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的中国，就能无敌于天下

鸦片战争以来，孙中山才是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关于“西风东渐”问题，孙中山批评道：

【近来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所以欧洲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说是争自由，中国人也说要争自由，欧洲从前争平等，中国人也照样争平等，但是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都是西方一手造成的，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三大致命祸患：

【我们民族是受什么祸害呢？所受的祸害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列强来的。所受的祸害，详细地说，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这三件外来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民族处于现在的地位，是很危险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折扣、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三，出入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种灭而后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州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此危机，原因到底在哪？

是清政府太专制吗？说清朝的制度与文化落后，说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那都是“西方中心论”与“殖民文化心态”的思维定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没有“专制”的文化土壤：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在孙中山看来，恰恰相反，在“专制”问题上，中国比欧洲好得多：

【中国自秦以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当时人民对于皇帝的怨恨还是少的。

但是欧洲的专制就和中国的不同。欧洲由罗马亡后到两三百年以前，君主的专制是很进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厉害的，人民是很难忍受的。当时人民受那种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极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这三种不自由，……（爪哇）归荷兰的政府管理之后，无论是中国的商人，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轮船一抵岸，便有荷兰的巡警来查问，便把中国人引到一间小房子，关在那个里头，脱开衣服，同医生从头到脚都验过，还要打指模、量身体，方才放出，准他们登岸。登岸之后，就是住在什么地方，也要报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便要领路照。到了夜晚九时以后，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领一张夜照，并且要携手灯，这就是华侨在爪哇所受荷兰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动不自由。……由此人民都很难忍受，欧洲人民当时受那种种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所以一听到说有人提倡争自由，大家便欢迎，便去附和。这就是欧洲革命思潮的起源。（《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难道，是因为中国社会不平等吗？孙中山认为：非也！恰恰相反，欧洲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要比中国厉害得多！

【因为中国政治的进步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两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坏处，才发生平等的思想。……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是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的好处是只有皇帝是世袭，……至于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国古时都是可以改换的。……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厉害。（《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推翻清朝呢？

孙中山指出：中国人民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自由；在古代，这是“万民天放”；而今，则是“一片散沙”。

【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两种批评实在是互相矛盾。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很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反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按照孙中山的分析，清朝的主要问题并非“专制”，而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其组织领导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国家的资源不能转化为“综合国力”，无力对抗西方，才使中国坠入深渊。

孙中山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将一片散沙的人民凝聚起来：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外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国人常叹，清朝GDP世界第一，却败给了英国，甚至败给了日本。原因何在？如前所述，除了急需富国强兵之外，就组织而言，清朝的体制属于传统的“太平模式”，不胜任于西方式的“丛林模式”，所以必须转型。所谓转型，按照罗素、托尔斯泰的说法，中国要用两千多年前的“诸夏战国”的模式，来应对“全球战国”的现代世界。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第30页）】

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皆由“部落血缘”变为“国族地缘”，在持续千年的内外征战中，不断提升组织力与动员力，由此形成的所谓“契约社会、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战斗序列”，即所谓“军国体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

【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重新组织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战。（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3页）】

西方列强是依靠军国主义（一种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战争机制），以国家的综合实力，实施对外侵略的。落后国家，只有建立起举国体制，才能应对这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

孙中山认为，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把全国百姓团结起来，从而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以全民族的力量，抵抗一切来犯之敌。

【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那一国，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来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又说，必须以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实业，才能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

【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中国）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业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象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人工人都有工作。（《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孙中山还宣称：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早在19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主张，一个国家在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时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有意识、有目的地予以推进。[8]1912年8月13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说:

【“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对此，孙中山充满信心：

【用亚洲人和欧洲人比，从前以为世界上有聪明才智的只有白人，无论什么事都被白人垄断。我们亚洲人因为一时无法可以得到他们的长处，怎样把国家变成富强？所以对于国家富强的心思，不但中国人失望，就是亚洲各民族的人失望。……当欧战停止之后，列强在华赛尔讨论世界和平，日本的国际地位列在五大强国之一。提起关于亚洲的事情，列强都是听日本主持，惟日本马首是瞻。……从前以为欧洲人能够做的事，我们不能够做。现在日本人能够学欧洲，便知我们能够学日本。我们可以学到像日本，也可知将来可以学到像欧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但是，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巨大压力的全民组织制度，难度极大。

组织问题，就是当今的热门话题：“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倾向于扬弃权力与强制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缺少组织力与动员力，往往不胜任于大型战争，尤其不适合于近现代的“全球战国”环境。在传统时代，打仗似乎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与地方及百姓无关。

所以，孙中山提出“转型”：建立具有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的“举国体制”。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孙中山思想的实践者、孙中山理想的实现者。“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大地一直四分五裂，内乱不已，外患不止。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口，国人觉醒，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携手共赴国难。

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较之中国，日本在军事、经济和国际环境上，均占有绝对优势。

毛泽东承认，作为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日本，的确是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大国，而中国则积弱积贫。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日军并不可怕，只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必须抛弃单纯的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

早在1936年12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毛泽东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春秋时期，各国都基本沿袭西周以来的这种“耕战结合”的“举国体制”：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大司徒》）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族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周礼·小司徒》）】

在《管子》中有几乎与此一致的记载，证实了春秋时期，全国各级组织既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也是军事组织。全体百姓平时守望相助，农忙时共同劳动生产，农闲时共同军事训练；战时，这个生产军训的组织，按比例从各家抽男丁入伍，转变为相应的战斗队。《诗经·秦风·无衣》描述了一种特别的战友情谊：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春秋时期的军事组织，都是由亲情加友情结成的战斗队。基层组织的官兵们，基本是自小一起长大的，很可能相互间都是亲戚。这样的战斗队，无疑是充满战斗力的；反之，一旦民怨沸腾，其反叛力量同样极其强大。因此，弱国对抗强国，人和就是生命线了。作为政府，只有取信于民，建立起举国同心、上下同欲的环境，才能考虑如何作战的问题。故《孙子兵法》云：

【“一曰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一致），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毛泽东十分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与国民党军以大兵团作战为主的打法不同，共产党采用了另一种作战模式。

1937年11月12日，根据战局，毛泽东分析认为：

【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主要任务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百姓实行敌后游击战。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评价游击战道：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论持久战》）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那里（东北三省）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八路军、新四军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不断将敌占区转变为游击区，进而转化成我方的根据地，积小胜为大胜，以赢得最后胜利：

【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所谓的“游击战”，是一种以举国之力对付强敌的“全民皆兵”的战争模式。他是要把每一个根据地，乃至于游击区，都发展成为融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抗日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政治目标一致的经济、军事单元。

毛泽东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他希望：

【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组织起来》）】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告诉我们，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如何把群众紧密地组织起来：

【“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

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围绕到敌人后方去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毛泽东就明确要求：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1945年底，毛泽东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治理模式。其十条方针中，第三至九条分别为：练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军队、民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减租（农民减租减息、工人增加工资）、生产（组织生产劳动）、财政（精兵简政，节约开支）、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加强军民关系）、救济（组织群众互助，救济困难群众）、爱护本地干部（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模式，整个根据地的军民，逐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骨干成员，纷纷成为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实践者：

【1937年至1947年，11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270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毋庸置疑，二百余万新党员，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根据地的百姓，他们可能依然是农民。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建在乡村，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战时期的一致对外，解放战争的土地革命自然而然地转变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主张，进而爆发出无可比拟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中的事实一再证明，自称孙中山先生衣钵传人的国民党，没有认真落实“三民主义”。在国统区，国民党也推行了保甲制度，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1932年8月，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事实上，国民党的力量始终悬浮在县衙之上，基本没能进入到乡村。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承认：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和清政府一样，国民党在中国基层的影响力十分薄弱，因此，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机关撤离的地区，便成为孙中山所指的“一片散沙”的政治真空地带。陈诚责怪“民众知识程度太低”、“不肯犯难当国殇”的态度，可能是国民党高层的主流认识，而这种思想正是造就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蒋介石采取德式精英体制，在效法德国的同时，却忽略了彼方“总体战”的架构。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丝毫没有否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战绩；重要的是，抗日战争证明，国民党政权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来应对西方设定的丛林法则。

毛泽东坚信：

【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组织起来》）】

无数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的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将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遍及各个角落的“民众团体”，使得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起强大的动员力。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思想是正确的。

据统计，从抗战截至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超过1.25万公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的治安战》记载“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一个个游击战故事，其智慧令人叹为观止。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武工队、儿童团、妇救会，这些组织使敌占区的每个村庄都是日军的前线，敌人除了龟缩于城市和炮楼，无处藏身。日军守无可守，不逃即亡，敌占区就变成了我方的根据地。

1945年4月，毛泽东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两个中国之命运》）。日本投降时，共产党已拥有百万大军和数量庞大的民兵武装，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过亿的根据地。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从日寇手中收复了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一亿同胞。这一数据，足以让我们想象“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全民皆兵的壮观场面，体会出毛泽东创造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内涵。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动员力——全民皆兵的模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比如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为80万人，共产党军为60万人。看起来是共军以少胜多，事实上，共产党军队的背后，还有40万民兵和超过500万人的支前民工。国民党军多位将领，被民兵俘虏。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参战人员是整个根据地，而国民党的参战者仅仅是尔虞我诈、一片散沙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为特征的现代中国的战争机制，草创于国民革命与苏区暴动，展开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而后在朝鲜战争的国际舞台上再次被成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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