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古往今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无数志士仁人和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钱学森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就是这个爱国主义英雄群体中新的一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光辉榜样和优秀典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对的重大斗争不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都有，任何一条战线都不能轻视，都必须敢于和善于斗争。我们要赢得这些斗争的胜利，最关键的是必须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只有坚持和加强了党对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赢得各条战线上斗争的胜利才有根本的保证，才能避免出现大问题，即使出点问题也容易解决。我们党几十年斗争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政策使占边区人口最大的贫雇农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农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资，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着名的贫穷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饥饿无粮，眼巴巴等待着树叶充饥。老百姓把杨树叶叫“杨大人放账”，抗战前为争杨树叶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见现象。往年，人民赶集总是带着糖菜饼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战结束前带的是黄米干粮，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两小匹布还多了。美军观察组陆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厢集上看见农民拿着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买很多东西回家，他惊叹不止，赶紧拍照留念。也正因为中共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动员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抗战，也就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代们：我们党怎样把一个没饭吃的放牛娃培养成一个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我要告诉他们上甘岭精神是怎样凝结的，中国军人的铁骨忠魂是怎样炼成的。告诉我们的二代、三代要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永远发扬上甘岭精神，为我们的祖国更强大、人民更幸福而努力工作、奉献担当。

张麻子在《让子弹飞》中，已经做到了极致，能够绝境中唤起民众，斩杀假黄四郎，攻下碉楼，平分财富。已经是神来之笔的奇迹了。他真的做到了“团结大多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哪怕是那些心怀不轨的投机者，他都争取过来了，什么反骨仔老三，什么师爷，什么花姐，什么打麻将的乡绅，穷的只剩下一条裤子的民众，一群鹅，甚至还有武举人这样落后的旧势力，都和他站到了一起，赢得了那场胜利，姑且叫做“胜利”吧。我们不能要求更多，因为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历史是曲折螺旋前进的，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民众固然没有办法成长那么快，但经过这一场“战争”，各方都会得到学习，明白历史的规律和真相，把张麻子的旗子竖起来，把“公平、公平、公平”放在嘴上，鹅城才会真正地进步。

毛泽东说，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毛泽东访苏回国后，肖劲光又当面请示了他。毛泽东问：“你们搞了多少人？”“大约900人。”肖劲光答道。毛泽东说：人不多嘛。海军是个决策单位，应该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你们写报告，我们来批钱。1950年4月14日，海军借用协和医院礼堂召开了海军机关成立大会。从此，一个新军种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家族中诞生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辽阔的海疆，中国人民有海无防，倍受帝国主义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公款吃喝之风的盛衰历程雄辩地证明，从严治党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口号中，也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布署动员和集中整治。因为任何不正之风都不是一、二天形成的，都有形成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基础，一旦形成就不可能靠一、二次单纯的整治刹住。所以，当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告诫，首先是不能让各种腐败之风在党内形成，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不行，这就要求我党必须长期坚持和发扬勇于开展自我革命的斗争精神，及时发现并清除党的肌体中产生的腐败病灶，这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保证，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来反复强调要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原因。

包括原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和第六十军起义投诚人员在内的不少前辈，他们因亲身经历而真切感知了邪恶和正义、耻辱与荣光，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正义的伟大政策下解放成人，成为新中国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和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建设者。什么是人类的先进文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个人间奇迹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地看，概而言之，政权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的思想，始于谭嗣同的《仁学》；其中疾呼“冲决一切罗网”，即“旧仁学主义”赖以存立的纲常名教，中经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和启蒙者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完成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旧仁道主义”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等，尽管理想高远，但始终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却被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人生的目标能够砥砺强大的心灵，磨炼坚强的意志。周恩来前往日本、法国学习考察，如饥似渴地探求各种新知识新思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激发出改造社会的行动自觉，勇担使命，鞠躬尽瘁，在自己的人生考卷上写上了精彩圆满的答案。面对人生道路的种种境遇，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从早年周恩来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不懈求索的心路历程。

《资本论》是煌煌巨着，《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宣言，但你不能拿着几百年前圣贤的一些字词片段做文章，那叫断章取义，凭什么你就可以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难不成伟大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让14亿人口安居乐业，让大家有饭吃，让几亿人脱贫，让边远山区都有了道路、桥梁、通信不是社会主义；你们打砸烧、上房揭瓦、伤害普通人、危及公共安全，反而成了“社会主义”？

如今中加两方在对白求恩的描述上有一点趋于接近，就是：都比较突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让一些加拿大朋友感到缺憾。比如，加拿大白求恩反法西斯研究会前任会长、心理学教授大卫•莱斯布里奇（David Lethbridge）就强调：几十年来，人们处于利益的考量，试图把白求恩塑造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医生，这样做，就矮化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身份，我们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原貌，才不会愧对白求恩的初心。我认为他的提醒很是振聋发聩。

孙立人杀俘的故事，除了始作俑者《大国之魂》的杜撰，以及后来一些媒体自媒体的添枝加叶以讹传讹，找不到丝毫的出处，也不可能找到出处。这个故事编的太离谱，超级离谱了，是一个稍有军事历史常识的人都不该去相信的。如果有人说他百米跑了10秒，你在对其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相信他的话情有可原，可他要是说他百米跑了3秒你仍然相信，那就不仅仅是他的脑袋有问题，说明你的脑袋也有问题了。

白求恩的世界观和后来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及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非一时冲动，亦非欧美人所讽喻的所谓英雄主义情结，而是他的终生信仰所致，是他血脉里的成长经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激励的结果。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英雄黄继光和他的战友们，在共和国黎明的曙光中跨过鸭绿江，在人生最美的花季里鏖战朝鲜战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静好，让中朝友谊之花弥漫无尽的芳香。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战争年代，英雄是勇于牺牲血洒疆场，和平时期，英雄是负重前行让人民享受更幸福时光。

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便是首先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寻找“新路”的唯一正确方法。寻找出路和新路，不能靠书斋里的争论和辩论，因为这需要实践。而在现代中国，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实践，首先是指暴力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新路”和“出路”，也是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