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线告捷，北线奏凯，改变了什么？——《淮海战役纵横谈》之十一

“围而不歼”——毛泽东给杜聿明派了最后一个用场

黄维兵团被暴打至死的这段日子，陈官庄的杜长官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勘乱战史》是这样记载同时期陈官庄的状况的：

【7日，匪我双方均积极构工，8日，空军总部为加强空中支援，特派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上校，降落战地，协定于空投粮弹三天后，将派机百架，全力支援攻击。讵料自9日夜起，天候骤变，阴霾蔽空，空投作业无法实施，原订计划全部落空。

但在8日，第二兵团仍令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统一指挥第七十四军，战车第一团，在榴炮第五团之支援下，向大回村发起局部攻击，虽鏖战竟日，仍进展甚微。9日，再兴攻击，官兵虽英勇突击，无奈匪军重重阻截，不仅随伴战车无法跟进，甚且，炮兵之火力支援，步兵亦难能立即利用，致皆无功而退。两天来，虽未获进展，但却击溃其3个纵队，毙匪约万余人，然该军亦伤亡颇重。

是时，各兵团粮弹业已告馨，再无余力发起强攻，若匪之困陷设施则愈增强，国军只得强化防御工事，以待空投补给之改善，再行发起攻势。

自12月10日起，匪之主攻转至北侧，指向第十三兵团方面，连日激战，匪我伤亡均重。迄16日，双方仍成对峙之局。是日，获知第十二兵团已于15日夜，于双堆集突围溃失，徐州战场，杜部形势益危，再无外力可峙。】

可不，唇亡齿寒，双堆集被人民解放军搞定，杜聿明就彻底“透心凉”了。

不用猜，这“透心凉”还是“校长”送来的。

杜聿明多年后回忆说，黄维兵团覆灭的次日（12月16日），他

【“忽然接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电：‘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反而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同日，“校长”还直接来电，继续诓哄“好学生”：

【“第十二兵团业已突围，弟部须以积极手段求匪弱点予以击破，并向外扩展，以求脱离包围，总之弟万不可固守一地，坐待围困也。”】

其实这个当口的蒋介石已经焦头烂额的，他老人家琢磨得最多的事情还是如何收缩兵力，布防淮南，守备长以拱卫京畿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搭救“好学生仔”杜聿明。这回给杜长官的这个来电，最具实质性却没有道破的话是：杜同学你好自为之，自祈多福吧！本校长现如今顾不上你了！

有趣的是，他们的对手——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和最高统帅，这个时候也在考虑为国民党军统帅部和最高统帅留着一点念想：如何帮助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保持一丝就地坚持的幻想，如何帮助蒋介石难以确定将华北集团数十万大军撤离平津地区的决心，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以坐候人民解放军歼灭或解决。12月11日9时，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恒、刘亚楼的电报中，除了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部队提出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外，对南线战场的杜聿明集团也提出了“围而不歼”的方针：

【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14]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而且，在确认黄维即将被搞定，杜聿明也跑不了后，中央军委也开始考虑这场决战结束后的作战方针问题了。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淮海前线总前委：

【“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我们希望伯承能于亥哿（12月20日）至亥有（12月25日）间到达中央会谈”

“我们对今后作战方针大致意见如下：甲、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乙、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丙、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

17日，淮海前线总前委三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中原野战司令部驻地张菜园出发，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萧县蔡洼（蔡凹），与总前委另两位成员粟裕、谭震林会面。会面当天，召开了总前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了于来年夏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会后，刘伯承、陈毅即赶赴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当晚，在徐楼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汇报会上，总前委委员谭震林、粟裕分别讲了话。

谭震林说：

【今天不是怕敌来增援，增援为我所欢迎，长江以南不容我进行大规模战斗，再有十几个军来，我有本钱打，他来要时间，我们整补后也有把握打。

不在江北打，将来还是要打。江北打了，过江便容易了。江南顶多一百个师，集合不拢，只有退往两广决战。我可站稳脚跟，再向两广。他内部亦会起分化。

何时歼灭邱李孙，决定于我们，我可从容不迫的决战。】

粟裕说：

【黄维歼灭后，是江北决定性的一仗。歼黄维前，是三个战场打的，我们力量分散了。如黄维真正与宋希濂会合，将增加我之顾虑。现在顾虑没有了，即张淦再来亦无顾虑。杨干才之二十军虽来，二军未到，二十八军在武汉未动，即来也得十天。十天以后，中野休整了可以再战，可以放手消灭这一部敌人。华野全军可以轮番来打。歼黄决定了我在江北的完全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着。】

此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均转入战场休整，并在不断压缩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建役和巩固阵地，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也进行改善生活条件，总结经验教训，补充兵员物资，开展军事民主等一系列活动，积极准备对南线决战最后的残敌，实施最后一击——毕其功，于一役！

同时期，被围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的状态，可谓惨淡至极！

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勘乱战史》写道：

【17日，气候好转，恢复空投，第二兵团副司令舒适存，偕空总董明德上校，飞京洽请空投补给，关节炎协商空中支援突围攻击事宜，不意是晚又大雪纷飞，且连续10日之久，突围攻击计划，再度落空，且空中作业，亦中断10日，于此期间，食物燃料俱馨，近20万军民，饥寒交迫，唯宰马为食，掘棺为薪，骑兵官兵，拒食而泣，伤患及孱弱者，日有饿毙，匪军不断实施夜袭，以疲困国军外，并运用心战喊话，以食物为诱降之饵，然国军官兵，不仅不为所动，且益坚弥励永矢固真，仅部分随行民众，不耐饥寒，列队请离，指挥所基于事实，未便制止。】

这里“然国军官兵，不仅不为所动，且益坚弥励永矢固真”比较“八卦”，据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统计，仅从1948年12月16日迄至1949年1月5日的20天中，被困敌军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不顾严密的封锁和残酷的镇压，逃过火线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平均每天约700余人，相继投降者达1.4万余人。

整个南线决战中，国民党军整军、整师、整团、整营的集体投降者，有3万人之众。

【12月27日，风雪虽止，然天候仍然恶劣。28日，国军空军甘冒不良天候，恢复空投，因气流不急，大半飘升，饥饿官兵，为求一饱，竟无视警卫火网，争先抢粮，为此而遭枪杀者，时有所闻。指挥所为示信于众，特指派第二兵团副参谋董熙，兼任空投场指挥官上，订颁收取、分配作业程序，秩序乃得维持。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一日，天气好转，阳光乍泄，使阴匝月之战场，再现生机，官兵正当神情爽朗之际，总统蒋公引退消息传来，诚如晴天霹雳，军心士气，惨遭打击。

自3日起，天气放晴，空投源源而来，杜副总司令与邱、李兵团司令，虽为总统之引退，深感忧伤，然为救国救民大业，全军求胜责任计，一致决定于获致适量补给后，预定于8日在强大空军机群支援下，发起突围攻击。不意是（3）日晚，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营长晏子良突率部投匪，该部虚实尽泄，故于次（4）日夜，匪即对第七十军阵地，发起猛攻，反复争夺，匪我双方伤亡均重。致预定于8日之突围计划，又成泡影。

杜副总司令，鉴于情况日趋不利，乃于5日召集军长以上人员，共商对策，咸认第十二兵团既已溃灭，外援已属无望，若长此被困，终必覆灭，与其作无希望之等待，不若及早突围，最后决定于是（5）日17时，全面出击。

5日17时，各兵团遵令分别出击，攻击初期，第七十四军颇有斩获，但其他各军均无进展，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且身负重伤。杜副总司令目击已不可为，只得令饬终止攻击。杜部所属两个兵团，从此已丧失突围之一切希望，唯待匪军之吞噬命运。】

不光是杜长官，就连陈官庄地区所有的国军官兵，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凉透了！

蒋介石不准“病假”，杜聿明只好等死

还有更让杜长官心凉的事情：

【早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底，杜副总司令即已抱病在身，邱兵团司令为此，曾私自驰电统帅部，当时总统蒋公，曾来电敦促飞京医治，然杜副总司令，深感责任重大，不忍置数十万大军于不顾，而一走了之，当即复电：“生虽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只要一息尚存，誓与匪周旋到底。”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六日，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原拟后送因战重伤之高吉人军长，孰知伤患拥集机场，争先登机，秩序大乱，旋匪炮向机场集中射击，不仅飞机被毁，机场亦遭破坏。是（6）日18时，匪复集中各型火炮，向守军阵地猛轰，并运用近迫作业，全线猛补，邱、李两兵团阵地，均有部分陷匪，致防守空间益促。】

这个记录真假掺半，比较靠拢八卦。

邱清泉私电蒋公为杜长官请病假的电报是有的——台湾“国史馆”有存档可查，时间是1948年12月17日，而“校长”回电也是有的，时间是23日23时。但“校长”回电内容却不是什么“敦促飞京医治”，而是：

【“亥筱电悉，杜副总司令应扶病在军，不宜离职，并望秉承其意旨，服从命令，同仇敌忾，达成歼匪求存，转败为胜之目的，是所至盼。”】

据杜聿明自己回忆，他当时也收到了蒋介石给他本人发来的一电：

【“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飞机接弟回京医疗。”】

而他自己的回电则是：

【“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指我的建议），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杜建明看懂了“校长”的真正意思：小杜同学，你要不跟那儿把活儿干完，甭想回来！

——甭说飞机让“共匪”给毁了，就是不毁，杜长官他敢坐么？

这个时候，平津、淮海这南北两大决战战场的形势又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北线平津战场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主力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一万五千余人人，12月22日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〇五军5.4万余人。完全切断了傅作义集团陆地和海上退路，已顺利进入战役第二阶段。

傅长官就是想跑，也跑不了啦！

南线徐蚌战场这头，黄维兵团气数已尽，已经是覆灭边缘；杜聿明集团被摁得死死的，动弹不得；蚌埠北进出援的李延年兵团，从12月4日起向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曹老集东西阵地攻击，5日才进至仁和集以南，曹老集以西及苏集以北之线。总前委随即派出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和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十一师，及豫皖苏军区3个团、豫西军区两个团，参加阻击李延年兵团之作战。这些部队先后于6日、8日赶到。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方向有约5.5万人的兵力对付李延年。李延年兵团每日进展仅1至3公里，有时竟日不能前进，而且伤亡很大，至1S日黄维兵团被全歼时，该兵团方进至包家集、高王集、崔家圩之线，距离双堆集还有30公里。

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12月16日——也就是蒋介石电诓哄“小杜同学”的同一天，顾祝同电告刘峙：

【“黄维兵团业已脱离包围”】

——同样是诓哄：

【“㈠第十二兵团业已脱离。㈡为免李延年兵团与匪胶着，希饬以占领掩护阵地，使该兵团主力与匪脱离。㈢尔后以有力一部守备淮河，主力集结淮河以南地区机动。”】

这就是说，他们也要跑啦！

刘峙也好，李延年也好，正巴不得有这柄尚方剑哩！

17日，李延年兵团各军分别转至临淮关、怀远地区，刘汝明兵团转至蚌埠以南地区。守备淮阴、淮安及苏北各要点的第一绥靖区各部，在人民解放军连续胜利震撼下，于12月9日至16日纷纷南撤。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兴化等城为华东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解放。

北线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既然想跑也跑不了，南线淮海战场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就用不着再持续下去了。华东、中原野战军主力经过这段日子的休整，吃得饱，穿得暖，睡得香，养得壮，早就作好了总攻的一切准备。12月28日，华东野战军首长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并留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和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

【“判断蒋介石有放弃江淮、撤守江防最大可能”

“建议：如中野得到完满补充，消除疲劳，完成后勤准备后，可提前发起江淮战役，以保护蚌浦段铁路运输，使我迫近江边休整，以更充分直接准备渡江作战。华野可先抽两个纵队协同中野作战，主力待全歼杜聿明集团后南下参战”。】

而邓小平和中央军委于30日、31日分别回电：

【“中野各部必需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据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即有亦在南京、武汉附近，故仍准备充分再行出动，似较稳妥”（邓电）；

“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消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军委电）】

江淮之间无大仗可打！无——大——仗——可——打！

这意味着只要再搞定杜聿明，中央军委南线决战意图就可以完全、超额、提前实现了！

那还不赶紧着搞定杜聿明，还等什么呢？

12月31日亥时，指挥围歼杜聿明集团作战的华东野战军首长致电中央军委及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已到中央汇报的刘伯承、陈毅、华东局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等首长：

【军委，刘陈，邓张，华东局，谭王，韦吉：

㈠杜邱李匪部数十万人，被我围困于狭小地区内已二十余日。二旬余日来，天气变化，雨雪交加，无粮无柴草，饥寒交迫，饿死冻毙日益增加。我展开政治攻势以来，喊话跑来投诚者已有五千余人。高级军官有新三师副师长及团营长。现除军、师长等高级军官，及坚决反革命分子外，普遍士气低落。但因敌监视甚严，不敢逃跑，部分的希望我们快点去打，以便乘机解放过来，避免围困受罪。

㈡据从俘虏中所了解，敌人空投粮食，首先发给高级军官及主力嫡系部队，因此二兵团比十三兵团强，八军又比九军强，上级军官比下级军官强，有的每天还可以吃一干一稀或两餐稀饭，有的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还不得饱。十三兵团山东人较多，所以受我政治影响亦较深，跑过来逃诚亦较多。

㈢敌人现保持地区，东西还有十八里，南北十二里，设有飞机场，敌机天晴时还曾降落，保持与外耐联络。因距离较远，我炮火不能封锁。

㈣为使敌人增加困难，动摇恐慌，迫敌提早投降和突围，全歼该敌，我们建议乘此敌人饥寒交迫、体力极大减弱，及在我政治攻势影响之下，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之际，发起一攻击。拟集中一、四、十、十一等纵队及冀纵，首先分割李弥兵团之八军、九军、七十二军及兵团部，以九纵、八纵配合，相机攻歼十二军，以期进一步压缩敌人包围圈，使敌机场在我炮火瞰制下，完全失去作用，不能降落，空投亦不易掷中，并继续开展政治攻势向迫敌向我投降。但战斗发展亦有可能在李弥兵团被我解决之际，邱兵团即被动时，向西南、向西突围，而全部解决之可能。否则，天气转晴后，敌派大批飞机投送粮弹，及在敌机大肆轰炸掩护下，士气可能会有些影响，使我歼灭该敌增多伤亡和代价。

㈤可否，军委有何指示，请即示复。我们拟子江（一月三日）召开作战会议，研究统一动作。

粟陈张

世亥】

1月2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批准粟陈张总攻部署。

当日24时，华东野战军首长下达总攻命令。命令规定：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共25个师，分成东、北、南三个突击集团，担任第一线突击，以7个纵队共17个师，使用于外线堵击并作为预备队，于1月6日17时发起战斗。其兵力区分为：

东集团，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第三、第四、第十、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加上北集团的第一纵队，担任分割围歼李弥兵团之任务。

北集团，以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第一、第九、第十二纵队，由北向西南攻击。

南集团，以韦国清、吉洛统一指挥第二、八、第十一纵队，由南向北攻击。

以上为攻击部队，计有25个师80个团。

此外，华东野战军在此间还集结有强大的预备队：第二线的7个纵队（六纵、七纵、十三纵、广纵、鲁纵、豫皖苏独立旅、三十五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计17个师56个团。

华东野战军在此间的集结的兵力已达42个师136个团。

命令还规定，特种兵纵队除注意指挥各兵团各纵队炮兵协同作战外，重炮分别配置在以下地区：炮一团（(美榴炮团）、炮三团1个连（野炮）位于李石林以北的后平庄、崔口、张庄地区；炮二团1个营（野炮）位于刘河；炮二团（欠1个营）位于苗桥西三里庙、李里楼地区；炮三团（野炮）位于耿庄、骑界沟地区，支援东北南三个集团作战。

据华东支前委员会《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记载：

【萧、永地区大规模围歼战开始，仅在该地区的参战人员，华野、中野、民工、民兵等共计一百五十万人，每天需原粮三百九十五万斤外，不是一个战略区所能胜任的。在这个浩大供应要下求，在徐州召开了山东、华中、冀鲁豫、豫皖苏四个大战略区的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协商了共同供给的具体方案：在战场东南面由华中负责供给，在战场的东面、北面由山东负责供给，西面、西南面由豫皖苏供给，冀鲁豫调运华东小米一亿斤，由华支（华东支前委员会简称）接收统一调度。】

一个地域内集中和支出这么大的本钱，在这场战争中，那是头一次！

以石击卵，杜聿明无处可逃

1949年1月6日15时30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打响。

华东野战军各突击集团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首先集中百余门火炮绝对优势火力，实施半小时的猛烈炮击。而后，步兵开始突击。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各突击部队以分割穿插战术，从不同方向勇猛插人敌纵深。经激战，迄18时左右，大部攻击部队均完成预定计划，分别攻克何庄、窦凹、李楼、郭营、李明庄等13个村庄、歼敌4个整团，7个团大部和两个团一部共万余人，俘7000余人。

尔后的战斗，《勘乱战史》有如下记述：

【7日，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率轰炸要5架临空投弹10枚，电催地面部队突围，惟以陆、空火力微弱，未克奏效，匪却因此洞悉国军之虚实与企图，故于入夜后，攻袭愈猛，守军拼力苦撑，激战至8日晨，南侧之窦凹及北侧之魏楼、李石林，相继不守，守军伤亡殆尽，原拟于是日实施之突围计划，再度告吹。

9日，匪续全面进逼，防区愈形缩小，多数据点，均限孤立，至午后，匪炮猛击陈官庄，旋自该庄西南突入，指挥所仓卒西移陈庄，至日没后，匪军窜入阵地内，部队多失联络，杜副总司令于万不得已下，遂于9日21时，颁布其最后一道命令：

一、各部队即向当面敌阵突围。

二、集合地点：浦口、汉口。

是夜，乌云密布，暗黑如墨。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率随员十余人向西潜行，甫于拂晓（10日）抵达第二〇〇师师部，复遭匪围击，该师仅存之警卫，旋被击溃，邱司令知事已不可为，乃谓左右曰：“余奋战二十余年，原为国家求独立，为民族伸正义，时至今日，唯有一死，以完成我革命军人人格耳。”言讫举枪自戗。杜副总司令亦于是（9）日夜，率卫士十余人，向西行约10公里，至次（10）日晨，不幸在匪追慑不舍下，曾图自杀未遂，卒为匪所执。

是役歼匪约10万余人，国军官兵牺牲约15万人，武器装备全部损失，除兵团司令李弥、孙元良；副司令舒适存、谭辅烈；军长熊笑三、舒荣、余锦廉；师长唐化南、王奎昌等脱险归来外余皆散失。】

《勘乱战史》有一个史实没有道出：杜长官等最后是在邱清泉等诓哄和肋迫之下，根本没等到10日白天，9日那天即已放弃指挥，自顾自逃命去的。不过，后来了进了“共匪”俘虏营、战管所，尔后又进了政协的杜长官自己，却很坦诚地补充说明了这件难以启齿的史实：

【我同邱清泉于黄昏后到陈庄第五军司令部，指挥部及战车等部队在陈庄以西集结，归文强指挥，幻想10日在空军掩护下突围。一到陈庄后，解放军的炮弹即跟踪追来，我躲到掩蔽部，李弥、邱清泉、熊笑三等又来要求夜间突围，我仍主张照蒋指示，10日上午突围。大家一致认为白昼突围无希望，我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一直争吵到10时左右，熊笑三有些愤愤不平地出去了。一时四周机关枪、大炮、手榴弹之声大作，熊跑回来对我说：“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接着他撕了一把白布条拿在手中。我听到枪炮声只是一边响，这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同。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出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鬼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却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还是由自己的阶级本质决定自己的顽固性，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畏惧、胆怯、懦弱，又顾虑重重，不肯向人民投降。我对他们说中：“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周知他们自找出路。”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我。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地说：“哪会有这回事！”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勘乱战史》还有一个史实没有道出——或没好意思道出。

9日，蒋介石曾致电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告以如果本日出击不能奏效、无法再战时，应即将所有重武器与卡车有计划彻底毁灭。所有高级将领先自师长以上即派飞机来接，从空中撤退，其次接团长以下官长，望秘密准备。又仅电杜告以前拟接高级将领之电为一切绝望、万不得已之措置，如果无此必要，则前电勿转告其他将领，以免影响士气。再电杜、邱、李以无论本日战况如何，明晨决派机来接杜聿明来京诊治。前方部队概归邱清泉指挥，李延年为第二指挥人，务希万众一心，共同生死，完成革命使命。

笔者查证了台湾“国史馆”馆存档案，这几个电报都有，时间都是下午时分。

而这位“校长”在此前12月25日日记却赫然写道：

【“杜聿明之妻（曹秀清）到处运动，使其夫能空军从围困中接救出来。黄维且将其突围时期先电告其妻（蔡若曙）。此种将领问何能再望为革命牺牲，思之痛愤自惭。”】

两相比较，笔者心中对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就冒出了俩字儿：虚伪！

这几个电报，杜聿明等很可能没有收悉——这一天下午，他们已然各自逃命去了。

不过他们收没收悉并不重要：第二天，飞机已然不能落地——“共匪”打进来了。

再退一步，就算是收悉了，他们还敢相信这位言而无信且反覆无常的“校长”么？

10日拂晓前，华东野战军全线发起攻击和追击，杜聿明等分头逃跑后，各部失去指挥，部队纷纷缴械投降，顽抗者均被歼灭。战至16时，陈官庄之敌全部就歼。从12月6日16时迄至10日16时，华东野战军经过4个昼夜96个小时的连续攻击，全部消灭杜聿明集团余部，计有1个“剿总”前进指挥所 、2个兵团部、8个军部、22个师、1个骑兵旅，计17.6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中写道：

【自六日十六时起至十日十六时止，经过整整四昼夜九十六个小时的激战后，全部肃清了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八十八个村庄中据守之杜匪所部邱李两个兵团及孙兵团之残部，计一个战区司令部、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约二十个师部十六余万，这是在淮海战役中消灭的兵力最大、时间最后的一批敌人，也是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

杜聿明集团覆灭的当天，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杜聿明部大半今晨似已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能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此为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态悬如，但已尽我心力，无可愧对我将士，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但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

至此，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胜利结束！

至此，南线大决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这场南线大决战，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华东、中原军区等地方部队自1948年11月6日战役发起，迄至1949年1月10结束，共连续作战66天，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及指挥的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1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万余人。其中俘虏32万余人，毙伤17万余人，投诚3.5万余人，起义、改编2.8万余人；俘国民党军将领124人，击毙5人，投诚22人，起义8人。缴获各种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万挺。长短枪15.1万支，飞机6架，坦克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万余发，枪弹2015.1万发，以及大批量的其他作战物资。

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付出的代价计有：阵亡2.5万余人，负伤9.8万余人，失踪1.1万余人，合计13.6万余人。作战主要消耗计有：山、野、榴炮34门，迫击、六〇炮219门，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万余支，各种炮弹67.9万余发，各种枪弹2014.94万发，炸药4.8万余公斤（不含双堆集消耗部分）。

一锅夹生饭，生生被人民解放军烹成了一桌大餐。

淮海战役的胜利，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崩溃。

几天后的1月15日，入关的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日，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31日，原驻北平的国民党军华北“剿总”部队撤出城外，进至解放军指定的地点，接受和平改编。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人民热烈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进行接管。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人民解放军全面破关成功，超预期、超指标地完成了九月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

——中央军委战前预计的“今后三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也缩短为一年。

剩下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前瞻后顾”有共识：大决战成就大变局！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四天后的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称：

【（人民解放军）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

五天后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中共中央两天前发出的贺电：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潄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伯韬兵团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十个军二十五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四个师（内有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部一个师，孙良诚部一个军两个师，宿县和灵壁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约六十万余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大部入我掌握。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1949年1月20日，在徐州东北贾汪召开了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总前委委员粟裕阐示了这次南线大决战的意义，以及胜利后的前景：

【淮海战役的影响很大。首先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中央要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消灭敌人二十个师到二十二个师，而我们却加倍地完成了任务。敌人在江北的防线被完全粉碎了，敌人在全国最主要战场的绝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了，关内敌人主要军事力量被打垮了。徐州战场上的敌人原有八个兵团，二十八个军，六十六个师，被我军歼灭了五个兵团全部，一个兵团大部，两个兵团各一部，共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占其总兵力百分之八十一，敌人只剩下百分之十九的兵力，逃跑了。敌人现在守江防的只有三十多个师，敌人的长江防线是可以打破的。

此次战役中，我军在军事上、政洽上发挥了原有优势，取得了新的优势。

我军在一九四七年转到外线作战的时候，在政治上、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在数量上技术上还不是优势，只有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才能彻底打败敌人。而现在我们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了。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在政治上更获得了完全的优势。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乞求所谓“和平”，外国通讯社便说：要战要和完全操在共产党手中。这是战争胜利发展的结果。中央原来计划在淮海战役之后，休整两个月，再组织一个江淮战役，把江北残敌歼灭了再渡江，现在看来，江北没有仗打了，因为江北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我军过江以后，如果敌人把台湾、华南和西北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集中到京沪地区，则在京沪地区可能有一次决战。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更促进了敌人的分崩离析。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越打胜仗，给人民鼓舞越大，对敌人的打击也越大，我们的国际地位也越提高。敌人现在求和了，这是两年前敌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人员也在打主意留后路了。由于这样的变化，所以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这当然要依靠大家努力。】

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在多年以后也回顾了这次决战胜利的意义：

【淮海战役刚刚发起，中央军委就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预见。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淮北地区完全解放，长江下游以北的淮南大部地域入我掌握之中，使中原和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更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援，分路南下，迅抵长江北岸，直接威胁南京、上海、武汉等重镇。这就为我军渡江作战，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把这次决战胜利的意义阐示得最简单扼要的，还是当年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

实际上，立场并不在中国共产党人一方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也表达了同样看法——他甚至在这场决战尚未结束时就作出类似的断言。不同的之处在于：共产党人是在战事结束后的前瞻或回顾，而这位“国府顾问”是在战局进行中的判断和预言。

黄维兵团覆灭三天后的12月18日，戴维·巴尔向美国陆军部发出报告。报告称：

【由于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与丧失面子，纵令时间允许，国民政府是否还能取得必要的人民的支持，以动员这一地区[华南]的充分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之事。唯有无限制的美国援助包括直接动用美国武装部队以阻止共军南进的政策才能使国民政府在华南保持立足点，以反抗共军的坚决推进，然而这种政策是我所最不主张的。……国军的完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戴维·巴尔少将的确有着不俗的洞察力——他基本言中了。

然而，这位“国府顾问”跟几乎所有的美军将领一样，还是过于高看了自已后背靠着的那个强大国家了：

一来这“美国武装力量”不可能大批量来到这片土地上来为这个背时倒霉的政府排忧解困——且不说这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就算是“头号强国”，十个指头再怎么挥舞也摁不住全世界的萌芦全世界的瓢；

二来这“美国武装力量”就算真派出人马来了，也未必就能“挽狂澜于既倒”！两年后的同一个月，这位将军以美步兵第七师师长之身率部冲到鸭绿江边时，就遭到了这支结束了“共军”的迎头痛击，头破血流且落荒而逃。而把他率领的那支“美国武装力量”打得落荒而逃的部队，恰恰就是眼跟前儿这场大决战中的胜利之师……之一部！

那就是来华东野战军的第九纵队——后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

“事后诸葛”亮不亮？——失败者多年后的检点与总结

关于这次国共双方的这次南线大决战，如今早已见诸于祖国大陆的各种史籍典册，而且已经成为了各种影视作品的丰富素材。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不说，也为各路军迷提供了长期的热议话题，可谓经久而不衰！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胜利者方面的记录，以及进出过“共军”的“战犯管理所”、有被“洗脑”之嫌的前国民党军参战将领的回忆。如此，当然也就难免为前朝遗老，后辈“果粉”所垢病——他们都以“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由，顽强地对这些记录表达或表现出了忽视乃至无视之意。

笔者这次就开一新局：用失败一方的“事后诸葛”之论，来这场战事作打总结。

——至于各位读者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由各自见仁见智了。

1984年（民国七十三年），台湾的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编撰了《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其中《华东地区作战·徐蚌会战》对国共双方的此次南线大决战的演进过程也有详陈，也有“经验教训”之总结。

在此，笔者将其“经验教训”部分照录于后，与本书读者们同鉴共赏：

【此次会战，共匪倾其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潼关以东之全力，动员陈、刘二匪所部27个纵队，及土共、民兵等计共约70余万之众，以作孤注一掷。国军于会战直前，为集中兵力，虽曾主动撤守郑、汴、临沂；并自华中调集第十二兵团及第十三绥区，因属适切之指导，惜以华中剿总，误中刘匪豫西佯动奸计，先期诱致第十二兵团西趋南阳，以致延误东进，造成分散，又华中剿总，以当面受匪威胁为由，不欲第十三绥区所属两个军东调，以致逐次到达战场者，共仅六十六个师，总兵力约四十万，虽装备较匪为优，但因连年转战南北，整补多未完成，其中除第十二兵团所属各军较为完整外，其他各军则名实不符，尤以第十二军等重新建立单位，悉皆甫由输卒编成，战力脆弱，故当时参战国军，虽号称七个兵团共二十七个军，与匪二十七个纵队数量相当，但实际战力，却远逊于匪。

反观匪军兵力，不但较我优势，且能全部集中，同时投入战斗，虽蒙重大伤亡，亦能依次其裹胁之伎，随战随补，兵员不虞匮乏，始终保持足额。但国军则否，除因作战消耗，无法补充，兵力逐渐递减外，更须抽调四分之一以上兵力，但任守备，不能机动使用，复因第三绥区有张、何之变，及第一一〇师阵前叛变，影响所及，战力因之大减，故徐蚌会战，国军战力之不足，显为会战失败之主因，益以逐次投入战场，分别为匪孤困，致使优势形势，更为明显。

次在徐州剿总，犹豫旁徨，迟疑下达放弃海州的决心，致第七兵团因须接应掩护，复因未先完成运河渡河准备，终被陈匪截击，困限碾庄，影响所及，从此陷于被动作战，徐州战场，乃为匪所主宰，而使徐蚌会战成为亘古未有之悲惨结局。

吾人综观本会战什得鉴戒之处殊多，惟仅就其中荦荦大者，述之如后。

一、大军作战，首重态势；大军作战，首求“立于不败之地”，庶可“制人而不制于人”。故作战之初，或于作战期间，务宜适时创造或运用有利态势，以开启胜利之门，若态势上稍有不及，即宜尽速调整部署，急谋补救，盖尽“形人”“先胜”之道，方不致陷于不利；凡属恃勇轻进，或墨守成规，无视全局，不辨优劣，不知造势、乘势、用势者，均非所宜。

徐州剿总既以决心以内线作战指导，实施机动攻击，就该及早完成集中，并迫使匪军保持分离，始可各个击破外线之匪。然当会战直前，徐州国军主力（三个兵团），尚一线伸展于陇海路沿线，第六、第八、第十六兵团，却偏处蚌埠、蒙城；而第十二兵团尚远在百十公里以外，星罗棋布，散布于一广漠空间，不仅无以言集中，更非外线作战之态势，实乃伸展五指，各自孤立，予匪得有分别围攻之机会。

设若当时采用杜案，无论“先刘后陈”，或“先陈后刘”，纵然第七兵团仍难逃溃灭命运，然我对某一方面之有利态势，业已形成，则何至有双堆集、陈官庄接蹱而至之厄运，徐州剿总，未重态势，殊为遣憾。

二、为将在以救大局，识大体为主：本会战发起之初，如若徐州、华中两个剿匪总部，能本同一目标，密切协同，灵活运用，适时集中兵团，使华中之一部兵力及早东进，当可予陈（毅）、刘（伯承）二匪以致命打击，惜以华中剿总，初则为刘匪所愚，过于重视辖区豫西之利益，反将黄维兵团，贸然西移南阳，以致会战一经开始，再行东调，为时已晚，不仅无补全局，反而自陷绝境，该兵团如能早期到达徐州，则整个战局，必然完全改观。

又国防部令黄维兵团东调，除该兵团所辖四个军外，并包括第十三绥区所部第二、第十五军，惟华中剿总，以豫西匪势猖獗为由，坚欲第十三绥区两个军，不令同行，甚之，第十二兵团序列内之第八十五军及第四十九师，亦不令与俱，几经申令，始予放行。

第十三绥区所部两个军（第二、第十五）战力坚强，始当时能尾随第十二兵团之后跟进，则黄维兵团之战力，将大为增强，不但沿途匪军，不敢放胆攻击，且有足够能力，摧毁刘匪之抵抗，一旦进抵宿县，与第六兵团完成会师，再合力北进，不仅决无杜部之失，且可集中五个兵团（第二、第六、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与匪决一雄雌，纵使不获全胜，然亦不致如此惨败，殆无疑义。

当黄百韬兵团于碾庄被围后，国防部复电华中剿总，迅调第二军迅速船运浦口，准备沿津浦路北上，会合第六兵团，拼力解黄兵团之围，纵不能挽救黄兵团垂危之命，然亦不致陷于全军覆灭，惜以军令不行，致有此失，良可概也。

曾文正公尝言：“为将者在以救大局，识大体为主”。国军将领，竟无此修养，仅为自身利益，无视全局，坐令逐一溃灭，此岂又属部队作战不力之罪耶？

三、兵贵神速，应动如脱兔：黄维兵团，以十万大军千里驰援，负有积极之任务，自应讲求“后发先至”之行动，方不致陷于匪军“围点打援”之陷阱，惟黄司令官既不遵照上级指示，将重装备之部队，由汉口水运浦口，再沿津浦路北上，以减轻行动负累，且对行军部署，亦有悖常理，所有部队共趋一道，以致兵团纵长达百公里以上。渡河时仅架桥三座，漫不经心，蠕蠕而动，其与匪军狂奔急窜，判若天壤，无怪兵团之行止早已为匪掌握，焉有不入陷阱之理。

反观刘匪于我第十二兵团东进时，除以一部在兵团进路之前，破坏交通，设置重重阻绝外，并以一个纵队在其侧后跟踪并进，迄十一月十八日，黄维兵团进抵蒙城，该匪以力有未逮，只得隐伏监视，俟该兵团进至浍河以北，则夺取蒙城，切断补给线，利用有利地形，予以困陷，是时（十一月二十三日），蚌埠第六兵团已进至西寺坡，而第十二兵团亦有东移迹象，刘匪唯恐国军会合，乃积极向东迂回，一夜之间，不仅切断第十二兵团东向通路，且已完成包围之势，其在时、空、力与地阵之配合运用，颇为允当，而其行动之快速，尤属惊人。仅此快速之机动，从而改变整个态势，成败之局由是而定。

是故，兵贵神速，切戒蜗牛爬行，尤应动若脱兔，依快速之运动，产生连锁之奇袭效应，进而开创最佳之歼敌态势，实为吾人必须遵行之铁则也。

四、剿匪作战，最重防谍保密：国军对防谍保密，素少重视，尤当勘乱时期，政工制度改充数为新闻处后，我战列部队之精神武装，既无形解体，军队一旦失去灵魂，组织随之瓦解，由是匪谋乃得大量渗入国军各阶层，从事各项颠覆、破坏、情报等活动，而我各野战部队，由于缺 乏周密之保护措施，使国军计划、行动，渲泄无余，且部分投机分子，每尝军事情况紧急，鞭长莫及之际，在潜伏匪谍之诱迫下，变节叛变，毫无顾忌，仅覆掌之间，匪我战力之消长，优劣易势，对其作战之影响，莫此为甚。本会战之初，第三绥区副司令张克侠及何基沣二逆，公然胁迫所部叛降，防地因而大乱，防守徐北之两个军，旋告瓦解，北侧门户，由是洞开，陈匪乃得直搏徐州东部，使徐州岌岌可危，其对尔后东进解围作战，更增无限困阻。否则，第十三兵团何至过早自运河西岸西移，而第七兵团又何至陷入孤困之局。追本求源，皆因防谍肃奸之不周不严，而导致张、何之变，造成连锁性之恶果。

又通信保密，一般尚能遵守；惟高级将领，则向少重视。每当通话，鲜少使用密语，如黄维司令官于双堆集准备突围前，竟以明语电告其妻，为匪侦悉，而先该兵团发起猛攻，致突围行动，无法实施。又杜部十一月三十日夜，由徐州开始向西南转进，而匪部于是日午后，即由宿县以北，倾巢西进，若非泄密，何以如此巧合，此皆国军保防不严之明证。

五、唯有采取积极之精神，才是达成防守目的之不二法门：本会战中，无论第七、第十二兵团及杜部，分别被困于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究其本意，自始原皆具有积极之企图，除碾庄之黄兵团，曾奉命固守待援外，其余均非自甘固守自愿挨打。但其对兵力之运用与作战指导，居然悉数赋与固定之防守责任区，未能控制足以左右战局之机动部队，所有出击、突围，全赖各地区（军或兵团）自力完成，使上级指挥官毫无弹性运用之余地，此种严重错失，无怪一旦被围，即无力打破现状，以开创新局。

吾人似宜体系，控制一支强大之预备队，其较周密而坚强之防守，更具价值，它不仅可使防者保持最大之弹性，尤可为上级指挥官贯彻其作战意志，而此一预备队之兵力愈大，机动性愈强，则其产生之影响，愈具有决定性之效果。因此，在消极的防御中，仍应抱有积极之精神，也唯有积极之精神，才能保证防御之成功。

六、正面攻击，应形成重点，开辟缺口为主：攻击时必须形成重点，乃众所周知之事，而重点之形成，通常赖兵力、火力与正面三者相互配合而成。但在第二、第十三兵团东进解围作战时，两者正面当面地形较为险阻，故重点并不显着，最后仍演成平堆式攻击，自难获得突破性之发展。

以当时匪情言，国军虽倾五个军（第十二军实仅一个师）之兵力，仅并非优势，尤以南侧匪军较我为强，欲图迂回突进，实所不许，与其必须正面攻击，第二兵团何不集中兵力、火力于第五军狭小正面，而第十三兵团亦置主攻于铁路线北侧，拼力打开缺口，继以战车团行战果扩张，向碾庄挺进，而以摩托化步兵跟进支援，战术空军行纵队掩护，则匪之防御必然瓦解，而与碾庄第七兵团会师目的，自当有达成之机会。

反观匪之攻击，无不集中攻我一点，使我之据点逐一沦失，防地日危，最后归于溃灭，而国军攻击部署，未能贯注全力于所望之点，以开辟缺口，妄图作全正面齐头并进，殊有不当。

七、重视天候地形之研究与准备：小部队作战，对地区内天候、地形之侦测与蒐集，不可稍有疏忽；而大军作战，则对预想战场之兵要资料与地区研究，尤须充实精到，凡一切足以影响军事行动之限制因素，早应妥谋对策，预作肆应或克服之道，俾免自陷于不利。本会战中，第七兵团奉命西移，对渡过运河所需桥梁舟具，未尽妥善处置与准备，而徐州剿总，亦未主动分配所需之工兵支援，以致大军与难民，争相蝟集运河桥梁，拥塞不通，遭匪袭击，即呈紊乱状况，影响西行速度，使匪得有充裕时间，蜂涌南下，完成合围，洵属憾事。

八、妥善处置难民，以免为匪所每乘：难民乃无组织之群众，扶老携幼，盲目趋附，且以随军愈近愈为安全，故其对军事行动之妨碍，实有甚于敌之来犯，盖大敌当前，基于民胞物与之心理，纵有铁甲利兵，亦不忍阻遏或摧残难民浪潮。二次大战初期，法兰西之增援部队，在迎面涌来之难民冲击下，不仅无法挺进应战，甚且有反被难民潮冲散之先例。对匪作战，难民之危害，较此更甚，因奸匪长于冒充混进，故意造谣滋事，透迫真为逃命之善良百姓为其利用，困扰国军。而国军必须卫民爱民，因碍于民命，无法作严厉之处断，于运河桥梁与难民争道，迟滞难行；杜部于向永城转进，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陈匪获得较充裕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即为最显着之例证。

故对难民问题唯有事前妥善准备，善加引导管制，使与军队隔离，另途行进，则奸匪诡计即难得逞。此一教训，殊值吾人鉴戒。】

笔者看法，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看起来很周详，个个有理——其实其中很多内容在战前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已经讨论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也头头是道，但是，为什么就贯彻不下去呢？这些措施有没有可能是下错了药而并不对症呢？这些“个个有理，头头是道”，是不是还有言外之缘由，不便、不愿或不敢言及呢？

比如，在这个“经验教训”的最后一条中，“无组织之群众之盲目趋附”，成了“国军”行动之累赘，可为什么在对手那边，却是民多于兵，“一兵三民”乃至“一兵五民”同行、携行或追行呢？这些推着小车、扛着挑子、抬着担架的“夫子”们，没有当兵的押着看着却也没一哄而散，反而成就了战争史上罕有之奇景壮观呢！这种迥然相异的场景，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由呢？

还有，既然是“经验教训”的总结，那么为什么没有包括统帅部和最高统帅？

……

这些问题，就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思考了。

《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还归纳出了作战双方的优缺点：

一、优点

㈠匪军

1.无论兵力与民力，确已做到彻底之集中。

2.自始以绝对优势，贯穿全程。

3.指挥统一，协调密切，运用灵活。

4.行动迅速，善于捕捉战机，始终主宰战场。

5.妙用“阻援打点”，逐次歼灭国军有生力量。

6.命令贯彻，各级求胜意志坚强。

7.补充迅速，永保其充沛战力不坠。

8.锐意于包围敌人。

9.善于利用村落及一切可资利用之地形，构成纵深坚固阵地，以达成其阻截之目的。

10.对俘获及叛降之国军官兵与装备，处理迅速，能立即转化为其所用。

11.战场经营，准备周到。

12.能利用广大民众情报网，配合其侦搜作业，而构成其灵活之情报体系，故能洞烛无遗，制敌机先。

13.能有力运用大量民力，迅速完成困陷工事，确收孤困之效。

14.善于阴谋策反，渗透离间。

15.逐次集中兵力火力，攻我一点，依次蚕食，压缩包围圈。

16.定期更换突击部队，永保新锐战力。

17.政治作战，确实支援其军事作战。

㈡国军

1.大部分将领，尚能忠贞不二，至死不屈。

2.官兵战技优越，服从命令，奋战不懈。

3.有空军支援。

4.能由空中获得补给。

5.通信部队，人员器材充实，能维持通信联络至最后一分钟。

6.能利用空运，后送伤患。

7.勤务支援部队，多能于万般艰困状况下，勉力完成支援使命。

6.战场民众多心向政府，每当国军撤离，无不舍命追随。

二、缺点

㈠匪军

1.无视民命，动辙以人海投入火海，徒增重大伤亡。

2.战技生疏，尤乏近战能力。

3.畏惧空中攻击。

㈡国军

1.兵力配置分散，基本态势不利。

2.对逐次到达战场之兵力，未能锐意于会师指导。

3.计划消耗，决心迟疑，坐失珍贵时间之利益。

4.部队多属新编，一般未遑整补，战力残缺，可战之师为数有限。

5.将领多为自保，无视全局之安危。

6.各级部队，过于依赖援军，空军支援及空投补给，缺乏独立作战之决心与必胜之信念。

7.忽视战地地形因素，且不知未雨绸缪，预作因应之处置。

8.部队机动过于依赖主要公路，以致拥塞难行。

9.对随部队行动之难民，不知预作处理，以致军民混杂，影响机动。

10.各级指挥官多不能因应状况之发展，作断然之处置，只知苦守待援，企图消极。

11.战车部队未能集中使用，徒然分割战斗协同，致难生决定性战果。

12.防谍保密徒具虚文。

13.无线电及有线电遥控通信，一般高级将领，多未使用密语，致为匪截获，用以制我。

14.对补给作业鲜少重视。

15.情报不灵如痴如聋。

16.对干部考核，防范不周，使叛逆毫无顾忌，变生肘腋，动摇全局。

17.空军兵力分散，未作统一、集中、机动运用。

18.陆军电台，多未使用于第一线，致未能充分发挥陆、空直接协同之效。

19.战斗部队与勤务支援部队间，平时缺少联系，致战时协同不易。

这些优缺点归纳得是否靠谱，笔者不予置评，仍然将判读和解答的作业交给读者。

【双石，察网专栏学者，新华文轩出版传媒集团编辑、计算机高级工程师，着名军/战史研究专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双石茶社”，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