宣布将田赋征收额再增加1倍。跟着，湖南省又相应地修正了《湖南省战时田赋征收实物实办法》，其中规定：“实物折合率按各县三十一年度列入预算之省、县正附税额每国币一元折征稻谷四市斗或小麦二市斗八升…”。实际上，人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规定，据当时“省临时参议会”宣称：征收额在名义上是七百万石，实际征收则达二千万石。国民党粮食部报告的审查意见中，也承认“湖南征粮名目有九种之多，今年上半年洞庭湖边各县即不乏饿死者”。⑤与实行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的同一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还颁布了《湖南省公买余粮办法(1941年7月)》，规定购买余粮，须由省粮政局指挥各县政府统一进行，并规定按田赋亩册，无论公私田亩，暂定山田每亩由政府公买田东余粮上粒谷五市斗；水田每亩公买本籍田东余粮上粒谷七市斗，外籍田东一市石，佃农三市斗。所谓“公买”之价甚低，1941年“官价购粮，每石十五元，还不及成都、重庆”十天半月内一斗米涨价的数额”。1942年8月，粮政管理规定购粮食每担80元，发现金三成(法币24元)，粮库券(分五年偿还）或美元公债七成。⑥拿着美元公债欠条去找台湾国民党兑付加上利息也是一笔小财。

薛岳以“储备军粮”为名，抢运沿洞庭湖积谷。在日寇通境并屡次到沿湖各地抢劫谷米的时候，这诚然是要政。各地丰收，洞庭湖沿岸所剩谷米当在五百万石以上，但是因为军政当局的垄断，商家办米就说是居奇，是奸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灯”。1940年，省政府成立省驿运管理处，统一掌管全省驿运事项几种主要物资，如粮食、食盐、桐油等，概由政府或军队垄断转运，商人和一般民众不准进行。粮商偶有外运，即乘机劫夺。如1940年秋，长裕花粮行与水泰花粮行将大米运销广东，车至白石渡(湖南境内最后一站)，被稽查人员发觉，大米被全部没收，负责押运的长裕代经理郭俊义理拘禁。郭后来设法逃脱，为免追逃，改名郭汉明，长裕花粮行改名水隆花粮行，裕丰米厂有次运米销售，同样被没收；押运的职工黄忠逃走后，改名黄传华。另有兴记花粮行经理周继松与省粮政局签订合同，承办一批军粮，当该号采购的稻谷在靖港水丰米厂加工后，正待交拨时，突有宪兵第十八团的武装士兵多人到厂检查，一口咬定那批大米系粮商囤积居奇，不由分说，将所有大米搬上事先准备好的木船运往长沙。周继松找粮政局副局长李宗岳交涉无效，大米被薛岳下令提走。后来粮政局反令兴记缴销所签合同，并强迫缴回预付粮款。据兴记花米业理事长谢绍秋回忆，1942年，省粮政局有次召集米、粮行和运输业开会，严申不准湘粮外运的禁令;旋即以违禁罪判押运粕业5人。为此，长沙警备司令部曾于1941年12月，以“垄断粮运”罪枪杀通达运输公司经理夏忠发、合记民船办事处经理王长生、华中公司经理胡涤生。

接近战区各河内都设有工事和埋置水雷，交通时受阻碍，军队掳封船舶，船夫视为畏途，不敢出远门，无船可运。水陆大道，到处设关，无论是外来货或土货都要抽通过税，所抽税额有百分之百的，40年才由国民党中央颁令不准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货价。上海入口货常有被指为日本货被扣充公的危险，因此，日用品价格迅速上涨无边。湘西、湘南一带，谷米价格一股都上涨起来了，形成一则太多，一则缺少的畸形。引起湖南人民的公愤，因为征收粮食数量过于巨大，各界纷纷把矛头指向省征购军粮总处处长伍仲衡，要同他细算粮账，了解征购军粮的实数；而薛岳还以伍未购满军粮定额，责令其完成征购任务。国民党中央规定湖南征军谷七百万石，每石定价十五元，运费五元。薛在滨湖区域，每亩征谷一石，约计一千万亩，可征一千万石。山田每亩五升，约计五百万石。比中央规定超过一倍以上。而每石之运费又未发放，故民怨沸腾。⑦湖南粮食管理局局长伍仲衡辞职不准，请假亦不准，代人受过，故迫而自杀。

薛岳利用这种机会，抽调大批的低价军粮给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购销处在广州、韶关、桂林、柳州、等地设有办事处或转运站、仓库，作为从事投机活动的分支机构。总处的运输课，备有8部卡车，专作短途运货。同时与省府秘书长李扬敬、省府委员王光海、省银行经理丘国维等串通一气，由总处运输课出面联合郴县商会会长黄规吾，合伙在衡阳金银巷开设运输公司。湖南省民生物品购销处，打着“民生”的招牌，挪用省库大量资金，在省内大肆收购大米私运广东出售，获得高出原价三倍以上的横财。同时，还收购湖南的土特产猪鬃和桐油、湘莲、牛皮、五倍子等物资，汇集于韶关仓库，运往香港换取外汇。对于工业制成品实行“统制收购”，制定大大低于市价甚至比成本还低的官价收购工矿产品，如棉纱每包成本价1599元，官方收购价只有1200元，赔本20%。因为业务繁忙，第九战区又陆续配备汽车增加至三十多辆，供薛主席岳叔方人矩“湘购处”使用。所获暴利，大都落入集团中主要权势者的私囊，一般下级职员，无从识其底蕴，只能领取微薄的工资。而一些粮食商，则利用关系打通关系，上下其手大发横财。

1941年，慎成米厂代经理任裕煌承包浏阳兵站的军粮采购任务，因而结识兵站支部长邓方诚(广东人)。邓的老婆罗婷婷原系任的街坊，彼此早就相识。邓方诚夫妇便托任裕代做粮食生意，任也得到运输上的方便和经济上的支持。约在1943年春，他们在中山西路合办一家米厂，并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方裕”。后经邓的引介，任裕焓又结识了蔡馥生，彼此互相利用，凡军粮局委托加工的米厂做不完的军粮，经常分给方裕米厂加工，蔡馥生则几次从方裕取得数字很大的空头发票。其中隐弊，局外人虽无从具体知悉，但亦不难想见。后来因牵涉到薛岳的老婆方少文、小舅子方兴，弄的名声不大好，遵照薛岳的意旨，改换招牌，去掉“方”字，“方裕米厂”就更名“源丰米厂”。

卖盐的喝淡汤

“卖盐的喝淡汤，当奶妈的卖儿郎”，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无奈与心酸表露无遗。全面抗战后由于山东、江、浙江等省沿海城市相继沦陷，“海盐”来源中断，湖南素以食淮盐为主，抗日战争前淮盐约占全省常年销量的80%，淮盐产区被日占领后，食盐供应十分紧张，全省盐源被迫完全依靠川盐和粤盐，而运川盐路途遥远还要贿赂湖南省盐业稽查人员，量少价高；粤盐的进销把持在薛岳集团“湘购处”手中，市场无盐销售。少数商店将剩余的少量食盐收藏起来，以每斤七角至一元(银元)的高价出售，比原零售价格高达七、八倍，牟取暴利。由于市场食盐供应奇缺，城乡喧一片盐荒声，衣村里出现了“石谷换斤盐”的奇怪现象。这时，农村里还有人开办土法制盐厂，利用屋基土提炼硝盐出售，不但产量低、价格贵，而且涩口。

湖南省政府为稳定人心，从民国29年1月开始实行实行“定点、定量，计口授盐、按月供应”。最初规定每人每月供应281克，民国30年7月降为250克。供应食盐，由各保、甲按户造具“丁口册”(即居民、商店的花名册)，由镇公所填发“计口授盐证”，交由居民、商户作为购盐能证。人们对“计口盐”存在着怕买不到的心理，因此当公卖店通知各户持证前往购证时，彼此争相挤购，互不相让，有的人鞋子被挤掉，衣服被斯破，有的扯皮打架，秩序相当混乱。后来，每逢公卖店售盐时，镇公所不得不派镇警维持秩序。而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可以凭条买盐，于是民家只好经过他们的手出重价偷买食盐。官价定三角六分多钱一斤，而军人偷卖的盐总在七、八角以上一斤的高价，运到乡下则安一元一、二角一斤了。长沙一带的农民，每石谷不过能换到二斤多盐而已，许多贫民只好不吃盐。“计口授盐”对于国民党乡镇保长又是一个可以搜刮民财的方式，一般采取多造“丁口册”，从而虚报领，私分倒卖，中饱私囊。当时群众中普遍流行着一首民谣：“甲长吃夹盐，保长吃饱盐，乡镇长吃盐不花钱”，以揭露他们的卑劣丑恶行径。

盐价格仍不断上涨，民国31年4月，每500克零售价格长沙涨到8.6元，衡阳8元，常德7.4元，湘潭8.7元，县7元，分别比民国29年12月上涨7.5倍、7.8倍、7.3倍、7.2倍和5.5倍。根据行攻院命令，湖南省政府于民国32年1月15日对长沙、衡阳、沅陵3个重要市场食盐实行划一价格和限价。是年6月1日全省实行食盐专卖，并改全省划一价为分区划一价。全省食盐批发价格由每50公斤817元(法币，下同)涨为130元至1600元，上涨63-96%;零售价格由每500克9.6元涨为16元至20元，上涨60%至1倍多。由于盐源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民国33年全省销盐仅6290吨，按盐务局配盐人口数23206616人计算，人平每月为14克，仅为常年实际消费量的3-5%。群众不仅买不到盐，且价格昂贵。是年，长沙市每500克食盐零售价高达465元，比民国31年12月的9.6元上涨47.4倍。民国34年县每500克食盐零售价为580元，比民国31年上涨80倍。这两年农村私盐价格更高，每50公斤稻谷只能换500克食盐。⑧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宁可一月无油，不可一日无盐”，这对于薛主席为首的“广东会馆”又是财源。

“湘购处”利用湖南省银行提供押汇和办理有关手续简便等有利条件，在购运上对民族工商户进行欺压摧残，原有盐商只好望尘莫及。“湘购处”在食盐销售上，则把持盐务稽核处，对食盐严加控制。凡私盐入境，统归盐务稽核处管理，盐商不得自由出售，滞则拖延竟月，畅销则尽罄其数。盐商徒唤奈何，在这种情形有的盐商退避三舍，有的则故迫停业。在盐务稽核处的操纵下，食盐买卖不均，市场盐荒日益严重。耒阳十字街等油盐号，经常盐柜空空，没货供应。内有小量配销盐，民众拥挤抢购，曾不断出现丢冠失履和踏伤妇孺事。其他边远城镇，盐荒更为严重如：桃源县因食盐空仓，地方民怨沸腾；湘西各县盐价飞涨，民众被迫淡食；新化民众毁政府卖盐专业机构，迫使国民党政府按保、甲配购食盐而这些配购盐，均系参杂泥沙的下等盐。而“湘购处”的“自由盐”，则存储仓库待价而沽。而国民党湖南省党政机关人员不顾日寇大敌当前仍大发国难财。

湖南省银行对抗战时期调剂地方金融，繁荣社会经济，调节商品价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银行的大亨与地方党政军关中的某些权贵也利用国难当头局势，趁着银行业务的畸形发展，处处插一手，捞一把。仅每年用在吃、喝、交、娱乐等项的费用就十分惊人。用于每年一度的全省性银行行务会议的开支更是惊人。老百姓讥之日“财神会”。某些银行头目，利用手中的职权和银行信贷业务利，与官商勾结，营私舞弊，从中牟取暴利。1942年，耒阳盐务处长傅景芳利用负责掌管耒阳盐价的职权，了解到当时盐价即将调价，便同湖南省银行耒阳支行经理彭先河和私商王建宇，私自提取用应交税款6万元，在韶关购买大量食盐运回耒阳，然后以私商名义抵押向银行抵押进行货贷款，在挂牌提高盐价以后。再倒卖给灶市盐商。部分私商再以此转押银行贷款，层层获取暴利。

如衡阳市分行经理王伯澂，不到二年在行内外都积有巨额财产，大家管叫他是“王百万”，他本人还沾沾自喜。奇怪的是，当时省总行的上司和军政要员，都明知他是银行系统内的暴发户，却元一人敢动他的毫毛。后来，这个“王百万”，不但在银行内晋升为总行理事，主管信托业务，还当上了省参议员。

粤盐济湘

由于广东连年发生旱灾，粮食歉收，部分生产粮食地区沦陷，后方人口增加、米价一月涨好几次，甚至闭粜，粮荒极为严重。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计无所出，联想到湖南亦属抗战前线，已发生食盐不足，可从中设法调剂两地粮盐之缺，乃主动与湖南省政府联系，经过两省多次函电治商，始达成“湘米济粤”、“粤盐济湘”之议，1942年春，广东省政府派广东省银行省食局的李明、叶少华等要人来衡阳洽订盐粮互换合同，方人矩设宴款待，因事关重大，不敢作主，即同往长沙向薛岳请示。广东派来的代表，与薛岳的亲信方人矩、李扬敬、王光海等主商谈中，不是从两省人民利益出发，不顾广东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而是各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讨价还价，使商谈几成僵局，双方相持在以湘米1.5至2石换盐1石之间，不能达成协议。薛岳亲自出面对广东代表说：“我是广东人，不卖米给广东，广东人对我有意见；但我又是湖南省的主席，把米随便卖给广东，湖南人又会有意见。如果以广东1石盐，换湖南1石米，实物互粮，这是可以的，你们可以从详商定。”明知这一比例是办不到的，因他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在政治上有矛盾，就此摆架子，把李汉瑰急一急，迫使李就范，方显得自己的厉害。

在湖南，当时盐价比米价高得多，对等互换，已大有利可图，以二易一，无异利市数倍。对薛岳提的互换比例广东方面谈判代表叶少华不敢作主决定，但也不敢提出异议。自己作主决定，怕损害了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利益，怕他们反对；但如对薛表示异议则又怕薛根本拒绝，无法达成此行的任务。叶少华打长途电话向李汉魂请示，李又请示了余汉谋，才最后同意了薛岳提的互换比例。在签订办法时，确定以一担半盐换一担米。湖南的米由经第九战区兵站总监蔡馥生拨给湖南民生物品购销处运输来粤，由广东省粮政局接收;而广东的盐则由广东省银行信托部和广东省贸易局(局长关伯平)负责换运，交方人矩接收。议定湖南的米，由第九区兵站拨“湘购处”运粤；以韶关为交粮地，并正式签订了食盐5万石换湘米75万石的互换合同。根据当时衡阳的市杨价格计算，米每石6元，盐每石10元有零，湖南方面有厚利可得。运到广东的米是第九战区的军粮，当时长沙经过几次会战，国民党部队余粮甚多，当地卖出不值钱，运来广东则换回一倍半的盐，大部分由方人矩、蔡馥生、李扬敬、王光海等从中贪污分肥，大头注入了薛岳的私囊。在家乡人民徘徊在生死线上，不去考虑如何拯救陷入水火之中的乡亲，而是为了个人恩怨耍威风、为了一己之私利抬高粮价谋取暴利，任凭广东父老死于沟壑，这样的亲我劝薛主席同乡还是不要攀为好。

办法签定以后，薛岳在一次晚饭上大骂李汉魂说：“广东饿死人，是伯豪(李汉魂字)的责任，少华，你告诉伯豪，问他我薛岳有没有本事枪毙他。你要照直说，不许打斧头。”(打斧头，语，削减意)，一同去谈判的冯次淇和李朗如在席上看薛岳的脸色，也帮着骂李汉魂。叶少华回广东后，对薛岳的话结果是打了斧头，没有直接对李汉魂讲，曾对粮政局局长胡铭藻谈及，胡认为薛岳骂的是吴菊芳(李汉魂的老婆，包括李确实该骂甚至枪毙都不过分)；六十四军后方办事处处长赖武(邓龙光的姐夫)则认为薛岳是有名的老虎仔，这不过是老虎发发威罢了；蒋光鼐、徐景唐则嘲笑叶少华为胆小鬼，连传话也不敢传。

当时不少人都想趁广东灾荒的“机会”，撵走李汉魂，争夺广东省政府主席，薛粮盐互换的办法在履行的时候，尔虞我诈，各打各算，结果是广东换来的米到了韶关无法运往灾区，而湖南所换购的盐，并不是广东省银行和贸易局存有的洋盐。粮盐互换，至1943年夏末止，湘米运回韶关的约有一万担，粤盐运去湖南的约有7000担。⑨这批粮食到底用于救灾没有？卖个关子。薛主席还有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呢，1940年高文华同志在写给党中央《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机关、军队贩运仇货更是公开的秘密，潭、衡商人常以此来回答别人对他运仇货的责难。据闻，九战区司令有三十几辆专作生意的汽车，盐运处亦有十余辆。”⑩抗战时期出于民族义愤管日寇的商品叫仇货，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和日寇走私、贩私得以中饱私囊。一边和日寇对峙，一边和日寇作生意，这可大损抗日“战神”之颜面，不过就如薛主席如此这般刮地皮，脸不要也罢！在薛主席英明领导下湖南人民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下期更精彩——湖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资料选自：

①②《湖南华容县强够军粮损害民食情况》罗世杰着转引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3002年出版124、125页

③《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李文海 等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529页

④⑩《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235页、177页

⑤《湖南省志 第一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787-789页

⑥《湖南抗战日志》作者：钟启河 刘松茂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206页

⑦《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唐纵着团结出版社2011年出版145页

⑧《湖南省志第七卷 综合经济志 物价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333-334页

⑨《抗日战争时期粤盐济湘情况忆述》徐直公着转引自《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34页

【阿蒙，察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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